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者，偷窃财物或者危害国家、人民的人，自古有之。如果单从偷窃财物而言，现在的贼是越来越少。而在过去，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存在。农村的贼，多是小偷小摸，偷点瓜果蔬菜、鸡鸭鱼蛋、生活用品、七七八八，顺手牵羊，大多是小打小闹，但仍令人厌恶乃至痛恨。正人君子自然视之为无耻之尤，所以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以避嫌疑的“瓜田李下”之说。古人希望社会风气好的理想则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而在城市里，有以做贼为业者，直接偷陌生人、外地人、不懂得财不露白的人的钱包，他们用镊子、刀片划破别人的衣服、背包作案，据说他们平时练习偷窃技术，能够像那些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般苦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谓“偷时一分钟，暗练十年功”是也。我在厦门生活八年，竟然没被偷过，当然这不一定就说明厦门当时社会治安、风气如何好，可能是我没碰上，但至少说明情况还是相当令人放心的。我刚调回老家，那一次就阴沟里翻船，衣袋里的现金、发票、车票都被席卷一空，没钱买车票，差点回不了县城。我弟弟在中学教书，好不容易等到学期结束，什么班主任补助、加班费加上各种名目的杂七杂八，领了三千块钱，高高兴兴去女儿家。他心思缜密，为了防贼，羽绒服里还穿着防盗背心，把钱藏在背心的口袋里，又拉好了口袋拉链。坐几十里班车，到女儿家去掏钱，却发现已经不翼而飞，检查一番，才看出衣服被划破，不光三千块钱没了，几件衣服也残破不堪，不能再穿了，气得他大骂“贼骨子丧尽天良！”后来通过当地派出所熟人帮助，顺利找到了作案者，把钱要了回来。原来贼也是有组织的，里面也有惯犯、线人，可以顺藤摸瓜而破案。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如今出门在外不用担心贼了。因为有了手机支付，出门不用带钱包了，一般事情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小偷虽然技术精湛，也只能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往往是空手而归。就算技高一筹，偷了个手机，不知道密码还打不开，目的也达不到。当然，有鉴于此，有人便升级利用手机实行网络诈骗，还形成了家族、集团，甚至把生意做到了国外，那是网络诈骗，是骗子，跟贼有所区别，不在此论。有人说，手机把贼“消灭”了，并非过分夸大、溢美之词。
　　 贼有大小之分。社会上混在人群中搞这种小偷小摸的贼逐渐“失业”，那种大权在握的大贼却还不少。他们偷的东西既大又多，是谓之“国贼”。仅说金钱一项，就远比那些小贼多得多。过去对贪污百把块钱的，动辄开除，杀一儆百。如今的贼，贪污受贿数额动辄上亿，甚至有上十亿乃至更多的。至于百万、千万的，只能算等而下之的小巫了。社会上流传说，贪官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众，贪钱越来越多，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惩处不够，换句话说是贪官付出的代价太小，有所谓“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说法，就是生动写照。所以“前面翻了船，后面跟着来”，难以绝迹。古代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说，这种双重标准、不公平的处理方法不足以服众，对贪官也起不到震慑作用。
　　 而这种大贼古已有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说明那时当个清官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如果还要贪得无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就会引起民怨沸腾，老百姓被迫揭竿而起，一定会动摇、推翻封建王朝。所以封建帝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对贪官惩处也十分严厉，比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就是一例：对贪赃六十两银子以上官员，将其人皮完整剥下，填充稻草、石灰制成标本，挂在公堂旁示众以震慑官吏。想想这个场景就毛骨悚然。然而，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古代帝王都幻想着自己的家天下可以千秋万代以致无穷，于是他们“用贪官、反贪官”，核心是以贪治贪、借贪控权、杀贪平民愤，是把贪官当棋子、耗材。他们需要贪官，贪官自然层出不穷。著名的例子是西魏宇文泰与苏绰的理论：宇文泰问苏绰如何驭官治国，苏绰就提出了这个“用贪官、反贪官”的驭官术：用贪官就是给权让其自肥，使其忠诚，无贰心；反贪官就是以此清除异己，除掉不听话的贪官：掌控把柄，让贪官不敢反叛；平民愤、敛财，就是民怨大时，杀贪官、抄家产，充实国库。最典型的是清乾隆赐死和珅案例，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到底，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宗旨截然不同，我们绝不能照抄照搬。
　　 现在看来，当年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远没有过时。他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更艰苦。我们许多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在查处的那么多落马领导干部不就打了败仗吗？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就是贼，他们欢迎糖衣炮弹，无孔不入偷盗的，是人民的血汗，是国家的财富。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绊脚石、拦路虎，十恶不赦，罪不容诛！
　　 应该说，党中央坚定不移反腐败，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一大批贪官污吏纷纷落马，大快人心。要根除那些国贼、蠹虫，在理论上，马克思提出了三项刚性制度措施：一是实行普选制与随时罢免制，废除等级授权，从权力来源上杜绝特权滋生；二是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取消一切高薪和特权待遇，斩断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利益链条；三是坚持公开透明与全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防范权力异化与腐败滋生。当然，这会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恐怕应该也只能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做，对贼要认得清、抓得准、罚得重，让那些偷窃人民利益的国贼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不然，盗贼横行，贿赂公行，掏空国库，引发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则会动摇根基，国家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