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晴朗的上午，春风吹拂，气候宜人。
　　 一辆警车一路拉响汽笛，越过一辆辆汽车，风驰电掣地开到东坡路，进入一个名叫静安居的小区内。从警车里下来一男一女两名刑警，男的叫何钊，四十多岁，是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的科长；女的叫赵忆兰，二十八九岁，是何钊的助手。他们是接到一个刑事杀人案的报案电话，前来出现场的。
　　 凶杀现场在该小区的B栋402室。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已率先到达，做好了现场保护工作。
　　 “死者是市医药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名叫黄知同。昨天是周末，黄知同的妻子带着小孩去外婆家了，黄知同因事没有一起去。女佣因为家中有事，替他做好晚饭后就请假回家去了。今天早上女佣回来，发现他倒在客厅里，已经死去。女佣一惊，连忙打110报警，同时打电话给女主人，要她赶紧回家。”派出所的负责人老曾向何钊介绍说。
　　 何钊点点头，立即组织大家进行尸体检验与现场勘查工作。
　　 没有多久，尸检与现场堪查都有了结果：
　　 1， 死者胸前被刺二刀，其中一刀刺破主动脉，是致死的原因。从伤口的形状看，可以
　　 确定凶器为一把匕首。死亡时间是昨晚8—9时。
　　 2， 室内无打斗痕迹。室内的钱财与贵重物品均无遗失。
　　 3，凶手作案后清理了现场，未留下任何脚印与指纹。但凶手百密一疏，却留下了死者
　　 用自已的血在地板上书写的一个“本”字。
　　 何钊看看结果，点头分析说：“典型的熟人有预媒的作案。是凶手趁死者毫无防备之际，猝然举刀刺向死者。至于动机嘛，至少不是劫财……”
　　 “这个案子好办。”赵忆兰说，“死者临死前写下的这一个血字，告诉了我们谁是凶手。我们只要循着这一条线索去查，就不难找到凶手。”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你看，凶手心思慎密，未留下任何一点线索，怎么会留下死者写下的这一个血字呢？”何钊说。
　　 “那是因为死者用手掌遮住了这个字，凶手在清理现场时没能看到。”赵忆兰说。
　　 “好吧，我们姑且从这个血字下手，调查一下试试看。没有‘本’姓，那么这个‘本’字就应该在凶手的名字之中，或者就是此人的一个昵称或是简称，比如‘本本’、‘老本’等等。”何钊分析说。
　　 于是，他们立即从死者的妻子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询问。
　　
　　 二
　　 死者在妻子叫莫春秀，年近三十，端庄秀丽，但因丈夫的死而满脸愁云，十分悲伤。
　　 “夫人，请节哀！为了尽早破案，抓住凶手，请你仔细回忆一下，你丈夫可曾得罪过什么人，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必欲置你丈夫于死地的仇人。”何钊问她说。
　　 “仇人？他的生活轨迹就是每天从家里到研究所，再从研究所回到家里，极少与人交往，哪里来的仇人？”她回答说。
　　 “那么，在你丈夫的熟人里面，是否有名字里面有一个‘本’字的人？”何钊又问。
　　 “名字里面有‘本’字的人？这我可不大清楚。不过我丈夫的熟人不多，除了几个老同学以外，就全部是他们研究所里的人。你们还是去他们研究所问问吧。”她说。
　　 在江州医药研究所，所长钟卫民亲自接待他们。他告诉何钊说：“黄知同是我所一名优秀的研究员，有着出色的研究成果。这次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又成功地研制出一种抗癌新药……”
　　 “是又一种新的靶药吗？”何钊说。
　　 “不，是运用生物科学研制出来的一种活性生物类新药。靶药治疗其实也是一种类似化疗的药物治疗，只不过它针对不同癌细胞的特点，进入它们的靶点，起着限制癌细胞发展或杀死癌细胞的作用。因此，它与化疗一样，也有副作用；并且服用的时间一长，癌细胞就会产生抗药性，不能再用。黄知同他们则是使用生物技术，通过拼接DNA产生出一种新的类病毒大分子。这种类病毒大分子能进入癌细胞，指令它们改变发展方向，恢复为正常细胞。因此，这种新药的诞生，将是医药界的一大革命。”钟院长说。
　　 “那么，他们已经研制到何种程度了呢？”
　　 “他们已经研制成功了这种新药，并且已经通过了动物试验，下一步就是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一旦成功，就可以用于临床治疗了。”
　　 “唔，这可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何钊说。
　　 “因此，黄知同的被害，是我所的一大损失，也是我国医药界的一大损失。”钟院长说。
　　 “请问钟院长，”何钊想了一下说，“是否还有别的研究所在研究同一个课题，你们之间是否有着激烈的竞争？”
　　 “生物制药是一个热门课题，有许多研究所都在作这一方面的研究。但它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已主攻的方向，路途各异，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竞争。”钟所长回答说。
　　 “那么，你了解黄知同的私生活吗？他个人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仇人？”何钊又问。
　　 “那我就不大了解了。这样吧，你去询问一下他的助手李大军。李大军与他是大学同学，两人交往甚好。他一定能为你提供一些较为详细的信息。”钟所长回答说。
　　
　　 三
