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都跟船连在一起，船就是他的命，船是我们一家人流动的房屋，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这条船。
　　 在小时候的印象中，我家船总是很干净，父亲眼中容不得船有污点，只要得闲，他就会拎个小木桶到河中打水，把船从头到尾浇上一遍。父亲这样的动作无疑是一种无声的号令，家人也总是怕父亲会发火，都会自觉地把船打理得干干净净。
　　 “爸爸要回来了，赶紧把船洗干净。”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老家在盐城西乡一个叫“秦南仓”的地方，素有粮仓之称，老家不少人在农闲时撑着小船外出讨生活，父亲年轻时就跟在爷爷后面行船，后来就在船上安了家，我们兄北姐妹七个全都出生在这条15吨半的小木船上。水上生活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身体会，风里来，雨里去，这样的生活，按父亲的话说：“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每天天刚亮，父亲就早早起来了，这是他身为一家之长的习惯。他把船先浇一遍水，再把拖把拖一遍，然后迎着刚升起的太阳坐定，泡上一大瓷缸茶，点上一支烟，悠闲地享受这片刻的安宁。晨雾缠绕在斗龙河两边青青的芦苇带上，给芦苇披上了一席淡淡的轻纱，鸟儿早已立在枝头开始了它们的晨课。清贫生活里，父亲并没有远大的理想，他肩上扛着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都能起床了，吃过早饭开船。”父亲看天色不早了，吆喝家人起来做事，自己又回到后舱去咪一会，睡个回笼觉：“吃好了喊我。”
　　 我五六岁记事时经常有船跟我们一起打帮，也经常有人聚集到我家小小的船舱里来开会学习，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红皮面的小本子。父亲被大家推选为队长，每次开会都让有文化的人读文件、读报纸。
　　 那段时间船行得少，停的时候长，广播里天天在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母亲有时到岸上的集镇买菜带上我，满眼都是红旗，墙上贴着大字报，街上还有舞台，舞台上有人戴着用纸做的高帽子，高度差不多赶上我人高。我仰头望着那晃动的纸帽子，心里既好奇又害怕。母亲只让我远远看一眼，从不让我靠近舞台，她跟我说：“小孩子不能看”。
　　 我被母亲拉着往船上走，后面时不时还能听到舞台上传来凄惨的叫声，母亲轻轻感叹着：“这个世道让人看不懂啊。”
　　 木船每年都要在夏天拖上岸保养，父亲会仔细检查船体的每一处，把需要更换的木板都做好标记，把上面的绿青苔刳去，把朽木挖出来，等木匠师傅来修补。修船是最忙人的时候，漏洞找不全船下水就会漏水，这可是要命的事，自然容不得半点马虎。
　　 有一天下午我在船边玩，看见几个戴着红袖套、穿着草绿色军装、腰上扎着皮带的年轻人直奔父亲而去，见了面不由得分说，便用麻绳把父亲绑起来，拉着就走。父亲没有挣扎，只是回过头来对母亲说：“把船修好等我回来。”
　　 “你就别操这里的心了，你还是想想如何老实将交代你的罪行吧。”
　　 父亲被人带走了，我愣在原地，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许久才听见自己眼泪的滴哒声。
　　 有一天母亲打了一个大冷锅饼，用篮子装着，交给我：“你爸在学校的学习班，你把饼送给他。”
　　 我跑到学校，一排平房每个门口都有红卫兵站着。有人大声问我找谁，我轻声说起父亲名字，那人朝里面喊一声：“26号，有人来看你。”
　　 在一间黑暗的房子里我见到了父亲，他已不再是那壮年的模样，嘴四周长满了胡须，膝盖上也破了两个洞，看上去一身的疲惫，像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父亲见到我就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许久，他才松开手：“把饼带回家给哥姐姐吃，我这边有得吃。告诉妈妈，把船保养好。”
　　 那些年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经历了一次，就像变了个人，我也好一阵都不敢再去找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
