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长大，作为农民的儿子，有些惭愧，不惑之年回望，竟只打过一次农药。刚认识妻那会儿，一次去她家赶上种棉花，为在岳母面前表现一番，我第一次背起喷雾器。虽从未打过药，但平日里不止一次见过母亲打药，比葫芦画瓢也能糊弄一阵子，好在地块不大，倒也没露马脚，只是肩膀被勒出两道血痕。
　　 冬去春回，麦苗返青，村前屋后一片绿意盎然，跟着麦苗一起变绿的还有田间的米蒿。米蒿，学名播娘蒿，是麦田恶草，春灌过后，米蒿虽晚于麦苗出土，却后来者居上，甚至高过麦苗，肆无忌惮地跟麦苗抢水抢肥。母亲说：“你看地里米蒿长的多壮，都把麦苗架起来了。”
　　 早春，是吃野菜的最佳时节，农药普及后，很多曾经美味的野菜销声匿迹，曾被人们厌恶的米蒿却飞上枝头变凤凰。上次帮父亲春灌时，我拔了一大兜吃了两三顿。父亲说：“这块地里米蒿太多了，等能下去脚，得赶紧打除草剂。”走在麦田里，为满足口舌之欲，我倒希望米蒿长得多一些，嫩一些，但站在农民视角，这些米蒿的确让人心烦，它们贪婪地吸吮着麦田的肥沃，影响收成，唯有把它们全数歼灭，方解心头之恨。
　　 父亲在县城做工，回来路上顺道买回了灭草剂，但因工地活多买回数日，仍未使用而懊恼不已。“再不打药米蒿就长疯了，等麦子拔节就不能打了。”父亲一脸着急地跟母亲说道。年后，母亲经熟人介绍又去了县城做零工，这个活一个萝卜一个坑，又赶上月底交付，工期紧，她更不敢耽误。“找个好点的活不容易，咱要是请假，别人顶上，咱就去不了了。”母亲心有不甘地解释道。
　　 “你们都别耽误了，我去打药，这几日天凉，生意上小樱能忙得过来。”看着父母犯难，我毛遂自荐。听我说完，父亲一脸不屑地笑起来“哼，你哪里会打药啊！还是俺抽空去打吧。”
　　 我不怪父亲取笑，很多农活我的确从没独立完成过。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福很多，因为我有幸投生于一个和谐有爱的家庭，拥有一对吃苦耐劳的父母。父亲被村民称作“铁人”，干活不要命。母亲在周围邻居眼里也是“能人”，不管是农活还是家务事，母亲都能挑起来。“父母勤则儿惰”我虽也干过不少农活，但大多都是辅助，大活还是爹娘干，就连过麦秋收，父亲也常以“行了，你生意忙，家里事儿不用管。”拒绝我回家帮忙。
　　 近几年，父亲腿疾越来越厉害，开始偶尔给我打电话，问我忙不忙，能不能回来帮他一下？语气里夹杂着几分“歉意”。母亲随年龄增长越来越不抗累，干完活扒口饭倒头就睡，她也不再如往年那样，拒绝我“请缨”，慢慢让我接手部分农活。过麦秋收，不管店里生意如何，我都会被妻赶回家帮忙，“咱爸也就嘴硬，腿都抬不起来了，回家别管他说什么，你别跟他抬杠，干完就回来。”妻说。
　　 面对我的毛遂自荐，母亲倒没过多阻拦，只对我提出如何打药的问题一一解答。倒是一旁的父亲回答几句就开始着急。药水是什么比例？一亩地打多少水？拉水还是用河水?……面对我的问题，父亲表现的极不耐烦。
　　 “行了行了，白长这么大，你也干不了，俺自己去打吧!”父亲虽偶尔回答几句，却始终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什么不是学的?那你不教我，再长二十年我也是不会呀，打药又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工种，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问清楚一些，是尽量不出问题，尽量做好。”我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一旁的母亲面对父亲的态度也有些着急“让你说你就好好说呗，还不给人说，还笑话人家学不会，你这个人呀！活该受累。”
　　 看着父亲和母亲在灯光下争吵，我内心五味杂陈。作为一个农家孩子，或许这些活我早就该学会了，到底是因为我太懒，还是父母干的太多。一番争吵过后，父亲也没给我一个准确答复，没说让我去打，也没说不让我去打。倒是母亲让我把刚买好的农药拿过来，告诉我如何配比，如何掌握喷雾器用法，哪块地需要大约多少桶药水，要想药效最大化必须等到露水风干后。
　　 第二天一大早，父母早早上工，我送完孩子回来决定试一试。换上工作服，戴好帽子和口罩，先不说活干的怎么样？至少得有干活的架势。拿出电动喷雾器，打开开关，检查一下是否有电，把农药、水桶、剪刀一一装上车，一切准备就绪，向自家麦田开拔。
　　 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知道是兴奋还是轻松，总觉得终于从真正意义上替父母分担了。当路过村民看我一身装备说一句“嚎，冬阳回来打药了，真懂事，知道回来帮爹娘干活!”听到这话我不知道是该骄傲还是该羞愧。
　　 以前觉得打药是一件极小的事，当真正去做内心却生出丝丝自豪感。这一刻，农民的身份像是终于被认可，不管合不合格，至少入了门。站在地头上，我按母亲昨晚教的农药比例开始配药，当把喷雾器背在身上，肩头明显一沉，心却轻松了几分，我要做好这件事，要证明给父亲看，让他知道儿子长大了，他以后无需再独揽所有农活和重活。
　　 走在麦田里，我计算着一桶水能打多远，控制着速度该快还是该慢，时刻掌握着喷头高低。麦田因春灌不久，泥土有些湿滑，低洼处，还有些陷脚，穿着硬质雨靴，膝盖打弯都卡腿，每走一步，肩上的重量非但没减轻，反而更重了。近几年，父亲腿疾越来越严重，走平路都一瘸一拐，我屡次建议他去医院看一看，他都以“不用看，啥毛病俺知道，干起活来就不疼了。”回绝。我不敢去想，他背着几十斤的药水，一瘸一拐地在麦田里来回走动。我不敢去想，个子不高且明显苍老的母亲，背着几十斤药水，穿着厚重的雨靴，一遍遍穿梭在麦田里。我庆幸自己听到他们打农药的谈话，否则，今天麦田里不是步履蹒跚的父亲便是矮小瘦弱的母亲。
　　 配药水间隙，我抬头远望，东边百米开外一位男性村民在打药，西边五十米开外一位女性村民也在打药，他们包裹严实我无法辨清是谁？但能看出来他们都很年轻。
　　 我手握喷杆，左右摇摆，被喷头雾化的药水在阳光下闪着白色光晕，落在一丛丛翠绿的麦苗上，落在一棵棵长势旺盛的米蒿上。恍惚间，喷杆变成一支笔，喷头变成笔尖，药水变成笔墨，脚下的麦田变成绿色的纸张。我一笔笔写下父母几十年来的辛劳，写下他们密不透风的爱，写下数月后丰收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