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来惭愧，我这个常年坐车，在外跑业务的人，每每以“活地图”自诩。从这个城到那个城，有多少公里；哪个城的街道顺直，哪个城的地势崎岖，说起来都是如数家珍。可今日开着车，驶进生我养我的小城，竟然迷失了南北西东。要不是副驾上的儿子指挥着，怕一时半会儿是寻不到自己母校的。
　　 三五年不见，这小城就像噌噌噌长大的小伙，忽然间就高大了许多，就健壮了许多。马路比以前阔了两三倍，楼厦比以前高了十余层。原本行人稀疏的街巷，也已变得人如流水，车如游龙。临街的店面，用一句古诗形容，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泊来的花花草草，就像声势浩大的入侵者，小区是它们的，公园是它们的，阳台是它们的。垂垂的紫藤，招蜂引蝶的紫荆。一树树的紫薇，竟然有开白花的；一朵朵金黄的棣棠，在春风中灿烂着，摇曳着。这小城又像一个大姑娘，用法桐罩头，用云杉遮面，用璀璨的灯做水晶的珠链，打扮得婀娜多姿，花枝招展。
　　 都说，最美的风景在远方。可我这个在远方奔波劳碌的人，却觉得最美的风景在故乡。一街一道、一花一草，皆是新鲜模样。开着车穿行在里面，怎么形容呢？就像简单老旧的五子棋盘，变换成了复杂新奇的围棋盘。明明知道母校，依然在金城路五十九号，可不用导航还真不好找。
　　 母校变化之大，亦是令我惊讶。那低矮的教室、狭窄的宿舍，皆已升级成六七层的楼厦，弧形的玻璃幕墙，映射着春日阳光的韶华。水泥甬道平如镜，塑胶操场广如原。就连孩子们蓝白相间的校服，也比我那时得体而鲜艳。置身其中，如迷路的孩子一般，我还傻乎乎要寻找那红砖的宿舍，那青砖的食堂，那教学楼前老柳树的荫凉。
　　 儿子在这里读书两年，我还是第一次来开家长会。坐在明亮洁净的教室里，嗅着书本清新的气息，心里还有点小激动，脸上还有点小欣喜。多年来一直忙着挣钱，一直忙于生计，细细想来真是虚度了太多的时光，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早就应该静下来，思考一下人生，回忆一下过去。就像孩子们，不要老是低头做习题搞成绩，也需抬起头想想分数以外的东西；就像国家们，不要老是盯着那一串串经济数字沾沾自喜，也需留心富裕和享乐之外的问题。
　　 儿子的班主任，是那种典型的教书先生，黄黄瘦瘦，文文静静。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便进入正题。滔滔地讲了六十多分钟，如中学生写作文紧扣着主题——就是要家长配合学校，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学生吗，除了史地生就是数理化，似乎别的也就可有可无。我拿出小本本，认认真真地记着，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写了满满两页纸。可最后一总结，说的无非提高分数的事。
　　
　　 二、
　　 走出校园，还不到十点。我很怀念地在铁栅栏墙外徘徊，努力嗅探着三十年前的云烟。校园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就是一栋挨一栋的单元楼，高高地耸立着。若一大片人工林，争抢着校园这方净土的水份和养分。两年前还隐在校园后的烈士陵园，也已寻不见踪影，被几栋灰色的高楼占据了地盘。
　　 我问儿子：“陵园什么时候拆的？”
　　 儿子说：“谁知道。”
　　 我问儿子：“拆迁到哪里去了？”
　　 儿子说：“管它呢。”
　　 我说：“清明节那天，你们不去献花圈？”
　　 儿子说：“哪有闲工夫，作业都写不完。”
　　 我说：“你们学校不组织吗？”
　　 儿子说：“组织了，组织补课。”
　　 我摇头说：“在这里念书那几年，每到清明节就会献花圈。黄昏的时候，经常到里面坐一坐走一走。老陵园可是个好地方，两块厚厚的青石碑，老柏树、老柳树又高又壮。”
　　 儿子说：“死人住的地方，多吓人。”
　　 我说：“那里住的不是死人，是英魂。”
　　 儿子说：“是英魂，是英魂。”那口气，明摆着懒得和我争辩。想想也是，那些逝去的人，哪有能力和开发商们争地皮；但求在这小城里，有个立锥之地。
　　 若有所失地徘徊良久，儿子就不耐烦起来，说：“学校附近哪有好玩的，咱去财富广场算了，那里有大超市、大酒店、大游乐园。”我也想在这难得的闲暇时光，多陪陪儿子，算是一丁点温馨的补偿，就爽快地答应，由儿子指挥着赶往财富广场。谁知儿子也是个半拉子向导，指来指去错过了两个路口，稀里糊涂开到西环去了。