　　 陆上人对船上人有一种偏见，在他们眼中，船上人装什么就会偷什么，十船九偷，不偷不成宝舟。当时对我父亲也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行江南、行江北，抵不了仇队长从街南到街北。这句话里有内容：在县城短途运输运的都是百货，有粮食、糖、糕点、果品、烟酒，这些物资在计划经济年代都是紧俏货，而且运输也高，运一次短途的货物抵人家跑几回乡镇的运输。
　　 船到码头父亲总要请人家负责人上船查看完毕再卸货，货物卸完父亲还要请人家上船查舱。我经常看到人家负责人给这样那样的东西给父亲，父亲都用同样的话作谢：“你们能信任我帮你们运，我已很感激了，你们给的运费也高，况且这些物资都是国家的计划物资，你给我一份，就会有人少一份。”
　　 父亲还会将常见的货物缺少的几个漏洞演示给人家看：如果是装鸡蛋，你在船上怎么也看不到人家是不是拿了蛋，你得查看船四周是不是有细绳子垂在水中，如果将鸡蛋放在篮子里沉在水下，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面粉袋子完好无损，但你面粉的斤两却少了，这个也很简单，你把手拍，把面粉浮在袋子表面，然后刮出来，你想在一个包装里拍多少就能拍多少。
　　 将这些人家做梦也不会想得到的秘密都能说出来，把货主早已惊得嘴巴张大半天说不出话来。难怪当时所有的货主都会主动找我家船来做这些短途运输。
　　 父亲身为一名普通党员，活得通透、纯粹。
　　 再后来我被母亲送进学校读书，住在马房，那是爷爷养老的地方，还有其他十多个爷爷奶奶。每次船回来父亲总要带我去洗一回澡，把换下来的衣服带上船给妈妈洗。澡堂子里的师傅都认得父亲：“仇队长来了。”父亲会掏出香烟每位师傅来上一支。
　　 那时候的澡堂子是新闻最新发布的地方，从堂子里上来，师傅便抛来手巾把子：“接着。”父亲满口“得罪得罪”，表示谢意，然后跟那些澡客们聊天形势。
　　 我初到学校上学，小朋友们知道我来自水上，便编成顺口溜来嘲笑我，说我是水鸭子。上二年级时，有一次班主任在班上统计谁家的家长是党员，我把小手举得高高的，所有人都投来怀疑的目光，后来老师让我把家长叫到学校来，父亲船回来后见了班主任，他随身带着党员证，这个身份终于得到证实。自那以后小朋友间就传开了：“他爸爸是党员。”这个结果使我在学校再也没受过冷眼。
　　 1974年，我家服从公司统一分配，换了24吨的木船，编入了船队。母亲舍不得这条跟随我们十多年的家当，哭着不肯搬，父亲则坚持“现在我们是公家的人了，要服从集体。”
　　 换了新船的那天晚上，父亲跟我说起了我的小爷爷，小爷爷是一名烈士，为掩护乡亲们转移被国民党还乡村枪杀，至死保密党的秘密。父亲感慨道：“这就是信仰啊，人不光要为自己活着，还得为信仰活着才有价值。”
　　 1976年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他最伤感的一年，也是他最开心一年。伤感来自他心目中的领袖走了，开心的是四人帮倒台了，从此中国再也没有那些让人搞不明白的政治运动了。
　　 1977年，木船换成了40吨的水泥船。放假时我会上船跟父母一起，船队走得更远了，苏南城市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段时间我的视野也在随之拓宽。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卸任船队长，成了一名普通的水上职工。但他始终还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参与组织活动，担任着船队党小组组长，在船队组织党员们参与学习政治，每回都让我来读文件、读报纸。
　　 我高中毕业后到学校做了老师，第一月拿工资给父亲买了条烟，他逢人就拿出来发给人家：“小伙拿工资了。”看得出，父亲觉得儿子的职业让在人面前很有面子。他开始把我当成个大人跟我谈心：“我们行了一辈子船，就是指望你们今后别再行船了，你有文化，会有更大作为。”
　　 1986年春天的一天，船停在化工厂的码头上，我回到船上，家人正忙着带父亲去医院，我的心瞬间像被抽空，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父亲永远是一棵长青树，他怎么会生病？可命运就是如此作弄人，父亲已是肺癌晚期。曾经有说有笑如春风一样总带给别人温暖的父亲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躺在病床上，面容日渐消瘦，攥着我的手腕：“相信组织，相信党。”
　　 父亲最后的愿望是希望能有一面党旗，我们却无法满足他。这位年轻时在支前战役火线入党的船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用他的言行告诫我们：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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