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禹城的天空一片昏暗，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破败的土屋裂着口子诉说着无尽的伤心。盛三贵坐在家门口，愁眉苦脸，扶着墙壁艰难地站起身，拢拢即将掉光钮扣的棉袄。
　　 走进家里，漆黑一片，几乎没有光线。家里空荡荡的，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声响。他的肚子再一次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米缸里早已空空如也，一粒小米都找不见。他无助地从棉袄的破洞中，扯出一点发黄且沾染汗渍的棉花，放在口中用力地嚼着。曾经，一家人坐在屋内，喝着野菜红薯粥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家里还有半亩薄田，种上粮食，再租种地主的地。日子虽然苦，但总算熬了下来。
　　 可是随着日本鬼子的战火持续蔓延，华夏大地狼烟四起，焦黑的土地上早已种不出任何庄稼，无数的村庄数日不见烟火，鸡鸣犬吠之音本是司空见惯，如今却销声匿迹。盛三贵家虽然位于偏僻的七区魏寨子乡于屯村，同样没有躲过鬼子的侵扰。鬼子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来扫荡。一队鬼子持着枪，凶神恶煞，嘴里叽里呱啦，说着人们听不懂的鸟语，凡是能抢的都抢，凡有不从者，直接格杀勿论。枪管子冒着黑烟，地上躺着断头少腿的尸体，胸口的窟窿流着鲜红的血，空气中弥漫着阴森的气息，小鬼子得意地哈哈大笑，脚踩村口的大石，张狂得就像魔鬼。
　　 每次鬼子一来，大家都像躲瘟神一般，拖家带口，逃往远处的地洞内。木制的小推车吱吱呀呀，扁担上的绳子纤细无比，挑着仅剩的一点物品与口粮，像逃命似的。瘦得皮包骨头的狗在后面追，“汪汪汪”有气无力地叫着。直到钻进洞，大家才敢坐在潮湿的地上，相视惨淡一笑。
　　 那年夏初，正值麦子成熟的季节。6月上旬，阳光那样耀眼，地面本该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可是能吃的树叶都被人们薅了个遍，变成了锅中食，肚中粮，能充饥几日算几日。撑不过去的，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麦子要熟了，绿叶中透着一点黄意，盛二贵、盛三贵两兄弟早一次，晚一次，去麦田里走了一遭又一遭，摸着麦穗，瘦削下去的脸庞才露出一点喜悦，像初春升起的太阳，带来无限的希望。他们嘴里念叨着：“可要保住这点粮食，要不然一家人就活不下去了。”
　　 盛三贵的父亲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像极了七十岁的老头，拄着拐杖才能走路。皮肤呈现不健康的黑色，胃部时不时疼痛，不知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还是生病的原因。天未黑，他就躺在床上，说省点力气。两个儿子想割点未成熟的麦子，让老爷子尝尝。老爷子“噌”地坐起，指着他们说：“你们这两个败家子，我老头子就算死，也绝不能割。要不然，我们一家人都别想活下去。”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又要来扫荡了。”这话一出，村子又陷入无序当中。大家照例外逃，二贵却抄起镰刀，直奔麦田。三贵想跟着一起去，却被二贵阻止：“小弟，你不能去。你得带着父亲逃命。父亲年龄大了，走不动。要是被鬼子撵上，就完了。”
　　 “那你呢？”三贵担心起哥哥来。
　　 二贵晃晃手中的镰刀：“没事的，我年轻，跑得快。万一被鬼子撞个正着，就跟他们拼了。”
　　 三贵无可奈何地搀扶着父亲，跟着村子里的人，朝着地洞而去。身后，二贵逆行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
　　 洞内，三贵十分心焦，像一万只蚂蚁在抓挠。他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一次又一次爬出洞口，朝村子的方向望去。遥远的距离挡住了视线，遮蔽了声音，根本无法得知任何情况。三贵双手合十，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叩头，额头渗出鲜血，嘴里念念有词：“老天爷，求求你。千万要保住我二哥，别让他出事。”
　　 三贵家，本是三兄弟。大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已经去了几年，杳无音讯，没有任何消息，十有八九送命他乡，成为战场上的一缕亡魂。母亲生前，总是念叨着他：“大贵啊，你什么时候回来？为娘时日不多，要是能见你一面，就好了。就算见不着，你好歹捎个信回来，让为娘知道你还活着！”
　　 母亲最终带着遗憾咽下最后一口气，到死都没闭上双眼。二贵、三贵无奈地用草席卷起母亲，葬在村口的土坡上。这是母亲的遗愿，说要一直望着大路，说不定哪天大贵回来，她能看见。
　　 过了大半日，探听消息的村民回来说，鬼子已经走了。村庄又像被洗劫了一般，皮包骨头的狗都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几摊血迹。不知道是人的，还是狗的。