　　 恰恰那新建的烈士陵园，就在西环西边，巴掌大的地方，隐在一片葱翠的松林间。灵堂建在层层的台阶上，比以前的高大了许多，气派了许多。小小的广场，近两丈高的纪念碑挺拔地矗立着。纪念碑四周并不寂寞，有许多跳广场舞的，抖空竹的，甩钢鞭的。甚至还有三两对年轻人，坐在台阶上依依靠靠，嘻嘻闹闹。与烈士陵园本该有的肃穆，并不协调。
　　 我说：“烈士陵园哪能这么喧嚣。”
　　 儿子说：“闹革命打天下，不就是要让后人尽享繁华。”一句话，顶得我哑口无言了。
　　 拐弯抹角赶到财富广场，眼前便一片开阔。高高的商厦，大大的停车场，人多得像搬家的蚂蚁。似乎每个人都满脸兴奋，提着大兜小兜的各色商品。油亮的皮鞋，笔挺的西服，不怕凉的长裙、短裙。我这个活地图，也只是相对于车站和公路而言，一进大商场就犯起了迷糊，不知道从哪里进，从哪里出。即便地面有箭头引导，也往往寻不到电梯的入口。一圈走下来，脑袋晕乎乎有些迷茫。地板擦得刺眼亮，天花板照得刺眼亮。幸好儿子是个“超市通”，他大人一般走在前面，我孩子一般跟在后面。人家上楼就上楼，人家拐弯就拐弯。当儿子回头冲我笑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早被这个世界远远甩在身后。许多感情和想法，在这奢靡的超市面前，在这新潮的儿子面前，都显得极其陈旧。
　　 超市的四楼，被隔成了零碎的小间。橱柜上摆着各种品牌的鞋子，衣架上挂着各种款式的衣裳。什么特步，什么耐克，什么七匹狼。都各显神通，极尽所能地刺激着你的物欲和神经。所幸咱也不懂，任由儿子去挑选，只管跟在后头扫码付款。只滴滴响了三两下，微信里就少了一千。买完鞋子和衣裳，就下到一楼吃西餐。我从来都不喜欢的鸡翅、牛排、薯条、汉堡，儿子却吃得津津有味，说这个风味颇好，说那个营养颇高。故作优雅地拿着刀子和叉子，似乎已经是半个英国贵族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隔着窄窄的桌子，嚼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味道。儿子始终是我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可这风景已和我的构图，越来越大相径庭。孩子长大，社会变化，我已无法精准地设计他，描绘他，在他绚烂多变的画风里，融入我的色彩和笔法。
　　 儿子总是沉迷于新鲜的东西，说考学一定要考到南方的大城市去。那里人多车多超市多，其繁华是北方的小城无法比拟的。就连暑假旅游，也固执地要去广州，顺脚再到深圳走走。我说：“大城市有什么好看的。”妻子亦是坚决反对，说辅导班已经报好了，旅游能耽搁，学业可不能耽搁。
　　 看着娘俩红脸瞪眼争执不下，我就打个圆场说：“咱不去广州那么远的地方，就在近处逛一逛，转个两三天，也不耽误上辅导班。”就像开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决定暑假到三百里外的省城去。
　　 那座城是我最熟识的地方，公司总部就在天桥附近。我的工作就是以它为圆心，到四面八方去调试设备，推销工业自动化产品。从老家到省城，图省心就走青银高速，图省钱就走三一八国道。我还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窄了些，可沿途能欣赏大山的风景，红绿灯也极少。
　　
　　 三、
　　 三年前，我独自驱车去一个小镇，给一家化工厂调试DCS产品。
　　 那镇子在省城西北的大山里，道路虽然狭窄，却也结实平坦。恰值春天，两侧挺直的白杨，一路立正站岗。光滑的树皮，泛着滋润的白绿色。毛毛虫样的花朵已经落尽，叶芽刚刚舒展开，还未有浓浓的荫。麦田里的绿波，已经没过脚踝，随着西南风一波一波荡漾开来。金黄的油菜花里，有三两个女孩子在取景，在自拍。连绵起伏的山，葱翠得还不算浓郁，时见青灰的陡直的峭壁。走势平坦处，偶尔有三五株粉红的桃花，一两丛暖黄的连翘。也不知是野生，还是农家栽种。
　　 车到一个叫“青石崖”的小村，山脚下、山坡上满是盛开的梨花。若白雪洁净地堆积着，若白云柔软地铺展着，若大山的梦温馨地倾吐着。恰如其分地映衬出山石的青色，草木的翠色，天空的蓝色，阳光的金色。我的心神，瞬间被这风景深深吸引。看看时间还早，索性把车泊在路边，掏出手机来咔嚓咔嚓地拍照。从路边迤逦拍到山脚，从山脚蜿蜒拍到山腰。
