一 父母之命
　　 父亲和母亲最初的结合有爱情吗？绝对没有！
　　 父亲母亲虽在同一个村子居住，但父亲在村西头的第三生产队，母亲在村东头的第一生产队，所以他们从小就没什么交集。
　　 父亲常说起曾喜欢同是村西头第六生产队的一个女孩，那女孩对他也有意思，只是两人年纪尚小，都没敢对彼此表白。而母亲，也和同生产队的小队长互生情愫，可家里大人不松口，谁也不敢把这份心思说出口。
　　 父亲和母亲真正的结合，源于一场牌局。他们还未成年时候的农闲，村里的人没什么娱乐项目，村里人经常会聚在一起耍牌——一种条子牌，和麻将几乎一样，就是少了东南西北风。
　　 “老王大哥，你家姑娘也该找婆家了吧？听说她和你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好上了，你会把女儿嫁给那小队长吗？”牌桌上，一位多嘴的妇人问正在打牌的姥爷。
　　 “我闺女是生产队的能手，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我嫁闺女的条件不高，小伙子聪明点、家里条件好点，再拿四百三十块钱彩礼就行。”姥爷叼着烟锅杆，闷声闷气地说道。
　　 “什么？四百三？现在村里的彩礼也就一百五六十块，你这彩礼钱，够娶三个媳妇了！”有人惊呼道。
　　 “没人给得起才好，我正好留她在家里干活。凭我闺女的条件，还怕嫁不出去？”姥爷磕掉烟锅里的烟灰，不屑地说道。
　　 “老王，你说的是真的？”奶奶也抽着烟，嘴里叼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问道。爷爷是奶奶带着父亲兄妹四人再嫁的，成分不好；而姥爷是村里第一位老党员，也是建国后村里的第一任书记，虽说近几年因身体原因退了下来，但成分好、威望高，所以奶奶一直想和姥爷结亲。
　　 “你见过哪个共产党员说假话？”姥爷没有正面回答，盯着手里的小白牌随口说道。
　　 “那好，这门亲事我定了！”奶奶语气铿锵有力。
　　 在场的人都吃惊地看着奶奶，眼里满是难以置信。奶奶家有三个儿子，大爷已经成家，三伯还在上小学，够订婚年龄的只有父亲。父亲在村里名声很响，长得精神，又勤快能干、胆子大，要说找媳妇，就算不给彩礼，村里也有姑娘愿意跟着他。奶奶为何要花这么高的彩礼给父亲娶媳妇？众人不解，姥爷心里也犯嘀咕：这女人到底怎么了？他在牌桌上说这话，本是想让第一生产队的小队长听到——想娶他女儿，不出血是不可能的，即便两人正在处对象，彩礼也雷打不动。姥爷也清楚，自己说的彩礼确实太高，原本想着等媒人上门后还有商量的余地，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还真有人愿意掏这么多钱娶他女儿。姥爷之前见过父亲，知道这孩子在村里算得上出类拔萃，奶奶肯花这么高的彩礼，难道这小伙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可能啊！他们弟兄三人，还有奶奶一家人虽然成分不好，都不是那种窝囊废，绝非一百棒子打不出一个响屁的性子。
　　 “好，那就这么定了！”姥爷思虑再三，冲着奶奶家的家境，也冲着父亲的勤劳能干，觉得这门亲事，值！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的亲事，被姥爷和奶奶在牌桌上敲定了。用父亲的话说，买卖东西都没这么痛快。
　　 这门亲事之所以定得这么快，还源于一个残酷的现实，父亲从小就没了父亲——我的亲爷爷，在父亲五岁那年的冬天，背着三十斤莜面步行回口里看望父母，回来后不知得了什么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奶奶带着父亲弟兄三人还有姑姑，又嫁给了我后来的爷爷，而后爷爷在家基本不管事，所以父亲的婚事，自然由奶奶说了算。当然，这份残酷也属于母亲——母亲从小就没了母亲，也就是我的亲姥姥。姥姥在母亲五岁那年，得了地方病——克山病，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时候条件实在艰苦，母亲的妹妹在姥姥去世后不久，也夭折了。后来，姥爷举家搬到大营子，又娶了我的后姥姥，后姥姥对母亲十分不好，所以后姥姥也巴不得母亲早点出嫁，换一笔彩礼钱。因此，姥爷根本没和后姥姥商量，独断专行就定下了母亲的婚事。
　　 这一年，父亲十六虚岁，母亲十五虚岁。
　　 那个冬季，奶奶四处张罗凑钱，赶在春节前，把姥爷要的四百三十块钱彩礼托媒人送到姥爷手中，还和姥爷商量着让母亲早点过门。
　　 春节过后，严寒未去，整个世界依旧冰天雪地。一个大雪飘飞的早晨，姥爷让母亲收拾收拾，说大娘一会儿就来接她。母亲含着泪拒绝，她不愿意嫁给一个毫无感情、甚至素不熟悉的男人。可姥爷向来是一言九鼎的大家长，他说的话不容反驳，对着母亲怒骂，逼她必须去婆家。
　　 母亲穿着单薄的衣衫，没等大娘来接，挎着一个小布包，自己一个人走到了父亲家，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母亲被姥爷卖给了父亲家。
　　 一九六四年初春，父亲刚过十五周岁生日（父亲生于一九四八年腊月）不久，母亲大概十四周岁半——姥姥去世得早，姥爷那时候忙着大队的事，经常奔波在外，没人记得母亲确切的生日，只大致记得是一九四九年秋天。两个还未成年的人，在父母的包办下，还不懂爱情为何物，就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家。
　　
　　 二 责任与感激
