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战国故事，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变法自强和秦灭六国。
　　 大争之世，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都被迫着变法自强。最早变法的是魏国的李悝。而吴起做为兵家，名将，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队——魏武卒。有军事专家分析过，魏武卒实际上就是重装步兵，这既需要士兵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又需要国家有很强的后勤保障能力。所以，吴起就是从这两方面着手改进的，一方面是选兵练兵，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国力建设。
　　 可能是魏武卒的要求太高，数量始终不多，最鼎盛时也没有超过十万。吴起就是率领着这几万魏武卒，直接打败了秦国，并牢牢占据了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那是水草丰美的富庶地区，是秦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有吴起在，有魏武卒在，秦国人就是没办法。吴起和秦人大小战争共打过八十多次，吴起胜七十多次，其余均平手，未输一战。这是如何恐怖的战绩，号为虎狼的秦国也只能咬牙切齿而又无可奈何。
　　 包括后来庞涓，之所以能在列国称雄，自己的才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魏武卒这样精锐的部队作为后盾，几乎是所向披靡。
　　 魏国因军事而强，也因军事而衰。当庞涓遇上孙膑这个克星以后，两次战败，最后全军覆没，掏空了魏武卒的家底，从此再没有第二个吴起为大魏锻造精兵了，魏国彻底成了二流国家。与魏国类似的是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也是军事主导。吴起缔造了重装步兵，武灵王则缔造了轻骑兵部队，从他开始，赵国可以发动长驱直入千里奔袭的作战方式，也可以采用多种灵活机动的作战组合，在当时战车为主导的阵地战对抗中，是一种降维打击。
　　 从那时起，赵国边军成为唯一可以媲美大秦锐士的部队。赵国还有一点和魏国不同，赵国尚武，从还是大夫时就历尽了血与火的考验，不止一次面临灭族的危险，硬是从死地中拼出了一条生路。所以，赵国人的悍勇是深刻在骨子里的，即便在长平之战以后，军事实力已经受到毁灭性打击，但仍显示出过人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以致于后来秦国的灭赵之战，明明已经稳操胜券仍不敢有丝毫大意。
　　 吴起和武灵王都是军事天才，主导的改革也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军事能力的变革，没有社会制度全方面的改变，终究是无法根本改变国家的状况。变法改革，说起来容易，但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更涉及到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阻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变革又是当时社会不得不为的举措，变法者强，不变者亡，所以，列国的变革，经常是处于变与不变的两难境地。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国君采取的变法举措，到了一定的阶段获得一定的成功之后，旧势力反扑，于是或者国君扛不住压力，看到变法有一定的成效之后就选择了妥协，或者继任之君意志没那么坚定，总之很难有贯彻到底彻底改变国家社会的变法。再加上，变法怎么变，也是众说纷纭，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以法为名的法家内部也是观点林立，互相攻讦。
　　 那些都是理论，都没有经过实践，谁也不知道怎样变革才是最好的方式，谁都是在犹豫不决的试错。改革，本就是如此，当年邓公领导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时，也曾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是走一步看一步，是不停的试错。所幸，邓公是坚定的改革者，他明白，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犯错误不要紧，怕只怕不去试错，不去改革，那将被世界所淘汰。如果当年那些诸侯们，有邓公这样的认识和气魄，自然不会是那种反反复复的状态。
　　 战国的诸侯中，只有秦国的变法是个例外，是幸运儿。孝公即位时，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夺去，而且几代人都没夺回。秦国处于边鄙之地，无论是人才，还是经济实力，都与中原王朝相去甚远。
　　 也许是死地才能求生，孝公明白自己国家的处境，所以改变现状的决心无比坚决。当年我国才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很多贫穷的地方由于被形势所逼，必须想方设法的改变现状，反而抓住了改革的福利，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就与孝公当时类似。孝公更幸运的是，他迎来了商鞅，商鞅是千载难逢的治国能人。从此秦国贤臣明君相得益彰，风云际会大展身手，将秦国的现状做到了彻底的改变。
　　 秦国最危险的时候是惠文王即位以后。当时商鞅的保护伞孝公已死，老贵族势力反扑，新秦王对他有仇，包括百姓也对他的苛法颇有非议，所以商鞅被车裂，而且死尸还被百姓嫌弃，可以说，商鞅和新法得到了上下的一致反对。正常情况下，人亡政息是中国特色，主持变法的人都被杀了，法令不再推行纯属正常，更何况商鞅的法又得到了这么多的反对。然而，眼看变法就要失败，惠文王却奇诡的支持了新法，而且护法的决心非常坚定，甚至不惜为此得罪老贵族。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之后，惠文王消灭了老贵族的反叛，确保了新法的持续。从此，秦国延续了自己一飞冲天的上升之路。
　　 惠文王支持新法，说奇怪也不奇怪，因为新法确实改变了秦国，让秦国成了强大的国家。还在商鞅主政的时期，商鞅就带着大秦锐士夺回了秦人日思夜想的河西之地，让秦国看到了希望，让秦王和百姓看到了希望。
