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晚，我喜欢站在窗前望窗外，一栋栋高楼像巨兽，矗立在大地上，窗是它的眼眶，灯是它的眼珠，扑闪着。街灯是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切割着被浓墨般覆盖的黑。车灯是飞翔的小精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城市的夜被光的织锦罩得严实，没有黑暗，只有明亮万千。我惊喜于这样的明亮，哪怕是晚上一个人，掐灭室内的灯，不拉窗帘，让街灯的光亮丝丝进入，也是一份陪伴，像亲人似的，让人不孤单，也不害怕。
　　 记忆像鱼儿游入一段黑暗的岁月之河，岁月本不黑暗，真正黑暗的只是夜晚。
　　 青年时在九宫山，冬夜里，一栋楼，只有我一个人，户外的雪裹着北风拍打着窗棂。突然，电灯灭了，从窗外到窗内，黑暗如发酵的面团，覆盖天空与大地。我在黑色里走来走去，蹲下，低头，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出半截蜡烛，点燃，渺渺的光，只为让黑暗不至于太暗，只要一点轻微的抖动，烛光就变得颤颤地。当蜡烛流完烛泪，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更巨大的黑暗像乌云在蔓延，随时要吞没我，我无力应对，有坐以待毙的感觉。那样的黑夜很难熬，心找不到方向，灵魂在接受一场冷酷的审视。
　　 有了一次这样的教训，储存蜡烛成为冬天的一件大事。只是再多的烛光都无法和灯光相比，烛光可以制造一个浪漫的生日晚会，却无法让寒夜变暖，无法让黑暗变成光明。但是多经历几次，觉得黑暗其实并不那么可怕，也不是一场彻底的虚无，在黑暗里所有的事物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形态和本质，只是黑色在涂抹你周围的空间，而灯光不过是黑暗里的一个客人，仅此而已。
　　 其实在生命的源头早已触碰到了黑暗。
　　 五岁前，故乡是没有电灯的，家家都是点煤油灯，出门靠手电筒。秋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暮色像一只只跳蚤，从屋外跳进屋里，屋里光线本就不好，暮色则加深了屋子的阴暗，但是屋子里并没有点灯。那时我小，胆子也小，天色一暗就乖乖坐在灶边，紧挨着烧火的外公，背靠着墙壁，外公、灶火和墙壁成为我抵御黑色的屏障。望着一把把灶火在灶膛里熊熊燃烧，我盼着灶火能站起来，高高地挂在墙上，我就可以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到吃饭时，天已黑透，灶火也熄了，借着灶膛里残余的光，我只能看到家人的身影，模糊一片，很近，也很远，梦境一般。外婆摸着黑走上台阶，进入穿堂，走进她的房间。稍后，捧着一盏点燃的煤油灯走下来，一缕小小的火焰在玻璃罩子里矜持而跳跃，于是厨房就亮了，全家人的脸被灯光衬托着，变得清晰，又似糊了一层黄土似的。煤油灯光落在厨房的摆设上，透着一种饱经风霜的旧。厨房的亮让穿堂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心想着，走进那个黑洞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晚饭后外公划燃一根火柴，利用火柴的光把自己送到房间。趁着我们洗漱的功夫，母亲抓紧时间剁猪草。待母亲收拾好，外婆举着煤油灯，走在最前面，我们依次跟着。煤油灯搁在穿堂那个高高的柜子上，母亲带着二姐走上二楼，木制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像深夜老鼠发出的尖叫。我庆幸自己不用睡在二楼，因为二楼有两口棺木，又是敞开的，白天我都不敢上去，何况晚上。对我而言，棺木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哥哥小跑着进了外公的房间，把房门重重地一关，在床上打闹起来。我紧跟大姐走进外婆的房间，灯光从穿堂拐弯溜进房里，烟雾似的轻。