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代，物资匮乏。尤其是农村，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沾点荤腥。
　　 我是家里最小的，姐姐们都宠着我。家里来客，剩菜里那几片肉，一家人舍不得动，全夹到我碗里。那时候，肉是金贵的，是藏在碗底、埋在饭里的那种好。
　　 过年了，村里家家贴对联，别人家买现成的，我家年年都是爸亲手写。他去供销社买回红纸，比着门窗尺寸裁好，再从抽屉里取出那支南竹笔杆的毛笔——那是他的宝贝，谁都不让碰。铺好纸，蘸满墨，爸不假思索地把吉祥话写在红纸上。我趴桌沿上看，笑话他：“老师让方方正正写，爸的字像蟑螂爬的！”爸也不生气，低着头继续写。妈在旁边接话：“浑小子，你爸说这叫草书，很难练。当年要不是成分不好，你爸早考上大学了，哪能娶我这个农村妇女。”还要往下说，爸轻声打断：“跟孩子说这些干啥。”语气像是责备，可我知道，他心里是美滋滋的。
　　 那年年成不好，玉米减产，没卖上几个钱。妈的意思是，好歹照往年买点肉，做顿红烧肉。爸不肯，说：“收入少，窖里土豆白菜萝卜还够吃，买点豆腐，再买两条鱼，三十就凑合过吧。孩子开学还得用钱。”妈没再吭声，依了他。
　　 小年那天，爸却拎回一块肉，约莫五斤多重。我老远瞅见，撒腿跑过去：“爸！今年三十又有红烧肉了！”爸拍一下我脑袋：“就你小子嘴馋。要不是怕把你馋哭了，我才不买这肉。”
　　 三十晚上，菜上桌了。酸菜、白菜、豆腐，还有一条鱼。我扒拉着碗里的饭，眼睛在桌上转了一圈，又转一圈——红烧肉呢？
　　 我抬头看妈。妈看看爸，爸低着头。
　　 像是早就商量好了似的，妈起身去外屋，端回一只碗，放到桌上，往爸那边推了推。
　　 碗里是一块肉。烀熟的一整块肉。
　　 “你爸说，明年活重，得补补。这肉就给他自己吃，谁也不能动。”妈说完，特意瞅了我一眼。
　　 我和姐姐们都看着爸。他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两个字：“吃饭。”
　　 大家都端起碗，只有爸没动筷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干了。又倒满一杯，这回没喝，却点了一支烟。爸平常不抽烟的，只有来客时才陪着抽几口。那支烟，他几口就吸完了。掐灭烟头，他拿起筷子，在那块肉上夹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不，是吞下去。然后又夹了一块，搁在碗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一晚，爸吃了一整碗肉，喝了半斤酒。他醉得很快。
　　 剩下的肉，后来也让他自己吃完了。
　　 那顿年夜饭，吃得很静。可窗外却热闹得很，孩子的笑闹声、鞭炮声，一阵一阵地涌进来。我一夜没睡着。也许是鞭炮太吵。
　　 从那天起，我的味蕾好像就再也接受不了红烧肉了。
　　 妻子是个厨艺高手，尤其擅长做红烧肉。每个周末，她总要露一手。我会很捧场地把肉吃完，再夸上两句——毕竟吃人家嘴短。
　　 结婚第一年，回男方家过年。年夜饭摆了一大桌，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妻子自然要亮一亮她的手艺——红烧肉端上桌，姐姐们尝了，都赞不绝口。妈夹起一块，放到爸碗里：“儿媳妇做的，你尝尝。”爸顺从地放进嘴里，嚼着，连连点头：“好吃，真好吃。”
　　 妻子看看我，眼神里带着点催促——你倒是动筷子啊，还等我喂你？妈在旁边笑着说：“他没跟你说？他从小就不吃红烧肉。”
　　 妻子愣住了，转头望向我。我连忙摆手：“我没跟她说过我从小不吃。”
　　 年夜饭吃完了，回到家，妻子终于发问：“你从小不吃红烧肉？那我做的那些，都让谁吃了？”
　　 我赶紧哄她：“口味这东西，随环境变的嘛。”
　　 周末同学聚会，有人点了生鱼片。吃完当时没什么，第二天一早，肚子疼得厉害。妻子说要陪我去医院，我说不用，自己就行。
　　 一个人去了医院。回来坐在沙发上，妻子问：“什么毛病？”我随口应了句：“没事，就是坏肚子。”
　　 说完，我没再开口，只是望着窗外，望了很久。
　　 第二天，我对妻子说：“咱俩回趟家吧。”她愣了一下：“不是刚回去过吗？”我“嗯”了一声，没多解释。
　　 我去市场挑了一块最好的五花肉，又买了爸最爱喝的酒。
　　 刚进大门，妈就迎了出来。中午，红烧肉端上桌。我给爸倒满一杯酒，也给自己倒满。
　　 “爸，你尝尝这红烧肉——我买的肉，可新鲜了。”
　　 爸抬起头，看着我，缓缓端起酒杯：“你买的？”
　　 我点头：“是，我买的。”
　　 他一饮而尽。我赶紧又给他满上。
　　 那天，我喝醉了。满嘴都是红烧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