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是我回到阔别五年的大平台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对我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第一次见到二姐，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
　　 一九七四年寒假，我随回鲁探亲的妈妈，回到了大平台军马场——这个我魂牵梦萦，却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家。
　　 此时正值寒冬腊月，黑龙江的极寒，让我不寒而栗。所有的河流由流动变成冰封，目之所及全是皑皑白雪。就连公路、拉烧柴的林中小路，都是白色的：白色的路，白色的车辙，白色的爬犁印。人、狼、狍子……就连鸟儿的脚印，都是白色的。森林里不时传来树枝冻断的咔嚓声，和巨大雪球掉落的巨响。整个北方大地，仿佛一块巨大洁白的丝绸。
　　 我想念奶奶，想念奶奶家里的亲人们。可我的思念被冻在炕头上，整日闷闷不乐。
　　 无聊时，我便长久地趴在窗台上，用舌头舔冰花，用手抠冰花，要不然就用嘴哈气，试图融化冰花。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外面滴水成冰，窗玻璃上的冰在肆无忌惮地蔓延，形成气象万千的美丽图案。我只能从中间一小块用哈气吹开的地方，看外面的世界。
　　 不下雪的日子，天空蓝得使人落泪。澄碧的天空像块蓝色的大宝石，阳光在积雪上跳跃。但你一定不要被这样美丽的天气骗了，以为天空晴碧、阳光灿烂、积雪温柔，外面的世界就温暖而风和日丽。出门试试看，用不了一分钟，便冻得嘶嘶哈哈跑回家。
　　 看到我如此孤独、伤心、落寞，懂事的妹妹使尽浑身解数，想让我开心。
　　 一天晚饭后，九岁的妹妹领着我去找二姐玩。繁星下，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六户的小连队，完全被夜色吞没了。
　　 我跟在妹妹后面，心中惴惴不安，想象着二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东北的姐姐，跟山东的同学们会有什么不同呢？
　　 连队本来就不大，一共九栋木刻楞的家属房，不及奶奶村子的一条胡同大。很快，我们便来到了二姐家。
　　 二姐热情地把我和妹妹领到她住的小屋。二姐有自己的房间，这一点让我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要知道，我家六口人只能挤在一个炕上。
　　 二姐在场部读初中，明年就毕业了。如果不是放寒假，想见到她还真是不容易。当时交通不方便，读初中的学生一个学期也就回家一两次。
　　 一九五九年出生的二姐，大我五岁，个子不高，身段细溜，长得很漂亮。浓眉双眼皮，大眼睛很深邃，尤其是长长的睫毛，像风吹树叶似的忽闪忽闪地颤动。她扎着两条过肩小辫，穿着一件红黑相间的格子布衫，说话声音淳厚低沉，给人成熟又稳重的感觉。
　　 在二姐面前，我自惭形秽，坐在炕上挺直腰杆，极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我傻呵呵地盯着二姐看：如果二姐的两根小辫变成多根小辫，再戴上朵帕花帽，那么站在我面前的，一定是个美丽的维吾尔少女。是的，小麦肤色的二姐，长得非常西亚化，美丽极了。
　　 女孩子见面，自然要显摆自己的宝贝。
　　 比如我，也有一个装满宝贝的小盒。这个小盒，是从卫生所医生阿姨那里讨来的、装过针剂的药盒。药盒里装着我的一副粉色头绫子，几根绿色玻璃丝头绳，还有几张好看的糖纸。
　　 但二姐的富有，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人家二姐是用箱子，而不是小盒装自己的宝贝。啊，不是宝贝，是财富。
　　 当二姐打开她的大木头箱子，看着里面琳琅满目的布料，我目瞪口呆。这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二姐一样一样把她的财富向我们展示：这块布料是几尺的，那块布料准备做什么。各种格子、条绒的布料在我眼前飞扬走秀，让我这个在极度贫困农村待了五年的穷孩子眼花缭乱。
　　 在我十一岁的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拥有这么多布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我羡慕得一个劲咽口水，眼睛不停地在布料之间来回扫描。可自尊心又让我保持僵硬的微笑，尽量让二姐觉得，我并不在乎这些物质的东西，将来我也会有，而且不止这些。
　　 二姐又拿出一摞折叠整齐、洁白的我从没见过的东西。
　　 她一一向我介绍：这幅白沙帘是桂林山水，是用来苫沙发的。什么是沙发？我根本没见过。二姐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我：每次放电影，前面的新闻简报看过吧？我冲她直点头。毛主席、周总理接待外宾的人民大会堂见过吧？里面是不是有沙发？沙发上苫的就是这种台布，叫沙发巾。