那时我知道：灯光不是直线直来直去；也不是木棍硬邦邦，它像水一般，是柔软的，在一个隔成几个小空间的大空间里，只要不是封闭的状态，它会流动。外婆去关大门，门发出“嘎吱嘎吱”声，日子的琐碎在门声里得到最具体的体现。然后外婆捧着煤油灯回房，一阵“窸窣”响后，外婆吹灭了煤油灯，黑暗成为夜的主题。我用被窝蒙着头，被窝里也是一团黑，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不适。在被窝这样的小空间里，黑暗失去了攻击的力量。我很快进入梦乡，梦里感觉自己被阳光包裹着。
　　
　　 二
　　 浒湾通电后，家里装上了电灯，十五瓦的白炽灯，和现在的灯没法相比，可是比煤油灯强多了。电灯让煤油灯沦为一种旧物，兴盛与衰落，不仅是属于历史与家族的，也属于物品。
　　 当暮色来临，外婆打开大堂和厨房的电灯，电灯的光比煤油灯的光更能攻城略地，可以进入更大的空间，让我晚上在家里的行动不再受到限制，除了二楼和院子，我哪个角落都敢去。
　　 晚饭后，外面的黑把大堂的灯烘托得几乎灿烂起来，我们兄妹围坐在竹床上打扑克，大哥把扑克甩得“哗哗”响，二哥常为发错一张牌叫“哎呀”。外婆带着老花镜，坐在竹椅上缝缝补补，一针一线走得密实而牢固。母亲把工作也带回家做，算盘、各式账本摊满八仙桌，边拨拉算盘珠子，边在账上记录着，一直忙到深夜，我在睡梦里都能听到算盘珠子的“噼啪”声。
　　 当搬离老屋，家里的电灯由十五瓦换成了六十瓦，晚上更亮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清晰有致，人的脸庞在灯光下显得越发生动，让人感到黑夜的虚幻。只是大多数的夜晚，灯光下只有母亲一个人，外公外婆、还有我们兄妹被时光迁移到了不同的地方。
　　 大姐和大姐夫在金溪上班，经常一大早要下乡办事，晚上再赶回去，如果经过浒湾，但凡时间不晚，就会绕进来看看母亲。新家在二楼，大姐在堤坝上远远地看一下，根据母亲房里的灯来判断上不上楼。房间是黑的，说明母亲睡了，大姐就不过来了。灯亮着，说明母亲还没睡，即便不在家，也不过是在邻居家串门。母亲每次看到大姐和大姐夫，脸上堆着笑，眼里发着光，娘俩拉呱着家常，拉着手，似经年未见。有一次晚上大姐和大姐夫又来看母亲，站在堤坝上，看家里是黑的，那时不过晚上七点多钟，母亲不可能这么早睡，于是与大姐夫快步走进粮管所宿舍，上楼，走到家门口，听到屋里传来母亲的几声咳嗽，惊天动地的响。大姐用力敲门，大声地喊，母亲前来开门，脸色黄黄的，原来母亲白天淋到雨，感冒了，晚饭也没有吃，傍晚就躺下了。大姐赶紧打发大姐夫去药店买药，自己到楼下的厨房下了一碗面。打发母亲吃了面，又吃了药，大姐让大姐夫先回，请了两天假留在浒湾照顾母亲，待母亲康复才返回金溪。
　　 母亲退休后，去抚州和父亲住在了一起，浒湾的那个家就空置了下来。在退休最初的十年间，母亲还偶尔回浒湾小住，最近十年，就再也没有回。母亲说，浒湾人越来越少，晚上只有少数人家亮着灯，大多数人家都是黑漆漆的，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也没人修，天一黑简直不敢出门。
　　 时光的一半是白天，一半是黑夜，城市灯火闪亮，让黑夜如白天似的亮堂。喜欢亮堂是人的本性，谁会喜欢黑暗？
　　 我以为一个地方的繁荣与灯光的存在是有关联的，人多，灯光就多，越多就越亮堂；人少，灯光就少，越少就越暗。当一个地方晚上没了灯光，就凋敝了，沦为空心村，空心镇。
　　
　　 三
　　 自从浒湾的这个家空了，抚州的那个家成为我从外地回来的唯一的家，不管母亲去哪里，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永远的家，也是余生不断的归处。
　　 每次离家的前晚，我没有出门，和母亲在灯下闲谈。母亲总会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我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以前在家母亲很少对我有如此亲密的动作，我和母亲一直不亲，我从不在母亲跟前撒娇，尤其因为我的选择，我们的母女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时间像一场大雪，会覆盖一切，大概因我隔得远，难得回家，马上又要走了，母亲有点不舍。那晚，我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在灯光下像糖似的白，额头的皱纹更深了，不禁感慨，相隔一年，母亲又老了些。