　　 李大军年近三十，为人真爽，热情健谈。他告诉何钊说：“我与黄知同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又一起工作多年，对他极为了解。他胸怀大志，知识渊博，在事业上有很高的造诣，曾研制出好几种疗效极好的新药。他的被害，使我深感震惊，十分悲痛。”
　　 “那么，你可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必欲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何钊说。
　　 “仇人？不，像他那种一心扑在自已的研究上，不管闲事，与世无争的人，又怎么会有仇人？”他说。
　　 “那么，在他的熟人里面，可有一个名字里有‘本’字的人？”何钊又问。
　　 “黄知同没有朋友，他的熟人只有同学与同事两类。我们研究所人员不多，总共不过七八十个人，彼此都很熟悉，好像并没有一个名字里有‘本’字的人。至于同学嘛，倒确实有两个名字里有‘本’字的人，但他们都不在江州。”他说。
　　 “是这样。”何钊略略停顿了一下，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昨天晚上8—9点，你在那里？”
　　 “我在家里看电视。”
　　 “有人证明吗？”何钊又问。
　　 “我去年才结婚，爱人远在临海，还没有调回来。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在家，又去哪里寻找证人？”他有些不高兴地回答说。
　　 黄知同的另一个助手叫袁世华，比李大军年轻。他告诉何钊说：“我是三年前调到这个实验室担任黄知同的助手的。黄知同就像我的师长，对我帮助很大。对他的死我深感悲痛。同志，你们务必要尽快抓住凶手，替他报仇。”
　　 “这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尽早破案。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可知道黄知同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必欲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何钊说。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与黄知同虽然每天在一起上班，但却很少谈及工作以外的事，对他的私生活实在一无所知。”他说。
　　 “那么，你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8—9点在哪儿吗？”何钊又问。
　　 “昨天晚上我与几位朋友聚会，饭后又一起去了一家舞厅，一直待到晚上11点多钟才回家。我的那几个朋友，还有舞厅的舞女都可以证明。”他回答说。
　　
　　 四
　　 回到局里，稍稍休息了一下，何钊就打开电脑，插入U盘，输进从研究所下载来的该所的人员档案，开始一个一个地仔细审视起来，希望能从中查找到一两个有作案嫌疑的人。但他看来看去，耗费了许多时间，仍未能找出一个确有可能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老师，我想：黄知同临死之际想要写的也许不是一个‘本’字，而是一个由‘本’字打头的其他的什么复合字。只是由于力气不支，没有写完就断气了。”赵忆兰忽然说道。
　　 “唔，完全有这个可能。”何钊沉吟道，“只是汉字里并没有‘本’的边旁，像‘体’、‘笨’、‘钵’这些合体字，‘本’也都是作为声旁，写在后面的……”
　　 “也许，他想要写的字，打头并不是‘本’，而是一个很像‘本’的字，比如说‘李’字。”赵忆兰说。
　　 “不错，不错！就是‘李’字。”何钊兴奋地一击桌子，大声说道，“快查一查，研究所里有哪几个人姓李？”
　　 “不用查了。疑犯就是黄知同的助手李大军。”赵忆兰说。
　　 次日，他们又一次去医药研究所讯问李大军。
　　 李大军见他们再一次前来，不觉有一点疑惑，问：“是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情况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查找到一些线索，来与你核对一下。你想起了前天晚上有谁可以为你作证吗？”何钊说。
　　 “没有。”他说。
　　 “既然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是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你杀死了黄知同。”何钊说。
　　 “什么？我是犯罪嫌疑人？”李大军大惊，问，“我为什么要杀他？”
　　 “首先，你与黄知同是同班同学，但你却一直屈居在他之下，担任他的助手，这使你心理极不平衡。长期下来，这种不平衡会发展成妒忌与怨恨……”
　　 “笑话！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出君子之腹。黄知同在校时就是有名的才子，而我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平平。参加工作以后，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而我却一直无所建树。能作为他的助手，与他一起研究创制种种疗效显著的新药，又有什么不好呢？不，我非但不会因此而妒忌、怨恨，反面因此而乐，以此为荣。”
　　 “其次，是为了这一项研究的成果。生物抗癌新药的研制成功，影响巨大，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去掉黄知同，你便能将它独占，据为已有，从而名利双收。”
　　 “荒谬！这一生物抗癌新药，众所周知是黄知同所研究，而我与袁世华只是他的助手。即使他死了，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更何况黄知同并不会抹杀我们二人的成绩，决定在公布这一成果的论文上署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当然，他的名字在前，是第一作者。”