　　 姥爷把母亲打骂到奶奶家后，自己家里却没了得力的劳动力。姥爷之所以不再担任大队书记，就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气管炎、哮喘病十分严重，尤其是冬天，出门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田里的活根本干不了。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妹妹、六个弟弟，她一走，生产队的工分就没人挣了，到了秋天，姥爷家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分到的粮食连冬天都熬不过去。迫于无奈，姥爷又去找父亲和母亲，商量一家人该如何生活。
　　 第二年开春后，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只好又回到姥爷家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干活，晚上依旧和父亲住在奶奶家的院子里，吃住都在奶奶家。
　　 那时候大家都在生产队干活，父亲家和姥爷家不在同一个生产队，父亲根本没法直接帮姥爷家的忙。倒是母亲之前在家开的那片小片荒，一直由父亲打理，收获的粮食，父亲全都送到了姥爷家，帮姥爷家勉强维持住了日子。那一年，姥爷家的口粮，全是父亲帮忙想办法解决的。
　　 父亲的脾气不好，向来是能动手绝不吵嘴，而且手劲极大，村里的年轻人没人能打得过他。但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对母亲动过一根手指头。不过，父亲和母亲这辈子，吵架却是家常便饭，常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来，大多时候都是母亲在指责，父亲则当作没听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母亲自己说，在哥哥出生之前，她常常想过和父亲分开。每天面对着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日子过得实在煎熬。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五年后，母亲怀孕了。一九六九年冬天，母亲挺着大肚子，裹着一件大皮袄遮住孕肚，和父亲一起去公社领了结婚证。一九七零年正月，哥哥出生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终于有了维系感情的纽带。
　　 但母亲总说，这个家能撑到现在，全是因为我。
　　 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过，我四岁才会走路，六岁才不穿开裆裤，身体弱得厉害。一九七九年，我八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已经有人开始做些小生意了。那年，母亲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发小，早年嫁去了白旗，回来后找母亲，想和她一起做生意。母亲也动了心，她说，这么多年，既要照顾姥爷家一家老弱病残，又要顾及奶奶家“四类分子”的成分，和父亲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她累了，觉得这日子没什么盼头。父亲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或许就算母亲提出离婚，他也不会反对。可就在母亲犹豫不决的时候，她看到我跟在她身后，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掉下来，眼神里满是殷切的期盼，生怕她走了就再也不回来。母亲的心一下子碎了，她说，那一刻，爱情、自由，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了，她不能走。她要是走了，大儿子像猴子一样皮实，怎么都能长大，可二儿子身子弱，她怕自己再次回来，就见不到我了。就这样，母亲痛定思痛，拒绝了发小的提议，留在了这个家。
　　 当然，自从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后，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别的男人或女人发生过矛盾——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父亲和母亲都是本分人，他们在一起生活，从来不是因为爱情，只是凭着一份责任：夫妻间对孩子的责任，还有对姥爷家、奶奶家两个大家庭的责任。
　　 就是这份责任，支撑着他们一路走下来。
　　 我的亲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再婚后，我们也叫后爷爷为爷爷。这位爷爷对父亲弟兄几个很好，待他们就像亲儿子一样，还帮着父亲弟兄三人都成了家。只是，爷爷的成分不好，从父亲记事起，各种社会运动就接踵而至——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父亲一家人常年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直到母亲嫁过来之后，情况才好了很多，母亲还通过自己的关系，让爷爷少受了不少罪。这些事，对母亲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家庭成员该做的，但对父亲而言，心里应该是怀着感激的。我长大后，常常听到他们聊起这些难以忘却的往事。
