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1年，我随父母从祁连山山丹牧场回到上海。在上海，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上海人口密集，老小三代挤在一起住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住就是几十年。我们一家暂时只好安顿在外公家的小阁楼上，两张床一摆，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政府方面同意母亲休养治疗，不过，想落长期户口，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吃饭穿衣是当务之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出去打工，或者去车站码头找点零活干，换回点米一家人充饥。我们的生活极为清苦，每人每顿只能喝一碗米粥，配菜只有青菜、咸菜。
　　 外公舅舅常来看望，有时带些接济，可我们依旧面黄肌瘦。临时户口虽然报上了，学校却不接收我们入学。父亲像被圈在笼里的猛虎，焦虑烦躁。他除了打工，还要辅导我的学习。后来父亲申请行医开业，家庭生活才有了转机，收入才有了点节余。可当时物价极高，说出来令人咋舌。偶尔去一次餐馆，三菜一汤，再加六人的米饭，就要花去上百元。几片羊肝盛在浅盘里，酱排骨也是骨多肉少，吃完依旧腹中空空。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一顿午餐，在那时竟要花去一个月的花销。人民币当时贬值厉害，攥着大把钞票，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我三年级的学业，就在小阁楼上完成，床板和小凳子便是我的桌椅。数学成绩谈不上好，可语文和书法却学得有模有样。父亲硬是把我的毛笔字教得十分熟练，真、草、隶、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写得漂亮极了。
　　 我爱好书法写字，便与那时的培养息息相关。外公时不时来小阁楼坐坐，神情庄肃，喜忧难辨。他一米八的个头，身姿板正，就是头发稀少，腰杆像竹节般挺直，走起路来带风。说话做事利落得像小伙子，根本看不出已是六十多岁的年纪。外公家中的书刊，但凡能看懂的，我都翻看了一遍。
　　 有时去二姨家串门，其实也就几步楼梯的距离。楼下是宽敞的单元房，铺着打蜡地板，钢门钢窗锃亮透明，小阳台能俯瞰街景，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可我心中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即孤单又自卑。二姨和姨夫更是对我们视同陌路。姨夫个子不高却很胖，身形臃肿，出门上班，回家就缩着脖子听唱机，极少和我们说话，态度傲慢至极。有时一家人在外公家聚餐，他端起饭碗、摘掉眼镜，双眼只盯着饭桌，狼吞虎咽，吃完便起身走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外婆个子矮小，干活却麻利利落，嘴皮子也从不饶人：“天知道根丽（我大姨的名字）找了这么个没教养的东西，也是前世欠她的债，好好的前夫非要离。”她一边数落，一边往我碗里夹菜，目光里满是慈爱。背地里，二姨时常跟外公算小账，念叨外公工资还剩多少、这个月开销太大要节约，分明是不放心老人，无事生非。
　　 他们是怕我们穷，沾了他们的“穷气”。惹急了外公，便会一阵连珠炮似的责问：“你这女儿真没良心！你姐夫落难只是暂时的，你姐姐和你手足情深，别说偶尔吃一顿饭，就是做妹妹的，也该接济帮助她。当初你大姐大姐夫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我心里最清楚。你前夫留下的朝俭（大姨前夫的儿子），天天吃我的用我的，我什么时候跟你算过伙食费？你妈一把屎一把尿帮你带儿子，这份恩情你又怎么算？”这样的争吵，我常常听见，心中不知是悲哀还是解气。
　　 父亲一时失足，酿成千古恨，我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世态炎凉。望着窗外灯红酒绿的上海，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挣很多很多钱，好好回报外公外婆。
　　 二
　　 大舅舅嘴碎心善，中等个头，面相福态，模样帅气。我的长相和他有些相似，只是眼睛比他小许多。他心地纯净如一泓清泉，知冷知热，待人却清淡如水。和他相处，冷里有温，热不灼人。他埋头工作，从不过问世事纷扰。
　　 那时他在上海建筑设计院上班，写小字、画素描是他的拿手绝活。小如蝇头的楷书，工整漂亮；铅笔素描画得如同照片一般逼真清晰。他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之一。我每个月总会有两三天去他那儿学习，他的单位在河南中路甘谷支路，离外公家也就两三里路。兴致高时，大舅舅爱给人画肖像。一张白纸、一根铅笔，对面的人端坐不动，只听见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响，不一会儿，人像便跃然纸上。大舅这时十分得意：“效东，你看像不像？你坐得太死板，显得老气。”接着便给我讲素描知识、构图技巧，话说得明白，就是有些啰嗦。
　　 聪明的大舅能捧稳饭碗，实属不易。作为长子，他十六岁就到一家书画裱糊店当学徒，整日端茶、帮厨、扫地，偷着看师傅干活，私下里学手艺。后来又到一家洋行画广告，勉强糊口。
