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是中医世家，父亲受祖辈影响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出色的针灸医生。年轻时，他就在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后来，根据组织要求，去了大西北建设边疆。
　　 1963年，父亲从大西北回到山东故乡，受大汶口镇医院院长的邀请，来到汶口镇医院上班。父亲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曾记得他接诊的一位病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女性，名叫颜玉兰。我至今清晰地记起她的名字，是因为此后四年，她一直是我们家的常客，慢慢成了母亲的忘年之交。她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因患坐骨神经痛，来请父亲诊治。针灸效果很好，可她的婚姻并不理想，其丈夫是麻风病人。离婚在那个年代非常困难，她苦闷时，时常向母亲倾诉，母亲以过来人的心态苦心劝导。
　　 这样一来二往，她们便成了朋友。母亲不会做针线活，更不会做鞋，颜玉兰常常送来自己做的鞋子，我们姊妹几个脚上穿的，都是她的杰作。她心灵手巧，长得也极漂亮，一米六七左右的个头，不胖不瘦，瓜子脸，皮肤很白，说话莺声悦耳。我有时从外面玩得灰头土脸进门，她会拉过我来就给我洗脸，如同对待亲弟弟一样。我经常在背后听到父母私下议论：“真是命运捉弄人，颜玉兰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真是红颜薄命啊！”感慨至此，两人为她的不幸唏嘘不已，却也无可奈何。父母能治好她的身病，却未必能治好她的心病。
　　 有时星期天，母亲会带着我去颜玉兰的娘家，像走亲戚一样走动。宋家庄离汶口镇不远，走进大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大大的庭院，里面稀疏地长着几株树木，无花无草；猪圈孤零零地在院子最西南角，院子里还有一片像跑马场般的空地。院里有四间房子，房间狭小简陋，哥嫂住三间，只有西边一间小房是她的闺房。屋里除了稍有脂粉气外，处处透着寂寥。
　　 颜玉兰有时和母亲聊着聊着，竟会泪眼相对，泣不成声。看来，婚姻的不如意，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也是一大痛事。我们再次下放到大寺村之后，她曾来过我家住了几日。她的婚事，我听父母提及，总算离成了。三十多岁时，听说她终于找了个东北人，便随丈夫去了东北，渐渐再无音讯。现在想来，她若是还活在世上，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想必已老态龙钟，但愿她健康长寿、一切安好。
　　 二
　　 当年汶口镇有个人，人称“郭疯子”。这人疯病发作起来没人拦得住，全镇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郭疯子的妻子见丈夫疯成这样，急得不行，硬是找上门来，求着我父亲去给他诊治。那时候父亲手头事多，可架不住人家苦苦哀求，便时常抽空去给他看诊。没想到好心反遭祸事，一次诊病过程中，郭疯子疯病突然发作，抬手就把父亲打了，父亲受了伤。自此以后，父亲但凡遇到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律不接。这不是心冷，而是经历过，才懂得有些病，是不能用针灸医治的。
　　 在医院科室中，父亲的针灸科算是比较忙的。腰腿痛的病人，几针下去，往往能起身如常人，人们无不赞叹其医术神奇。他的诊断技术更是高明，凡是骨折病人，经他诊断后，结论如同铁案，无论到哪里复查，结果都是一样。这都与父亲勤奋学习有关。他博览群书，精研细究，并不耻下问，恳切求教。“活到老，学到老”是他的口头禅，而且他心细如发，经他诊治过的病人数不胜数，可他却能一一叫出病人的名字，记清每个人的病情。他待人温和亲切，如春风拂面，“医德高尚、广受赞誉”，是我耳边时常听到的对他的评价。
　　 也正是在那时，我心中萌生了愿望，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医生。我时常围着父亲问东问西，他总是有问必答，从不厌烦，这份耐心让我越发敬佩。父亲讲起故事、说起医理，头头是道，还十分有趣，让人百听不厌；听他说话，连平凡的生活都变得有滋有味。论处世的心境与通透豁达，我终究远不及父亲——一来是学识底蕴相差甚远，二来是性情、谈吐与天分也都比不上他。
　　 当初父亲来医院工作时，不知为何，把我们姊妹四个的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只要往生产队里交钱，就可以买工分，也能和当地农民一样分粮食、分地里产的各种东西。母亲到汶口医院工作以后，我们的生活基本安定下来。