　　 次日凌晨三点起床，因为要赶去南昌的第一趟班车，这样才能坐上早上八点从南昌开往通山的班车。没想到母亲更早，已为我们煮好了挂面，面里卧着两个荷包蛋。在灯光下，在母亲的凝视中，匆匆吃完，出发。父亲还在沉睡，悄悄开门，外头很黑，我拍了拍手，过道里的感应灯亮了。母亲跟着走出，站在过道上，目送我们下楼。刚下几级台阶，感应灯就灭了，母亲用力一跺脚，灯又亮起。在下楼拐弯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她在灯光下的身影显得那么清瘦，又仿佛长高了。母亲的身影承载着灯光的轻盈，也承载着生活的重量，命运的苦难。我对母亲挥挥手，让她进屋别送了。到了四楼，我无需拍手，跺脚，上方一直有一片光亮罩着我。我能听到母亲在制造各种响动，让感应灯亮着。到了三楼，我隐隐听到了关门的声音，我想是母亲回屋了。
　　 很多年来，我每次回家，母亲就是这样在过道里目送我离开。母亲曾经目送我去抚州读书，去南昌读大学，去东莞打工。母亲的目光像一盏不熄的灯，照见我走到灯火辉煌的地方，走到阳光出现的地方。如今母亲的视力越发差了，那盏灯已蒙上了岁月的尘埃，变得浑浊，一本书放在她眼前，她压根看不清。但就是这双浑浊的眼，比最亮的灯更为亮堂，能看穿世事人心，能看透世间的酸甜苦辣。
　　 数年后，再回抚州已不是小住，而是久居。我回来父母并不意外，没有说太多。
　　 那是一个深秋，抚州并不萧瑟，街巷间透着秋天蓬勃的气息。我奔走在抚州的大街小巷，急于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在这个秋天里成长，蝶变，我是一只裹在茧里的蚕，挣扎而出，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也许等待我的不一定是春天的花海，但是在飞舞的路上，总会遇到几朵让我栖息的花朵。几番辗转后在一家购物广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老板急着在元旦开张，时间紧迫，开张前一天，所有人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多。走出广场的时候，路上已人迹罕至，车子也很少，好在路灯密集，也很明亮，光线呈金黄，像秋天稻谷的颜色，看着令人安心，温暖，足以照亮我回家的夜路。
　　 拐入羊城路，路灯就变得昏暗了，隔二三十米才有一盏，蒙蒙的白，看着令人犯困。路上没有一个人，街边的树木只剩下枯枝，那是树木在冬日唯一的鲜活，一根根被路灯折射于地上，疏影横斜，显得寂寥。街边人家的灯大多已熄，只有少数几家还亮着。经过两栋楼，檐下的灯发出的光，笼了一层水似的，穿不透黑夜，旁边几棵石榴树蔫蔫的，它们的生命活力是在夏天，可是春天还没有来呢。
　　 进入我住的那栋楼，我像一只鸟归了巢，用脚一跺，感应灯亮了，我舒了一口气，“蹬蹬“爬上五楼的楼梯，不用再跺脚，一大团明亮的光扑上我的头顶，像母亲的手揉搓着我的头发。用锁打开门，我像一只猫悄无声息地溜进屋子，客厅的日光灯也亮着，父母和小妹在里屋睡着了，我拉灭了外头的灯，轻轻地关上门。
　　 那一年，我隔一天就要上夜班，回到家都要晚上九点半左右。每晚父亲估摸着我上了坡，就打开楼道的灯，听到我走上五楼，便打开门，站在门口看我上来，对我说一句“下班了，快进来”。
　　 现在，晚上在灯下等我的不再是父亲，而是先生。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只要灯下有人在等你，心就不至于空落落的，找不到方向。城市有家，家里有一盏亮着的灯，就是岁月静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