　　 我默默记住了。下次王姨和志军叔叔再来放电影，我可不能光看热闹了，一定盯住银幕，认认真真看看人民大会堂里的沙发和沙发巾。
　　 接着，二姐抖开一个白沙帘，据她说是门帘。洁白的门帘上有两只栩栩如生的仙鹤：一只优雅地站在水里看向远方，另一只依偎在它身旁，低头啄水草。随风摆动的水草中，有它们相依相偎的倒影，还有几只鱼虾在自由自在地游动。
　　 在温暖灯光的映衬下，每一件饰品都散发着梦幻般的光彩。眼睛都看直了的我，完全陶醉在这些精美的手工饰品中。
　　 盖茶盘的帘上，是六条头挨头、亲密挤在一起、活灵活现的小金鱼。从一开始的一个小圈，再到鱼嘴处一圈圈扩大，到鱼尾处时，这个茶盘盖已经有一张大油饼那么大了。六条鱼尾好像在自由摆动，水草也跟着摆动，最后收边时是一圈流苏。唉呀，别提多美多漂亮了。
　　 缝纫机台布钩的是一幅喜鹊闹春图。
　　 还有椅子靠背套，是一对鸳鸯戏牡丹。我真是开了眼了。
　　 还有盖箱子的台布，是一幅巨长巨大的长江三峡图；窗帘是一幅竹子图。
　　 这个那个的一大堆。且不说二姐在学校读没读书，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也不需要读书，只说这些纱帘，钩完需要多少心思、多少巧思、多少妙想、多少时间啊！
　　 而最神奇的还在后面：人家二姐把暖瓶盖都穿上衣服了。一对小巧玲珑、精致绝美的暖瓶盖套，正正好好套在暖瓶盖上，下摆是一圈小铜钱环绕在暖壶口处，像一圈瀑布飞流直下，美轮美奂极了。
　　 神奇，真是神奇！我被这些时尚绝伦的钩织品深深吸引。
　　 二姐向我介绍着这些图案新颖的钩编艺术品和它们的用途，展望着她对未来的憧憬。这么小的她，已经开始为结婚攒嫁妆呢！
　　 十六岁的二姐，只有十六岁的二姐，是那么向往她的婚姻生活，那么憧憬她未来的家。此时，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全部的柔情与柔美。
　　 当时我并不懂，也不理解，我关心的是如何学会这门技艺。
　　 若干年以后，当我结婚生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后，我才真正懂得了二姐。
　　 二姐是真正的女人，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
　　 她从小就确定，热爱自己女性的身份；她从小就清楚，自己作为女人的责任。她从没有逃避自己女性的身份和责任，她极其热烈地、极其心甘情愿地热爱着自己女性身份所应在家庭中尽的义务。
　　 她热爱自己的双手，并用双手极力装扮、装饰自己的小家。从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心甘情愿地热爱着自己的家，编织着自己的家。后来发生的事也充分证明，二姐如织女一般，是为爱而生，为爱赴汤蹈火，为家庭任劳任怨。这是我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深切感悟到的。
　　 当时十一岁的我，根本不懂。
　　 和二姐在一起，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原来也是个女孩子。二姐对未来的规划，强烈唤醒了我身体里那个沉睡已久的女孩的基因密码。
　　 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天天淘得没边没沿，跟着男孩子们上房爬树，下河摸鱼，像男孩子一样没心没肺。
　　 我小心地在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下，抚摸着精美的图案，爱不释手。
　　 二姐拿出了令普通白线变成美丽如画纱帘的钩针。一根不起眼的、大约十六公分长、像铁丝一般的小玩意，只是前端打制出一个小豁口，神奇得如神笔马良手里的笔。
　　 二姐又向我展示她的另一项成果：一件漂亮的插肩毛衣，也是她自己织的。
　　 我目不暇接，眼睛都看花了。
　　 我央求二姐，先教我钩编技术，再教我织毛衣的技术。
　　 我第一次认识了钩针，认识了织毛衣针。
　　 说学就学，二姐找出白线。
　　 二姐耐心地教我如何用右手三指持针，左手控制纱线的速度，先练习双手的配合，再学习基础针法。学习钩编技术的第一步：先学会起头钩小辫，然后学习钩小立柱、绕线技法。万事开头难，只要学会了起头，后面便触类旁通，一学便会。
　　 二姐教得仔细，我学得认真。仅一个晚上，我就学会了基本针法。
　　 钩编是培养细致、耐心、审美的过程，尤其是图案和毛线的搭配，更是考察一个女孩审美的标准。
　　 二姐大方地把茶盘盖和暖瓶盖套的样品借给我，又送给我一根钩针。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根钩针。
　　 我激动万分。
　　 回到家，我翻出妈妈做衣服的两桄白线。妹妹撑着，我缠，不一会儿便缠完一桄。
　　 我照着样子开始废寝忘食地钩，不停地钩，雷打不动地钩！
　　 不几天，我家的暖瓶盖穿上了带流苏的“衣服”，我家的茶盘上游动着六条活灵活现的金鱼。
　　 当时我家穷得没有椅子，只有两只破箱子，有一台标准牌缝纫机。我疯了似的想钩，想日夜不停地钩。可是缝纫机太大，需要很多白线。
　　 我只能偷偷地把小半导体收音机先包装上，又开始给裸睡的枕头穿上带花边的衣服。
　　 还有……还有……家里的白线告罄了。