　　 解放后，他的手艺被建筑设计院看中，工资一涨再涨，待遇不断提高。他挣钱的本事不小，可婚姻却十分不幸。介绍人隐瞒了那位二十五岁姑娘曾患精神病的事，把她嫁给了大舅。婚后，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期间舅妈精神病多次复发。大女儿春宝才几个月大，时常哭闹，她竟狠命摔打，导致女儿脊椎扭曲，终身驼背。
　　 两个儿子刚呀呀学语时，她更是疯得满街乱跑，时而嚎哭，时而窃喜，甚至敢用沸水往大表弟头顶浇，嘴里还念叨：“乖，不热不热，别哭。”表弟被烫得狂奔大哭，惊动四邻。这般地狱般的日子，折腾得大舅舅日渐干瘦憔悴。他常抚摸着大儿子头上的伤疤默默流泪，那一块茶盅大小的头皮再也长不出头发，只能靠周边的头发遮掩。
　　 舅母在家疯癫了五六年，之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大舅卸下重担，又独自扛起抚养两个儿子的责任。上班步履匆匆，下班做饭洗衣，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好在他精神状态极好，从不灰心丧气。我去他那儿时，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也没听过他唉声叹气。倒是他每天必洗一次冷水澡，让我大开眼界。
　　 早晨蜷缩在被窝里的我，常听见哗哗的水声，伴着他吸气的声音。大舅把周身擦得通红，毛巾上下翻飞。我问：“冷不冷？”“不冷，你看我都出汗了。”大舅一边擦身一边回答。我心中除了佩服、羡慕，更平添了几分崇敬。
　　 如今舅舅已九十多岁，依旧无病无灾，这与他的心态和精神密不可分。坎坷的经历、不幸的婚姻、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都没能将他击垮，这都得益于他坚韧豁达的性格。
　　 三
　　 三姨是南京护校毕业的高材生，姨夫则是军医，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模样可爱，女儿生得俏丽。姨夫出身资本家家庭，却因毕业于医科大学，早早投身革命，与原生家庭断绝了往来。
　　 解放后，夫妻俩都在军医院工作，日子过得十分舒心。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家里电器齐全，一应俱全。姨夫还爱好摄影，有一台照相机，屋里物件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三姨工作繁忙，姨夫一有空就下厨、扫地，夫妻俩感情极好，从未吵过架、红过脸。我母亲和三姨最谈得来，两人经常凑在一起说悄悄话。
　　 当年我和妹妹们的衣服不够换洗，三姨常常送我们衣物。多亏了亲戚们的接济帮忙，我们才熬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过春夏秋冬。
　　 三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农场那边催得很急，临时户口不能长期滞留上海，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父亲又得到一个消息：虽说不用回山丹，却必须回山东老家，才能甄别历史问题。这可难住了他——他在山东已有妻儿的事，一直瞒着母亲，母亲始终被蒙在鼓里。一回山东，真相必然败露，难免撕破脸面，这件事再也瞒不住了。
　　 当年，爷爷为了阻止父亲继续求学，逼着父亲成婚，父亲后来有了两个儿子。但父亲终究放不下学业，便独自打工，勤工俭学。他在上海遇见了母亲，因深爱对方，一直隐瞒着家中已有妻室的事实。
　　 要回山东老家，这件事终究纸包不住火。可不回山东，生活便没有着落，收入日渐减少，之前做的小生意也难以长久维持。我们还要上学，母亲又没有工作，父亲整日忧愁焦虑，像热锅上的蚂蚁。长痛不如短痛，该戳破的窗户纸，不如早点捅开，让事情明朗起来。
　　 我记得，父亲向母亲摊牌是在一天夜里。我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睁开惶恐的眼睛，看见母亲拿起菜刀往脖子上抹，父亲拼命抢夺，一边柔声劝慰。随即，菜刀落地，哭声、劝解声、叹气声交织在一起，母亲的哀嚎撕心裂肺。我下床扑向母亲，父亲却把我抱回床边，轻声说：“乖，听话，爸妈没吵架，只是在谈件事，大人的事你不懂，好好睡觉。”
　　 大妹、二妹惊愕地望着父母，小妹吓得哇哇大哭。母亲心疼地抱起小妹，哭声渐渐平息。我那时年纪尚小，懵懂无知，竟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当时面临两条路：一是跟随父亲回山东，二是与父亲离婚。可母亲为了我们，选择了隐忍苦痛，她爱我们胜过爱自己，与我们骨肉相连、心意相通。父亲早逝，多亏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长大，我始终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童年的我，回到上海尝试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令我懂得了做人要宽厚。我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挣好多钱，报答外公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