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于2024年9月25日突发脑出血逝世。到如今，已过一年半的时间了。在这段亲属们揪心的日子里，我常追思起大哥的过往，从自己的特定角度寄托哀思，以告慰大哥在天之灵。我愿以文字记录这些哀思，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慎重地表达出对大哥的想念，才能消解我心中的不忍和压抑，减缓我心中的哀痛和不适。
　　
　　 一
　　 大哥的逝世过程极其残忍，是在预知死亡结果之后的心灵煎熬，这样的煎熬缠绵而持久，是让人特别揪心的等死过程。我为大哥独自承受这种残忍的人生过程而悲痛，为大哥遭遇这种不同寻常的心灵煎熬而撕心裂肺。
　　 大哥是2024年9月23日犯病的，从抢救到死亡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在大哥所住小区的门前，有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晚上灯火辉煌，行车稀少，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大哥每到晚上，都在此地散步、聊天。这天晚上，大哥依旧约熟人来此地散步，当穿过一座铁路立交桥时，大哥身体不适，突然倒地，被送往晋中二院急诊室抢救。
　　 起初，大哥还可与人正常交流，反应虽慢了点，吐字却很清晰。渐渐地，大哥在回答问话时，就有点迟疑了，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在一番医疗处置之后，医生让我们把大哥推到CT室做脑部检查。经专业检查后，大哥被确诊为脑出血。在返回急诊室后，医生对大哥进行了一番医疗检查，并挂上了吊瓶。护士为大哥理了发，为脑部手术提供了方便。随后，医生再次安排大哥到CT室进一步检查。可是，这次检查的结果相当糟糕，大哥脑部出现大面积出血，病情变得危重起来。大哥的身体一时不如一时，很快就有问无答，不省人事了。医生当即检查了大哥的眼睛，发现瞳仁已经放大。医生们眉头紧锁，似乎是黔驴技穷了。经会诊后，医生告诉我们，对大哥脑部的止血无效，最好的治疗结果是大脑死亡，大哥最终成为植物人。而且，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大的可能是死亡。这就等于将大哥“判了死刑”，我们都特别难受，感到既揪心又无奈。最后，大哥被移送重症监护室做生命维持。其实，就是让大哥在那里等死。
　　 亲人们得知情况后，脸色大变，个个悲伤至极。但是没有一点办法，只能揪心地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前待命。此时此刻，我很烦躁，我的心像悬了一块巨石，连呼吸都感到特别压抑。慌乱中，我将大哥的生命押在了对神灵的祈祷上，我默默地祈祷大哥躲过此劫。其实这都是无奈之下的条件反射，我努力强制着自己为大哥祈祷。我是个无神论者，知道这些都是无效的愿望表达，却总是停不下来。我就这样在室外提心吊胆地守候着，心神不安地等待护士通报病情发展。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重症监护室的那扇门，在那扇门的每次开闭中，我从门缝中贪婪地窥视大哥，竖着耳朵倾听室内的医生与护士对话，满心期待着听到病情突然好转的对话。但这只是一种奢望，大哥病情好转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我不愿放弃这个微弱的可能，在那扇门每次打开时，都费尽力气调节视线，努力窥视大哥的动静。可是，我打心里意识到大哥即将离世，对随后的生离死别充满了恐惧。我心里很矛盾，虽然这些操作无效，却偏要去无效操作，我已身不由己。但在每次突然醒悟后，我的脑子里满是绝望。我依旧重复着自己的无效操作，身体渐渐地感到不适，却总是挣不脱这种荒唐思维束缚，只能继续承受着痛苦和恐惧的折磨。
　　 我脑海里不时冥想着大哥抵抗病魔的情形，情绪也随之疾速地波动。我知道大哥就躺在室内的病床上，他的嘴上扣着输氧管、身上挂着吊瓶、嘴里插着防止呕吐的护理器具。他正浑浑噩噩地挣扎着、难受着。此时此刻，大哥也许是在做梦，在胡乱地琢磨自己的未完成之事。因为无论站在家庭的角度，还是事业的角度，大哥都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的儿子还未成家，他的农业技术推广刚刚起步；大哥也许是在幻想自己身体康复，因为在以往的住院治疗中，他都是住几天院就康复出院，他还想继续这样的治疗习惯，因为这是他的最后梦想。其实，他正极不情愿地向黄泉路上走去。他正挣扎在奈何桥边，贪婪地回望着人间。他对生命充满了留恋，却只能无奈地等死。
　　 我痛苦地臆想大哥贪恋生命的种种情形，心中满是痛苦和绝望。我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痛苦地煎熬着，心情特别沉重，情绪十分低落。就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天半的时间，大哥就于9月25日上午的10点钟左右离开人世了。当护士通知我们去瞻仰遗容时，我看到大哥的病床已经围上了幕布，这是医院对病人死亡的习惯做法，这一幕让我心里涌起了阵阵悲痛。我强行压制着这种不适，慢慢拉开幕布。只见大哥静静地躺在床上，我摸了摸大哥祼露的胳膊，已基本没了体温。大哥逝世得很急，以致让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像是蒙在鼓里，思维麻木成了一块木头，直到大哥的后事过了很久，我才醒过神来，大哥与我永别了，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大哥了。此时此刻，我的心就像被猫抓了一样，心中的悲哀咆哮而出，强烈的不适感一阵紧似一阵，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悲哀缠绵。