　　 高考落榜后，我干了一段时间临时工，每天一块六毛四。寒冷的冬天来了，开了那个月的工资，我兴奋地去商店买回来一斤水粉色的开司米线。
　　 晚上，仅用了两个小时，一条漂亮的两米长的围脖便围在了头上。在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戴着水粉色的围脖，真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万绿丛中一点粉，人面桃花相映红。春天来了，我的水粉色围脖又妙变成款式新颖的小坎肩。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夏天，一件镂空小披肩又让我的青春飞扬，和碧绿荷花相映成趣。
　　 后来，我拥有了许多款钩针。我钩过漂亮的围巾，美丽的披肩，精致的坎肩，精美的手包……随心所欲，想钩啥钩啥。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纱线，在我的手里想变成啥便是啥。是二姐，让我从懵懂无知的假小子，蜕变成优雅精致的女性。
　　 钩编和胶东妇女织的花编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胶东时，村子里的妇女们为了挣点零用钱，从公社领回纱线、图样子和大头针，支上小桌，铺上图样子，然后坐在蒲团上开始用花编棒织花编。十根手指夹住八根棒，上下翻飞，一行行、一圈圈织。织出来的花编图案变幻莫测，山水鱼虫特别精美，全部用来出口，自己是用不起的。
　　 但我感觉，钩编比花编更灵活。钩编可以成圈钩，钩衣服、钩闭环的作品更加完美无瑕。而且工具简单，便于携带，走着玩着便可以完成作品制作。
　　 钩编学会了，二姐又教会了我织毛衣毛裤，教会了我上针、下针、元宝针、阿尔巴尼亚针、麻花辫等针法。尽管当时我根本穿不起毛衣，更没有毛线供我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学会织毛衣。
　　 那一阵子，妈妈的筷子倒了大霉。没有织针，我便盯上了家里的竹筷子。一根筷子一破四根，劈折了，失败了再劈，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
　　 经常无缘无故打孩子的妈妈，在我学习织毛衣的过程中，表现出出奇的宽容和赞赏，不仅对我破坏她筷子的行为不加干涉、不加指责，还让爸爸用铁丝给我磨制钩针，用竹子给我制作织针。
　　 爸爸妈妈的支持，让我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而且钩织技术突飞猛进。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是我跟二姐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时光。
　　 接着，我读中学、高中。这期间，二姐已经工作了，她随父母调到了三连。有那么五年时间，我没有见过二姐，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但我知道，不管生活怎样，爱美的二姐一定走在爱美的路上。她的爱美之心不会变，她永远热爱生活，热爱美。
　　 高中毕业后，我见到过她两次，每次都是匆匆一面，没有深谈。但二姐依然那么美丽，依然那么时尚，只是两根小辫子变成了两根小刷子。
　　 再后来，我考上了学，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和二姐再无交集。
　　 一九九三年，孩子要入幼儿园，我却交不起托儿费。
　　 孩子的托儿费拿不出来，对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来说，打击何等沉重。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们书也刻苦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也冲过去了，大学也毕业了，并且分配了正式工作。可是，还是穷，穷，穷！穷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们。
　　 两个有正式工作、年富力强的大学生，居然连孩子的托儿费都交不起。将来孩子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如何供得起……
　　 生活的贫困压得我喘不过气。去年林业局职工一年只开了三个月工资。政府号召各单位职工自己创收，我们普通职工创收只能站在路边卖黄瓜，而当官的创收是卖大板、卖原木，利润云泥之别。我在绝望中看不到一点点希望和未来！
　　 当时的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敲两危警钟，“缓危解困、治危兴林”的口号震耳欲聋。大会小会、大报小报上，“资源枯竭、经济疲软、缓危解困、治危兴林”这些词语出现频率极高，成为九十年代小兴安岭林区的热词。
　　 同期的其他地区，工资调了又调，工资已是我们的十倍，已经奔小康、跨进千元。而我们地区涨的工资只算作档案工资，画了个饼却不能充饥，望梅却不能止渴，工资还停留在一百多一点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