　　 那换作青石崖的小村，就静静地歇在山腰处。扭扭捏捏的小径，白墙坡顶的房屋。村里村外缀着盛花的海棠，落花的杏树，婆娑的柳树。又有一条小溪从山上跑下来，绕着小村留恋且徘徊。清澈地倒映着远处的山影，近处的人影，还有几只大鹅弯弯的脖颈。漫步其中，你不是在仙境，而是真的成了神仙，精神清爽脚步轻盈。
　　 我出了小村，一直往山上爬去。想寻一个高处，为这漫山的梨花拍一个全景。却忘记，自己走惯了城市平坦的大路，论起爬山，还是个羽毛未丰的雏燕。一不留神就从滑溜溜的高岩上摔下去，跌进谷底的乱草丛里。手上脸上蹭破点皮，倒也没关系，就是左腿疼得厉害，一时无法站立起来。喊了几嗓子也没个人答应，唯有空山寂寞的回声。想打个电话，屏幕却已摔得稀碎，开不了机拨不出去。
　　 山中的黄昏来得早。峰峦遮住了夕阳，青色的雾霭从谷底升起，天色朦胧地暗下去。虽不闻狼嚎虎啸，却听见夜猫子咕咕咕地叫，身边似乎有蛇吐着毒信，发出嘶嘶的声音。我扯开沙哑的嗓子呼喊，一种莫名的恐惧，狠狠揪着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
　　 幸好，一束手电光明亮地照进谷底。一个苍老的声音，听起来慈祥且温馨。朦胧里，一位老人顺着斜坡走下来。简单询问了几句，就在我的脚踝处抚摸，就在我的膝盖处抚摸，说：“脱臼了。”待我平躺之后，一手扶住大腿，一手抓住脚掌，用力往斜上方一推。隐约听见咔吧之声，那关节就已复位。手法熟练，就像专业正骨的老中医。
　　 老人扶着我慢慢爬上去，步子牢稳，脚底生根。手电的光亮里，见他瘦瘦的个子不高，三绺白白的胡须，很有精神地飘在傍晚的风里。我说了一大堆感激话，要他一个电话号码。老人说：“一辈子没玩过手机。”又问他高姓大名，老人说：“我还真姓高，叫高连升。”想要辞别下山，老人说：“你这腿还没好利索，怎么能开车。大山里的道不好走，黑灯瞎火的。”就留我去他家歇息一晚，等天明了再下山。
　　 所谓听人劝吃饱饭，我便跟着老人进了青石崖村。老人的家，卧在村东头的小河边上。四间小屋红瓦白壁，也没有院墙遮挡，只在四围栽了些花椒树、酸枣树、月季花、蔷薇花。与别处高大明亮的房屋相比，这院落就低矮了许多，老旧了许多。屋内的陈设也简单得很，一盘矮矮的土炕、一个小小的灶台、一架窄窄的衣橱。木头联邦椅磨得包浆，斑斑驳驳掉了好几块漆皮。唯一显眼的，就是熏黑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开国元勋的画像。在新潮繁华的年代，贴这种画的人真是很难得，真是很难寻。
　　 老人让我坐在联邦椅上歇着，拿出自配的跌打药酒，抹在膝盖处轻轻揉搓。粗糙的满是老茧子的手掌，盘结的青筋一根根突出在手背上。我问：“您是老中医？”老人摇头哈哈笑：“摸了半辈子枪，种了半辈子地，就是没当过中医。”又隔着窗户，冲后院“大刚、大刚”地喊。不多会儿，那个叫大刚的小伙就走进院子，笑呵呵说：“有好吃的？”老人说：“先干活。”让他拿着钥匙，把我的车开进村；又让他摊鸡蛋饼，炖大豆腐，香气喷喷热气腾腾，招待我这个“外来户”。
　　 黑瓷坛里的酒是自酿的，没有包装，味道却极好。老人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古朴的厚道。问我家在哪里，贵庚几何，孩子几个。酒量也大，二两的白瓷盅，一仰脖就喝下去一两多。大刚羡慕说：“连升爷，你这酒量卖不卖，多少钱一斤？”老人说：“酒量可不能卖，饭量倒能卖给你二斤。”谈笑间，很自然地缓和了陌生气氛。
　　 大刚说：“俺连升爷喝酒厉害，打仗更厉害。从十五岁那年就扛枪，二十五岁就当连长。个头不高枪法高，啪一个鬼子，啪一个鬼子，连准都不用瞄。拼刺刀，上边扎心下边扎肝，捅进去就上西天。”嘚嘚嘚说起来，像唱天津快书。
　　 老人说：“喝你的酒，少摆划。”似乎不愿意别人把自己的过去挖出来，摆在桌面上显摆。我端起酒说：“敬老英雄一杯！”
　　 老人说：“什么英雄不英雄，保家卫国还不是应当的。”
　　 屋内菜肴飘香，老酒火热。屋外，春风摇着柳影，偶尔听见深山里传来三五声鸟鸣。谁成想一次意外受伤，让我结识了一个抗日老英雄，也算不负春光，不负此行。只是心里颇有疑惑，又不好多问。一个老英雄，按说会留在城里吃国家粮，领退休金，怎会孤苦伶仃流落在这偏僻乡村？是犯了什么错，还是另有隐情呢？
　　 脑子里挂着工作，心思里存着疑惑。一夜春风摇动，半睡半醒。
　　 第二天向老人辞行，想留下兜里那五百块钱作为答谢。老人却敛起笑容板起脸来：“要是为了钱，你最少得给我五万。”转而又哈哈哈大笑，笑得白胡子一颤一颤。那笑声飘过月季花、蔷薇花的篱笆，又飞入村外大片大片的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