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坐上妹妹的车，我们一起回了趟老家，准备剜把苜蓿做顿苜蓿面。
　　 我和妹妹拿着小刀走向记忆中的苜蓿地。结果，苜蓿地被枯草全部淹没，看不到苜蓿的影子，但轻轻拨开枯草，还是发现偶尔露出小芽的苜蓿，正羞羞答答地探出头，仅仅代表春天来了。于是，我们只好带着遗憾离开苜蓿地往回走，经过曾经的老家院落时，我们的脚步停住了。
　　 这老院面朝南，很向阳，采光性好。老院的外面有很多果树，洋槐树、白杨树，还有一片自由发展的竹林。老院的对面是罗家庄的地盘，下面是沟壑和层层改造而成的梯状农田。这老院，我们搬离已经有近20年。我们原来住的窑洞现在都被莺燕守护着，里面有些坍塌，尤其是大门门洞上方的裂口很大，几乎不敢进去探视一下小院，院墙也早已不是我们小时候见到的模样。原来的土院墙早已经坍塌，看到的是我和母亲，妹妹用树枝攀起来围住的木栅栏。窑洞顶上的崖面都长满了酸枣树和野梅子蔓，依稀可见的几颗酸枣把我带进了那年那月。
　　 小时候，我们就在这老院里玩耍，干活，一点一点地长大。
　　 从老院的门前往下看，是层层阶梯状的农田，农田的底部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去放羊的沟底。有一条小小的溪流不知疲倦的流淌着。这些年由于退耕还林，很久没有去过沟底，不知道那条小溪是否还在。
　　 记得每到春天，只要下午一放学，我常常会和邻居家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提着用桃条编织的笼笼，一窝蜂地飞奔到老院门前的沟底去剜苜蓿。因为那时候我们冬季见不到现在这么多青菜，冬季吃的绿菜都是秋季把一些萝卜叶子、白菜之类的晒干，然后去掉水分保存，吃的时候用开水泡下，放进面条。所以，一旦春天来临，我们便会在家里人默许或者不默许的情况下都会去沟底暖和向阳的地方剜苜蓿，与其说是剜苜蓿，倒不如说是去沟底玩耍。一旦来到沟底，要么找个有坡度的地塄，然后当滑滑梯爬上去滑下来，弄的到处是泥土的味道；要么就在沟底的河滩边找比较圆的小石子，用来玩“抓羊儿”，常常为此憋足劲跟对方一比高低；要么去找一堆干柴，用从家里偷来的火柴点着，烧一些趁家里人不注意偷藏在口袋的洋芋蛋，烧得半生不熟，我们便会被洋芋蛋的香味彻底征服。于是用手掰开，一人一点，生不拉碴的就填进了我们的肚子……等我们玩够了，才匆匆忙忙找个暖和的半山坡，用小刀剜出刚刚露头的苜蓿芽，直到夕阳完全沉落在我们所在的山那边。家里人着急的在老院门前望着我们所在的沟底，唤着我们的小名。我们浑身土兮兮的、满脸黑乎乎地挎着篮子往家赶，就这种形象还自信满满。我剜苜蓿绝对不是好手，经常剜个笼笼底就剜不动了，而且除了苜蓿之外，还有杂草，或许就这毛毛草草的性格吧。每每回家，奶奶总要经过特别认真地挑拣，才能把我剜的苜蓿做成苜蓿面。
　　 春天，除了剜苜蓿，老院门前的洋槐树开满了洋槐花，阵阵槐花的香气时时会涌入我们的鼻子。这时，我们会拿着长把的锄头把院前的洋槐树枝轻轻地勾下来，摘下上面白色的槐花。奶奶和妈妈便会用槐花和着面蒸上一锅香甜的槐花菜疙瘩。现在因为工作，很少有时间去到早已搬离的老院，也就再没有闻到过老院前的槐花香。
　　 夏天，我们这里是收麦子的季节，这是一个忙碌而充满喜悦的季节，也是一个紧张而又辛苦的季节。这时，也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季节，因为老院的苹果树上挂满了青涩的苹果，虽未成熟，但偶尔解馋还是可以的。老院外杏树上的杏子也开始泛黄，这也成了我们每天瞭望的目标。
　　 那时候，人多，山地没有退耕还林，我们种麦子的地一大部分都是靠着老院的山地。虽然是山地，在村里修建农田的时候给修平整了，只是每年的收割时节，我们依旧得将沉甸甸的麦捆背在背上，或者肩挑或者用套着牛的架子车经过两道坡搬运到老院崖面上的麦场进行打碾。而老院大门洞口的那棵杏树便是我们最早的期盼。因为这棵杏树结的杏子最早黄，奶奶说这是“麦黄杏”，就是麦子熟的时候杏子便熟了。所以，大人们在田间割麦子的时候，我们兄妹也不能闲着。我们会用大人事先准备好的扁担、绳子之类的东西把大人们扎好的麦捆背到崖面的打场上，爬坡的时候累的满头大汗，还有被绳子勒得很疼的肩头总叫人苦不堪言。但是，一旦放下麦捆，我们总是用绳子或者捡几块瓦片，扔到杏树上，打几颗快黄还未黄的杏子，自己吃几颗，酸的倒牙，然后给大人们留几颗，到地里的时候喂到他们的嘴里，看着他们开心地吃，自己也很高兴，又会不顾肩膀的疼痛，在麦地和打场之间来回穿梭。
　　 老院门前还有一棵“白果树”，不知道科学书上怎么介绍，因为结的果实是白绿色的，我们就叫“白果树”，吃起来很香很甜。奶奶在最炎热的夏季就会用白果树的叶子给我们熬水喝。据奶奶说，白果树的叶子洗干净了泡在水里烧开后可以解暑，而且味道也不怪，不涩，所以，我们在忙碌的时候都很喜欢奶奶的白果树叶子水。