　　 我亲眼目睹了大哥逝世的过程，心里悲痛欲绝。我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经常为大哥触景生情，为大哥的离世生发出各种哀思，我难受极了！但久久都挥之不去。
　　
　　 二
　　 大哥的死亡时段、短暂的寿命以及办后事的各种仪式，是大哥离世后的一组事件组合。我为大哥遭遇这种不幸的离世事件组合而悲痛，为大哥的可怜人生命运而难过。
　　 中秋节与国庆节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适宜、水果最丰盛的美好时段。此时此刻，正是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季节。可是，大哥却在2024年的这个美好时段逝世了。如果他迟一点逝世，就完美地享受到这段最美的时光了。可是，大哥没有这个福气，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时间流过，无奈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等死。这对大哥来说，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可是，在2012年的这个时段，母亲也曾承受了这种等死煎熬。她于9月28日上午突发心肌梗死，住进县人民医院抢救。因医技贫乏，医生也同样是对母亲“判了死刑”。到了9月30日下午5时50分，母亲就与世长辞了。母子二人都是急匆匆地入院抢救，又急匆匆地走上了黄泉路，大哥的逝世就是母亲命运的一个延伸。如果在逝世前，母亲察觉到心肌梗死这个致命疾病，大哥察觉到脑出血这个病魔，并吃药预防治疗，他们肯定不会错过这段美好时光的。难道是大哥忘记了母亲的前车之鉴？难道大哥就不知道这段时光是多么美好？难道老天爷让母亲遭遇了这种厄运，还要让她的长子去继承、去延续？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命运安排啊！难道这人间的美好，大哥就无缘享受？其实，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大哥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根本就没有选择和反抗能力，他的命运就是这样悲惨！我为大哥的人生命运而哀痛，为大哥没有享受到这段美好时光而遗憾。
　　 大哥只活了68岁，这样的寿命与全国平均79岁的寿命标准相比，不是少了三两年，而是十一年。这在当下的平均寿命标准下是极短命的。从家人的寿命情况看，大哥也是极短命的。我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共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我。到如今，已有三人离世——父母与大哥。父亲是2015年离世的，寿命87岁；母亲是2012年离世的，寿命77岁。在我看来，父母是上一辈，父亲的寿命还行，母亲的寿命有点短，因为母亲离世前，身体很棒，只是健康意识差，没防住心肌梗死这个病魔。若以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算，母亲的寿命是应在父亲之上的。因为在父母的晚年，父亲身体多病，需要人护理。母亲却完全能够自理，并发现什么毛病，走路速度相当快，在她的居住地，无同龄人可及。但她的寿命竟比多病缠身的父亲少了10年的寿命，母亲只活了77岁。她活这个寿命，是很不幸了。但没想到，大哥的寿命竟重蹈了母亲的覆辙，仅活了68岁，比母亲的这个不理想的寿命还少了9年。从这个角度看，大哥在家人中的寿命也算是短命的。他作为下一代，在生活条件逐年变好的情况下，其寿命是应超过长辈的！可是，大哥没有做到。我为大哥没有掌控好自己的身体而遗憾，为大哥的短命感到哀痛。
　　 大哥逝世后，我们为其办了后事，火化、“做七”、过“百天”、做“初二”（这是太谷特有的祭奠习俗）、过“周年”，仪式样样齐全。这都是我们这一带的丧葬习俗，虽然繁琐点、迷信点，却简化不得。否则，就会遭到社会非议。不过，这也是对大哥最后尊严的一种维护，并且为我们追思大哥、寄托哀思提供了方便和平台。然而，这些后事仪式，都是最忌讳的事。特别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像这种涉及死人之事的词，都是特别忌讳的，我就特别恐惧遇到丧事仪式，总认为遇到办丧事是不吉利的。比如，我听到打发人的声音，或者得知给故人过百天、做周年，就特别烦恼，心里总是感到不舒服、不吉利，似乎丧事会传染，会让人沾上晦气，总想躲得远远的。现在，这些令人忌讳的丧事，居然用到了大哥的身上了，而且自己必须参与，必须亲自操作、亲自感受，这让我感到多么难堪啊！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追思”一词，这是悼念死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贯穿于丧事的整个过程。可是，这样似乎带着霉气的词居然要用到大哥的身上了，大哥是多么晦气、多么倒霉啊！连我们这些近亲也都躲避不及。我为大哥与这组丧事专用词的相遇而哀痛，为大哥的人生厄运而伤心。