　　 三贵听到，心狠狠地揪起来，像刀扎般。他赶紧扶着父亲，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一路上，老爷子走得比往日急多了，虽然踉踉跄跄，几次差点摔跤，还是紧赶慢赶。
　　 三贵回到家里，大喊：“哥。”没有回音。三贵急忙赶往麦田，微黄的麦子不见了，像被野猪拱过一般，高高低低的麦茬如犬牙交互。一看，就是鬼子的“杰作”。
　　 三贵继续往前找，在不远处的土坡背面，看到了二贵的尸体。二贵斜躺着，面目狰狞，牙齿咬得紧紧的，手里的镰刀紧紧地抓在掌中，始终没有松开。肚子上除了枪眼，还有刺刀留下的大洞。鬼子开了枪，打中了二贵，还狠狠地补了几刀，肠肠肚肚流了一地。
　　 三贵悲从中来，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像条浑浊的小溪。他再一次跪在地上，双手微微颤抖，将二贵流出的肠子小心塞回，用衣角遮盖。远山无声，田地无声，只剩下数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黑色的身影掠过天空。
　　 父亲很快得知消息。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伸出苍老如树皮的手，替三贵擦了擦眼泪，而他自己，早已老泪纵横。
　　 二贵被埋在母亲旁边。旧坟旁又添新坟，只不过这次连草席都没有了。两个小小的土包依偎在一起，像是团聚一般。
　　 老爷子拿起拐杖在旁边画了个圈，对三贵讲：“到时我死了，就把我葬在这。像你二哥一样，不用墓碑，只需要挖个坑，扔进去就行。”
　　 三贵点点头，又摇摇头。
　　 老爷子很快病倒，咳嗽一声接一声，根本没有停歇的时刻。不过，家徒四壁，肚中无食，咳嗽似乎都失了劲，只有胸膛微微起伏，“咳咳”的声音像鼻子塞住一般。
　　 无奈之下，三贵想着卖地。这是他们最后的家底。
　　 腆着肚子的地主一再压价，理由说得头头是道：“现在兵荒马乱，我收了地，也不一定有人种。”
　　 “老爷，您就好心收了吧！能卖点就一点。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老爷子需要治病。再不治，就要死了。”三贵低声下气地哀求道。
　　 地主“吧嗒”了一口旱烟，绕着三贵家的半亩薄田转了一圈，走到转角处，蹲下身子抓起一把土，用力捏碎，扔在地上，再吐出一口浓痰：“这地不肥啊！这样吧，老爷我今天开恩，给你5升小米吧！”
　　 三贵一惊，身形明显晃了晃，差点没站稳：“老爷，我这地前两年还能卖20升小米呢？太少了，太少了，您再加点。”
　　 “这样，再给你10元法币，好给你家里的那个死老头看病去。”地主将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塞到腰间，再加重了一点语气，“卖不卖，不卖我就走了。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
　　 三贵无奈地点头成交，拿出地契，交给地主，并在地主早已拟定好的契约上按下自己的手印。
　　 地主扬长而去。
　　 三贵摇摇晃晃地走回自己的土房。老爷子听说后，“唉”的一声长叹，张了张嘴，终究没有说出一句话。
　　 不过，就在三贵说要去城里抓药时，老爷子猛地从床上起身，用青筋暴起的手抓住三贵：“听话，别去！我是活不成了。这点钱和粮食就留给你！咱们家就剩你一根独苗了，可要好好活着。”
　　 三贵好说歹说，老爷子就是不同意，并撂下狠话：“你现在敢去，我就撞死在这！”
　　 三贵只好停下脚步，取出小米，抓了一把，准备放入锅中，又松开手，留下半把。找了柴，升了火，加了水，煮了一小锅稀得不再稀的稀饭，用数个豁口的瓷碗舀了一碗递给父亲。父亲勉强坐起，喝了几口，又放下了。
　　 三贵知道老爷子的意思，他想留给自己。可三贵又怎么喝得下？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地下一只老鼠，同样瘦骨嶙峋，跑来跑去。
　　 最终，三贵与老爷子一人一半，喝完了稀饭。
　　 过了数日，老爷子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临死前，老爷子死死地攥着三贵的手，拍了又拍，嘴里已经说不出话，但意思清楚明了：“三贵，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三贵看着漆黑的天空，漫天的乌云，肆虐的大风，又一场大雨将至。他已经陷入绝境，前后左右全是死胡同。前路茫茫，看不到一点希望。
　　 三贵埋了老爷子，倒有些羡慕躺在地下的三位至亲，喃喃自语：“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就不用受苦了。”
　　 天天挖野菜，薅树叶，就着卖地的小米，三贵熬啊熬，终于熬到了冬天。他抬头，看看村子，全村的人死的死，逃荒的逃荒，走不动的只能苦守在家中，等待死神的到来。
　　 这天，寒风停了，远处传来隐约的军号声，村头出现一支部队，他们穿着褪色的灰色军装，踩着破破烂烂的草鞋，肩上背着步枪，枪带已经起毛，面颊晒成紫铜色，唇裂处渗出血丝……
　　 三贵听说过这支部队，他们军纪严明，不占百姓一针一线，深山里打游击，袭击日军据点，带领百姓打倒土豪劣绅，将土地分给贫苦大众。人们尊称他们为天神。
　　 三贵的眼里燃出火苗，他转过身，朝着军号声的地方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