　　 知了也是夏季老院门前的一大乐队，大人们忙于打场，我们小孩子便开始忙于找院外树上的知了。那时候的知了很多，也不怕人，只有我们的小脏手挨它很近时，它才反应过来便轻盈地飞跑了，那些反应慢的就被我们逮着了。我们常常会比赛看谁逮的多，然后把逮到的关到冬季用的那种铁皮卷的火炉里，盖上炉盖，知了便在黑乎乎的火炉里拼命地叫，叫累了，就听不到一点声音。晚上，大人们依旧在月光下忙碌打场的时候，我们开始放出火炉内的知了，他们一旦觉得有了自由，就会拼命地飞出来，东撞西撞地飞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开始高唱胜利的凯歌。
　　 秋天，我们开始收割秋作物，犁地种冬麦。老院的院落里就会有很多秋作物的柴秆出现，而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柴秆运回老院的运输团队。当大人们把麦子种完的时候，奶奶说这一年的农活基本结束了，就会开始给我们烙“油糊圈”，奶奶烙油糊圈很香，圆圆的，一圈圈的，奶奶烙饼的火候把握得很准，总是烙的火色匀称。但是，吃着奶奶的油糊圈，我们还是要干些很头疼的农活，就是到“磨窑”去磨荞麦。从我记忆起，我们家老院里靠近北面的就有一孔窑洞，里面安装着一块很大很圆的石头圆盘，奶奶和妈妈一直叫这窑洞为“磨窑”。每年秋天，当玉米、豆子、荞麦收割完毕，我们痛苦的日子就开始了，圆形磨盘的直径两端，会有两个把手杆。妈妈每次把需要磨的东西倒在磨盘上，当我们转动磨杆时，磨的东西就会顺着磨眼往下滑落，然后在两块磨盘中间被磨成细末。我最头疼的就是磨面，当我一拿上磨杆，就感觉头晕，心中万般滋味开始翻滚，沿着圆形的磨盘转动，感觉两眼冒花，腿也不灵活，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想在腾云驾雾。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摆脱了磨盘，而今，磨盘已经被窑洞里的杂柴覆盖，孤独地遗弃在窑洞中。
　　 秋天，除过老院中的“磨窑”让我有点恐惧外，我还是蛮喜欢老院的秋天。老院崖面上的酸枣树上总是挂满了红红的酸枣，不知道为啥，酸枣树总是喜欢长在让人望而怯步的崖面边缘。为了吃到甜中带酸的酸枣，我们不敢去靠近崖面摘，常常会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朝着酸枣树重重的打下去，这一打，就可以把很多酸枣打落到我们老院的窑洞门口。然后，我们再去逐个捡起来装得口袋满满的。酸枣树的命很硬，我们每年都这么打，把酸枣树都打的成了半截。但是，第二年，它照样就会长高并且依旧会挂上诱人的酸枣。除了酸枣，崖面的杂草从中，也会长一些野梅子，小小的，红红的，看着水灵灵的，它也会成为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口中之物。不过，一般我们不会贸然出击去摘梅子，因为它的蔓很长有很多小刺，而且周围也长出很多不知名的小草，还有很多不知道哪些虫子开发的小窝，我们不是怕开发洞穴的小虫，而是怕洞穴里会有蛇出没。
　　 到了冬天，一切都似乎沉寂了，尤其是雪天。但老院并不寂寞。现在的冬季很干燥，很少有雪的影子，而那时候，冬季就是个冬季，会下很大很厚的雪，也会吹很冷很冷的风。那时候，我们穿得很暖和，玩得比现在开心。下雪的日子，我们会堆很多很大的雪人，还会用土院墙上长出的苔藓给雪人做个弯弯的眉头，毛茸茸的眼睛，用父亲写过对联剩下的红纸做顶帽子戴在雪人头上。我们会用干活的铁锹作为我们很简单的玩具，一个人蹲在铁锹头上，抓住铁锹把，另一个人开始握着铁锹把快速地旋转。结果，我们蹲在铁锹头上的人被转晕了，会被急速地摔落在雪地里，而转把的人也会晕得东倒西歪。但是，大家不会为此而吵架，而是开心地大笑。
　　 我们会找来筛子，然后找个木墩，在木墩上拴上细绳，然后用木墩支起筛子，在筛子下面洒些玉米或者高粱、糜子之类的秋作物，把绳子的一端拉到奶奶炕头的窗户上，爬上奶奶的热炕，脸贴着玻璃，静静地等待小麻雀来觅食。当小麻雀犹豫地吃筛子下面我们故意撒的食物时，稍不留神，我们便悄悄地拉一下绳子，木墩一动，筛子便把前来觅食的小麻雀扣在里面，我们会高兴地跑下奶奶的热炕头，打开筛子。有时不慎，便会放飞了小麻雀，有时候也会逮着小麻雀。当然，那会只是把逮着的小麻雀看看然后放飞，不会像现在有些人残忍地杀生。尤其是每年过年的时候，老院就显得特别热闹。因为在外工作的叔叔和婶婶领着弟弟妹妹们，带着很多好吃的东西回家，我们一起过大年，妈妈和婶婶负责做饭，父亲和叔父采购年货，奶奶是过年规划的总指挥，我们几个小孩子就是帮着大人们做些辅助工作，比如挑水，拾柴火，喂牛等杂货，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尽情地玩。
　　 虽然老院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视野，但记忆如同春天的苜蓿年年在长。每每想家的时候，梦里依旧与老院有关。可惜老院的一切都已远去，但是，它带给我的还是温馨如初的甜蜜。我的老院，终究淹没于历史的长河。我的根，也深深地扎进了那块土地。我的文字，也在那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