　　 母亲的亲妈也走得早，姥爷再婚后，母亲的继母对她并不好，常常责骂她，尤其是人民公社大食堂那几年，更是对她不管不顾。母亲一共有十个姐弟，其中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是她继母带来的，这两个舅舅、姨姨的婚事，不用母亲操心。剩下的六个弟弟、一个妹妹，其中五个弟弟的成家立业，都是母亲帮忙张罗的，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父亲的帮忙。所以，母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总是念叨着父亲的好处。
　　 因为母亲的到来，父亲一家人终于能昂起头做人做事了。后来，大爷和三叔还相继当了生产队的队长。当然，以父亲的暴脾气，是不可能管好一个生产队的。
　　 两个人，牵扯出两个大家庭。父亲和母亲一边顾着我们这个小家，为我们兄妹三人的成长同心协力，生怕我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或许，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懂事以后，就没有完整地享受过父爱和母爱的缘故吧。另一边，他们还要为两个大家庭操心费力。也许，就是这三个家庭的琐碎日常，让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在潜移默化中一点点深厚起来。
　　 父亲力气大，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到冬季，就去油坊干活。过去村里的老油坊没有机器，都是把胡麻炒熟、磨成粉，蒸熟后用麻布包好，再用木板固定，上下夹上木板，最后用大锤砸下去，一点点把麻油挤出来。父亲，就是那个抡大锤的人。那时候，母亲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带领一群妇女往地里担粪。她总是干得最快，然后挤出时间回家，给父亲做蒸莜面鱼子蒸鸡蛋羹。一同在油坊干活的人，回到家大多是用水泡一碗冷莜面傀儡，以至于好几个人都落下了病根，而父亲，却因为母亲的细心照料，没有因为干重体力活落下毛病。
　　 父亲很顾家。在生产队的时候，冬天他在油坊干活；刚收完秋、油坊还没开工的时候，他就带着生产队的人，去千里之外草原深处的额吉淖尔湖拉咸盐，一走就是半个多月。那时候的草原，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有时候因为手续不全，还要往返几百里地去市里办手续。额吉淖尔湖又称母亲湖，盛产优质青盐，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最大的天然盐湖，在当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时候的人们，常常要长途跋涉去那里拉盐维持生计。包产到户之后，锄完地等着庄稼成熟的间隙，父亲还会和几个村里人去草原上采蘑菇卖钱；即便到了严冬，他也会去乡政府揽下公路山梁上铲雪的活——那是最苦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活。
　　 母亲也很顾家，只是她顾的，是好几个家。有时候我常常想，母亲的继母实在糊涂，几个舅舅渐渐长大，他们的棉衣棉裤，全是母亲去姥爷家帮忙做的。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女人们有的聚在一起聊天，有的组局耍牌，只有母亲，在家纳着一双双大鞋底，给舅舅们做鞋——夏天做单鞋，冬天做棉鞋，常常是我们都睡熟了，母亲还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直到几个舅舅都成了家，母亲教会了舅妈们做针线活，才终于轻松了一些。
　　 母亲和奶奶相处得亲如母女，偶尔也会争吵，但奶奶想吃什么，总会去我家找母亲做；要是奶奶做了稀罕吃的，或者别人送了稀罕物，也总会给母亲送来。至于父亲，姥爷一家人从来不说他的不好，几个舅舅有时候会念叨母亲脾气急，却从来没说过父亲一句坏话。只是，这两个在同龄人中都算得上聪明能干的人，却总是意见不合，常常因为各执己见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觉得，彼此不是自己的良人，这一点，在他们的争吵中，表露无遗。
　　
　　 三 相爱相杀一辈子
　　 我小时候，常常被父亲母亲的争吵吓哭，后来，哪怕母亲只是高声说一句话，都会让我吓一跳。再后来，父亲和母亲在我面前，就很少吵架了。也正因如此，我后来成家后，从来不和妻子吵架，总觉得“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夫妻间的争吵打闹，最伤感情。
　　 我中专毕业后，就去了市里，第二年，父亲和母亲也跟着我搬到了市里，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外出打工，就把女儿留给父亲母亲照看。
　　 到了市里，父亲就在街上钓鱼，偶尔也干些零活；母亲在家哄孩子，我和妻子每次回家，都会给母亲留些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舒服些。
　　 二零零一年春季，母亲突然得了气管炎，每天憋气憋得睡不着觉。或许是刚得病的缘故，她一下子觉得呼吸困难，整夜整夜地失眠，人也变得萎靡不振。二零零零年国庆回家时，我和妻子把女儿留给父母照看，去了天津打工，临走时给父母留了不少钱；二零零一年春节回家，我们又给父母留了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