　　 “最后，黄知同在临死之际，用尽最后的力气，沾着自已的血，在地板上写了一个‘本’字，告诉我们凶手是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未曾写完的‘李’字。”
　　 他听了一怔，问：“那个‘本’字写在哪里？”
　　 “就在他的右手手掌下面。”何钊回答说。
　　 “不对！黄知同是个左撇子，即使是临死之际，也不会用右手写字。”他说。
　　 “什么？”何钊听了一怔，忙问，“你说他是左撇子？”
　　 “就是左撇子。这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知道。他用笔写字，拿筷子吃饭，都是用左手。他还是班上的乒坛名将，打得一手漂亮的左手球。”
　　 “那么，他是左撇子的事，研究所的人知道吗？”何钊又问。
　　 “黄知同大学毕业不久就结了婚，住处离这里不远，极少去研究所的食堂吃饭。现在又是电脑普及的年代，无须用笔。所里应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吧？”李大军回答说。
　　 从研究所出来以后，赵忆兰的情绪低落的叹了一口气，说：“又白忙活了一阵。”
　　 “没有白忙活，我们离凶手更近了。”何钊说。
　　 “那么，你说那个凶手究竟谁呢？”
　　 “当然是袁世华。”
　　 “可是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呀。”赵忆兰说。
　　 “明天你就专门去调查一下他的那个证明，看看是真是假。”何钊说。
　　
　　 五
　　 次日上午，赵忆兰颇费了一些时间，才把事情调查清楚。直到快下班的时候，她才回到局里向何钊汇报说：“弄清楚了，他的那个不在现场的证明确实有问题。”
　　 “详细说说，是怎么一回事？”何钊说。
　　 “好的。”赵忆兰开始叙述说：
　　 “我找到了那天晚上与袁世华聚会的他的那几个朋友，还有舞厅里与他一起跳舞的那个舞女。他的那几个朋友都说，那天晚上他们确实是在一起吃的晚饭，饭后又去瑞丽舞厅跳舞，直到11点多钟才尽兴而散。
　　 “‘那么，袁世华有没有在中途离开过舞厅呢？’我问。
　　 “‘应该没有吧，到了那里，谁还会中途离开？’
　　 “‘不过，我们都在跳舞，并没有留意他的行动。’
　　 “他们回答说。
　　 “‘不，他中途离开过。’那个舞女却说。
　　 “‘是什么时候，离开了多久？’我问。
　　 “‘是在跳第二轮舞的时候。当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说对不起，他要去接一个电话，要我先休息一下，说着他就走出了舞厅。一直过了许久他才回来。
　　 我问他是什么电话，要打这么久？他说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打完电话后有点内急，又去了一趟卫生间。’她说。
　　 “‘具体有多久？’我问。
　　 “‘我没有看表，至少有二十多分钟吧。’她说。”
　　 “二十多分钟。”何钊点头说，“瑞丽舞厅离现场不远。从舞厅开车到现场，作案后再开车返回舞厅，二十多分钟足够了。袁世华有自已的车子吗？”
　　 “有。我调查过了，他上班下班都是自已开车。”赵忆兰回答说。
　　
　　 六
　　 他们立即传唤袁世华，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传讯你吗？”何钊问。
　　 “是为了黄知同的案子吧？”他神态安祥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不错，就是这个案子。说说吧，你是怎么杀害黄知同的？”何钊说。
　　 “什么？我杀害了黄知同？我为什么要杀他？”他惊讶地说。
　　 “盗窃他的科研成果呀。”
　　 “笑话！盗窃他的科研成果？这可真是天方夜谭，也亏你们能想得出来。”
　　 “别狡辩了。我们已经查明，那天晚上8—9点，你进入黄家，杀死了黄知同，又拿了他的右手手指沾着他的血写了半个‘李’字，嫁祸李大军。从而一箭双雕，既除掉黄知同又除掉李大军，这样，你们的研究小组就只剩下你一个人，可以独占这一重大的研究成果。你很聪明，只写了打头的半个‘李’字，看去像一个‘本’字。这曾使我们一度确信不疑地相信这是黄知同临死前所写，认定凶手是李大军。但你百密一疏，忘记了或者说是不知道黄知同是一个左撇子……”
　　 袁世华一怔，忙问：“什么？黄知同是左撇子？”
　　 “不错，就是左撇子。因此，即使是临死之际，他也是不会用右手写字的。这就暴露了你自已，因为除了你之外，就没有什么人既想除掉黄知同又想除掉李大军的。”何钊说。
　　 “臆测，完全是臆测。别忘了，那天晚上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去了瑞丽舞厅，直到11点多钟才回家。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不错，那天晚上你是去了瑞丽舞厅。但有人证明，你曾以打电话为名离开舞厅二十多分钟。这二十多分钟足够你开车去现场作案，杀死了黄知同后再返回舞厅。”
　　 “这都是你们的推测，你们有证据吗？”
　　 “证据吗，当然有。黄知同家是在一幢临河而建的住宅楼里，我们从河里打捞出了一把匕首。匕首上有黄知同的血痕和你的指纹。”
　　 “不！这不可能。我在把匕首抛进河里之前，擦拭干净了上面的血迹。”袁世华叫道。
　　 “你也许还不知道，血痕是永远也擦洗不干净的。哪怕你把它擦拭得精光呈亮，毫无痕迹，但只要喷上蓝液，它仍会显现出来。另外，我还想对你说一句实话：你承认得太快了一点。其实，我们还没有打捞出那把匕首。”何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