　　 老家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会推着独轮车，把我们应分的口粮送到汶口镇医院宿舍，住一夜再返回。生产队分得的柴火等其他物品，就归大哥家了，因为我们当时烧的是煤。偶尔大哥也会送些大白菜过来。
　　 也许是父亲见大哥拉扯着五个孩子很不容易，有意把我们姊妹几个转成了农村户口；也许是父亲觉得亏欠大哥和大娘太多，试图以此补偿。可就是为了大哥，这可是以我们姊妹四个的前途为代价的。我聪明的父亲，又一次迈错了步子，往后，可苦透了我们姊妹四个。
　　 三
　　 曾记得，大汶口镇医院的后院，是我们姊妹四人放学后最好的“游乐场”。香椿树下、鸡窝周围，我们滚爬踢打、玩耍嬉戏；闲来无事，就争着捡鸡蛋。母亲养了六只母鸡，买来谷糠喂养它们，它们很聪明，还会去外边的地边觅食，下蛋也知道回家。春日里，六只鸡常常每天都能下满一窝蛋，那装鸡蛋的小篮子不久就满了，煮、炒、煎、炸，各种吃法，煞是喜人。
　　 那些鸡下好蛋后，总会“咯咯哒、咯咯哒”地叫个不停，等它们一从鸡窝上跳下来，我们几只小手就争着去掏鸡蛋；假如母亲在家，我们就抢着把鸡蛋交到母亲手里。每隔一天，至少能收六个鸡蛋，可有些日子，鸡蛋总不够数。母亲开始纳闷，对我们起了怀疑：莫不是儿子捣蛋，拿鸡蛋换了别的东西？再不就是两个女儿拿鸡蛋换了铅笔、橡皮？那时一个鸡蛋八分钱。追问过后，我们都十分委屈。每次都只见鸡跳下来，转眼之间，鸡蛋就没了踪影，仿佛无脚却能飞一般。二妹聪明、心眼多，她跟我说：“哥，这事真太奇怪了，不见人来，不见蛋飞，怎么鸡蛋就不够数？咱们总得找出原因。”我一锤定音：“等星期天在家等着，谁也不许出门，鸡一叫我们就盯着，看谁撞到我们的‘枪口’上。”
　　 医院宿舍前后两院相通，前院住着一家人，原籍胶东，男主人张医生在化验室上班，有个两岁半的儿子，叫张波，既大胆又调皮。他可能以前喝过生鸡蛋，也许是喝生鸡蛋上了瘾。那鸡“咯咯哒”叫着一跳下来，他就像听到号令一般直线跑过去，步子踉跄，目标却丝毫不偏离。他抓到勉强够得着的鸡蛋，在门牙上一磕，呲溜一下就吸入肚里，脸上露出一副舒坦的表情；蛋皮也不扔，摇摇摆摆地走回去。整个过程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做梦也不会料到，这个“小偷”的年纪竟这么小，可动作却十分熟练，程序完整，手段老练得无可挑剔，连蛋皮都带回去，等于消除了“做贼”的痕迹。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亲叮嘱我们：“抓住他，一不能打，二不要吓唬他，要告诉他以后不要吃生蛋，生蛋不能吃，拿回家煮熟了再吃。”他还严厉地让我们作了承诺，怕孩子太小，经不起我们这些大孩子的惊吓。
　　 下午，午睡刚过，鸡叫声就响了起来。我在房门后埋伏着，果然又看见张波像演习一样跑过来，只是他刚把鸡蛋抓在手中，还未来得及送到嘴里，我们就如猛虎下山般冲了出去，吓得他手中的鸡蛋掉在地上，整个人呆若木鸡。因为父母有特意叮咛在先，我们只说了他几句，就放这个“小贼”灰溜溜地回了家。看来，张波喝生鸡蛋已经成了习惯，他对时间、机会的掌握竟如此精准。就因为他，我们被母亲怀疑，受了委屈，心里的怒气一直没消。父亲叮嘱我们一不能打、二不能吓唬，可怎么才能让他知道厉害，知道贪吃的坏处呢？他不就是嘴馋吗？
　　 那天母亲给我们包了饺子，二妹想出了一个鬼点子：想个法子让张波也吃饺子，捉弄他一下——在包好的水饺里多放些盐，单独下锅煮好，等他上钩。当时张波的父母都在上班，家里只有一个从胶东来的老太太照顾他。可这小男孩生性顽皮，到处乱跑，鸡蛋不敢再偷了，也算痛改前非，可他却没有一点防人之心，要不怎么叫童真呢！他正一摇三摆地走向后院我们家，二妹像对待小客人一样把他请进家里。他见我们家煮了饺子，就说也要吃，二妹把那碗盐放得多的饺子端给了他。他吃了一口，咸得直皱眉头，却不敢再要第二个，而且还很勇敢，没有哭，小脸一副苦相，像喝醉了酒一样，然后又一摇三摆地回了前院家里。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张波的奶奶找上门来，有些慌张地问：“公医生在家吗？”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老太太说：“张波这孩子不知咋回事儿，小脸红红的，一个劲说口渴，一个劲要喝水，已经喝了大半壶了，小肚子喝得像个纱灯。”这时，她一口胶东话显得更加急促：“公医生，您说这孩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
　　 父亲觉得纳闷，这算什么病啊！不发烧，就只是口渴。我在旁边把刚从大妹嘴里听到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又把父亲叫到里屋。父亲从里屋出来后，对老太太说：“他要是口渴，您就在水里多放些白糖；您家里要是没有，我家里有。”因为当初买糖都要凭票，那白糖还是母亲不久前凭票买的。老太太接过父亲手里的白糖罐子，连声道谢。