　　 商鞅以自己的死献祭了秦国，献祭了自己的理想。车裂商鞅的秦国人，却沿续了商鞅开创的道路，让秦国走在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商鞅是伟大的，因为个人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毫不重要，但商鞅指出的道路，却是乱世中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的影响不止一个时代。
　　 秦朝灭亡后，中国的统治者对商鞅的法治进行了修正，披上了儒家温情的外纱，从而外儒内法成为中国政权统治的不二法门，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政治史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强秦崛起了。山东各国不是傻瓜，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秦国崛起，于是秦国与列国的纷争就成了战国中后期的主线。
　　 秦国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如何对待秦国，就有了鸽派和鹰派两种路线。以苏秦为代表的鹰派，呼吁列国能够连为一体，共抗强秦，这叫合纵。
　　 而一些鸽派人士，则希望能够贿赂秦国，求得苟安以待时变。秦国的态度很明确，必须要统一天下，要逐个消灭这些国家，但又不能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感，引起他们的合纵。所以，以张仪为代表的秦国人，便想方设法的争取和列国交往，争取让他们都做鸽派，通过各种手段威压、哄骗列国坐视别人被秦国蚕食，这叫连横。
　　 这些靠嘴皮忽悠各国，在当时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士人，就被称为纵横家。论理，唇亡齿寒，列国当然应该合纵，可人心都是错综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各国都会优先考虑自己利益，所以往往出现当秦国大兵压境，大家希望合纵，当秦国压力不在了，就又打起了各自算盘，从而落入张仪彀中。
　　 还有，合纵能否成功，谁当老大也是列国盘算的问题，如果有苏秦或者后来的孟尝君、信陵君等名满天下能够让众人心服口服的人士还好，否则凭国家实力做成的老大，像齐王楚王等等，根本不能让其他国家信服，自然达不到政令的统一。
　　 列国合纵发生了好几次，但是当六国联军与秦军相抗衡时，秦国虎狼之军奔涌而来，联军明明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却都龟缩在后面，指望别国去和秦军拼个你死我活，然后自己保存实力坐收渔利。《孙子兵法》说过：“上下同御者胜”，就是说部队必须上下一心，指挥一体才能取胜。各自肚肠的联军，兵力再多，当然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秦军对手。
　　 后来彭城大战，刘邦率领的五十万联军居然挡不住项羽三万虎狼之师，亦可见貌合神离的军队，人数再多，都是黔之驴纸老虎。纵横家，说到底靠的并不是口才，而是对人心的把握，对人逐利的劣根性的把握。他们或者让列国找到利益的点，从而达成联盟；或者从列国的关系中找到缝隙，从而实行突破，让联盟分崩离析。整个大秦东出与列国的争斗，几乎都是在合纵和连横中反复试探和煎熬。
　　 相持是最残酷的。商鞅给秦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变法，还给秦国人带来了招贤纳士的示范效应。从此，秦国对人才的渴求成为国策，而众多能力出众者也都纷纷到秦国这块充满着希望的热土上一展身手，不想让自己埋没于昏庸的六国之中。
　　 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等纷纷西行，为秦国贡献出全部才智，让秦国一次次对列国进行蚕食。国力强盛，士卒勇猛，大秦就是虎狼，时刻觊觎着山东六国，稍有机会就张开血盆大口，吞下一块土地。关键是，秦灭六国之战，绝非春秋时代争霸战的打法，那时是点到为止打胜即可，而这时候秦国的虎狼之师在一次次的蚕食过程中，打的是歼灭战，既夺土地更屠杀兵士，一次次剿灭列国的抵抗能力，逐渐形成碾压之势。当这种形势形成以后，列国就算再有优秀的人才，也已经回天乏力了。所以，战国后期列国的有识之士，总给人一种悲凉感，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虽然有着满腔热情，有着满腹才华，有着满身热血，也无法在强秦的碾压下生存。
　　 他们已经无法让国家强盛，只能苟延残喘。他们无法抵抗秦军的威压，只能采取铤而走险的报复方式。最让人歌颂也唏嘘不已的，就是荆轲刺秦。有人分析，荆轲没能刺死秦始皇，是因为他想效仿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想劫持始皇，逼迫他退还六国土地。如果荆轲真这样想，足见他的幼稚。战国不是春秋，秦始皇更不是齐桓公，秦国只讲利益不讲信义，就算劫持成功也根本无济于事。
　　 最为可怜的是策划者燕太子丹，本是为国谋划的无奈之举，居然被燕王认为致乱之举而逼死，事实上秦始皇根本不会因燕王杀燕丹谢罪就放弃攻打燕国。末路英雄的无奈反抗，特别是自己殚精竭虑甚至奉献一切，可为之效忠的国家并不领情甚至还进行问罪，怎不令人唏嘘莫名。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分明就是燕丹的翻版。
　　 天下大势，因人而兴。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源于商鞅的富国强兵。然而，人的努力又不能超出时代的局限，比如韩非，公认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无法让自己的祖国免于灭国之难，甚至都保护不了自己的性命。
　　 英雄能够成功立业，确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社会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动力，能够顺势而为，方为英雄本色。逆天下大势的英雄，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遗憾。当然，英雄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在天下大势之间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悲欢，那是千古以来最美的风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他们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早已超越了阵营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共同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