　　
　　 三
　　 大哥生前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生的务实操作态度以及与病魔搏斗的顽强应对，是大哥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人品体现，是大哥为社会、为底层、为农业一线做贡献的重要支撑。大哥的逝世，让太谷农业战线少了一份技术推广的力量，让家庭中少了一位能够勇办实事的人。我为大哥这样的人过早地离世而惋惜，为大哥生前的务实操作给予虔诚的点赞。
　　 大哥的童年时光不同于他人，他在外婆家度过了12年的时光。外婆1968年去世后，大哥才从相隔二十多里的大白村回到了我们所在的闫村。那时我才五六岁，大哥的突然归来，让我总有些不适感：我在称呼大哥时，就有点拗口和别扭，因此我轻易不去称呼他，直到当今也是开口如金，从不称呼他“大哥”一声。而且我也与他玩不到一块。我的玩法普通、低级，没什么趣味，而他的玩法又新鲜又有技巧，比如游泳、划冰车（自制一个木头座，放于冰上，坐于座上。双手各持一根木棍，木棍内镶嵌着铁丝，触在冰上划，就能滑行起来）等。父母担心大哥玩耍有危险，总是百般阻止他出去玩。那时他才12岁，他的玩法很特别，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不像我总是玩那些低等的、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玩土、玩木棍等等。大哥还玩憋牛角、弓箭等又有技巧又得思考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可见，大哥从小就爱动脑子。
　　 大哥不仅爱动脑子，还勇于实践。那时，家里穷，家庭生活很拮据。大哥不甘这样下去，便到田野里、山沟里刨药材卖钱，记得有一种叫半夏的药材，花有点臭，下面的土里是一个像山药蛋的块茎，能卖钱也能煮着吃。还有一种药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下面的根要用斧头砸，砸几下就能退下皮来，晒干后就能卖钱的。大哥还联络朋友到很远的山上去割荆条卖。不过，那次上山却是失败而归。他不适应山上的劳动，裤子被挂破，荆条割了很少，很不划算。不过，他有其他弥补办法，在山上摘了山杏，脱下裤子，将裤腿部扎了口，当口袋用。他从山上归来时，一副很疲乏的样子，背了两裤腿的山杏。这就是他针对家庭生活拮据想出来的办法。
　　 大哥不仅有补给家庭生活的方法，还有根治贫困的智力提升实践。大哥上高中后，有了一些无线电知识，便想造一个收音机，我记得他曾对矿石机的兴趣浓厚，试图造一个价格便宜的矿石收音机，他到处打听着如何得到一个矿石，如何用知识以身试法生活。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并不知他的矿石机最后制作到哪种程度不管怎样，他是努力去实践了这个梦想。在那个轻视知识的时代，他的操作难能可贵。
　　 大哥并不甘于生活贫困，他能找准时机先行先试，并不回头地努力抗争。我家在北京有一门从未见过面的亲戚，联系极少，似乎就要中断了。父亲说，这是他的弟弟，在很早以前就送给北京的二爷爷托养了。我们应该叫他三叔，爷爷逝世后，他没有回来，但寄来了十五元钱。之后，只有书信往来，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大哥在18岁的时候，居然想到北京去逛，想依靠这个渐行渐远的亲戚关系，去北京见世面。那个时候，农村很穷，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我们家里也无力承载，这就相当于一次当今的豪华旅游。但是父亲无奈，他为培育儿子，得支持大哥的勇敢行为。于是，父亲给三叔写了信，要求三叔给予资助。父亲勉强给大哥凑够车费，就为大哥送行了。旅游可是要花很多钱的，而这个钱得与三叔接触后，才能解决。大哥承受着这一压力，冒着承接亲属有可能因找不到而失败的危险，居然只身前往北京了。北京那么大，大哥连我们的县界都没出过，刚刚进入成年，就敢勇创大都市了。我被大哥的勇敢征服，对大哥的出行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并不懂大哥的出行意图，只是佩服大哥的这种勇气。到现在我才明白，大哥是为改变自己的人生所做的“充电”准备，是为刻意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实战”能力，为改变人生的一次大胆行动，这对他以后的人生路有启动意义。几天过后，大哥就凯旋而归，他拿回了那位亲戚赠送的礼物，晒出了他与亲属交往的几张照片，讲了一大堆与三叔家人交往之事。他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人生“充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