　　 把老太太打发走后，父亲的脸色顿时骤变，大发雷霆，把二妹吓得躲在屋角落里缩成一团：“学会捉弄人了是吧！这事儿能闹着玩儿吗？盐中毒是要出人命的！好在他吃的不多，小孩子家家怎么就不学好呢！”母亲见二妹已经吓成那样，连忙夺下父亲手里的鸡毛掸子。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生气。好在三天后，又看见张波在院子里满地跑了，我们全家这才放下心来。
　　 四
　　 在汶口医院，始终同我家前后相邻、且关系不错的，就数姜传敏一家了。姜叔有七个子女：大女儿姜广新，大儿子姜广一，二女儿姜广文，二儿子姜广二、三儿子姜广三、四儿子姜广四（男孩子都是按一、二、三、四的顺序起的名字），最小的女儿姜广华，和我们年龄相仿，是我们兄妹几个的好朋友。星期天，我们总在一起捉迷藏、跳方块、打球，我还和妹妹们一起踢毽子，大家脾气相投，亲如一家人。
　　 姜叔以前也是国民党部队中的军医，有一手西医绝活，气质非凡，一看见他，就会让人想起电影中气质出众的演员。他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每当在宿舍院里听到他那如泣如诉的琴声，父亲总会说：“听听吧！老姜又在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了。”我们总爱围在他跟前，看着他那在琴弦上弹跳的手指，一伸一缩，竟能变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有我们在场，他便更加投入，甚至连脑袋也晃悠起来，一副洋洋自得又踌躇满志的样子。
　　 他的妻子名叫史天恩，是一名基督教徒，也是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据说她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所以给她起名“天恩”——意为天赐宏恩。她性情温和，大女儿姜广新仿佛是她的翻版，一样的温良恭俭，有着贤妻良母般的和蔼可亲，其他几个子女都远不如大姐。长子姜广一娶了妻，小名叫“小白白”，长得白净漂亮，可却整日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后来，姜广一为了谋生，独自去了东北，还和妻子离了婚，一生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姜广四和我同岁，落实政策后，和我一起接了班，后来在医院挂号处担任收银员，娶妻生女。他整日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喜欢喝酒，很少喝茶，出勤率也不高，整天浑浑噩噩地度日。后来，他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半身不遂，又回到了牙牙学语的阶段。几次看到他，我心里都忍不住一阵酸楚。
　　 姜广二在煤炭系统工作，天生喜好文艺，二胡拉得很好，也算是学有所成，一家人生活安稳。姜广华夫妇都有手艺，都是手术高手，在肿瘤医院做主刀医生，收入颇丰。姜广三则是绝处逢生，从供销社下岗后，自筹资金养鸡，日子也过得吃穿不愁。弟兄几个当中，只有姜广一渺无音讯，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无尽的牵挂与怅惘。
　　 父亲和姜叔很是谈得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更重要的是，两人同病相怜，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
　　 父亲喜欢吹箫，姜叔喜欢拉二胡，有时二人兴致所致，也会合奏一曲，配合得相得益彰、恰到好处。有一次吹拉完毕，二人大发感慨，曾说：“等退休后，要是能在田头茅舍，琴箫合奏，度过余生，岂不快哉！”没想到这话在一年后竟成了谶语，不幸言中了。不过，那不是退休，而是进入了动荡年代，他们真的再次下放到了乡村……
　　 时隔多年，如今忆起，父亲身上那股悬壶济世的医德仁心，以及他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成为了我终身受用的人生信条。往后的岁月里，父亲那份赤诚的医德，与他细水长流的节俭智慧，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他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做事，更是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