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结婚不久，妻子便怀孕了，她的妊娠反应格外厉害。彼时日子艰难，我没钱给她买想吃的东西，母亲为了生计整日在医务室忙碌，偶尔问她想吃什么，她也不理睬。初次当婆婆的母亲，也不敢再多问。或许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太过疏忽，再加上日子的贫苦艰难，妻子患上了孕期抑郁症。她竟从医院配了不少安定片，一次性服下了。我一觉醒来，发现她浑身发烫，连忙问她怎么了，她困得厉害，口齿不清地说自己吃了不少安眠药。
　　 当时我吓得浑身冒冷汗，立马去找了叔叔家堂弟。那时候只有人力车，我和堂弟拉着板车，一路跑步赶了十三公里，把她送到汶口医院。赶到医院时，我俩直接瘫坐在地上，身上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多亏发现及时，经过抢救，妻子并无大碍。感谢堂弟，也感谢苍天，母子二人最终平安。因为孕妇不能乱吃药，医生就配了些维生素之类的药，几天后我们便回家了。
　　 妻子这次自寻短见，给了我极大的打击，也让我深受教训。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地体贴她、理解她。大儿子出生后，我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她，母亲和我也想尽办法给她补养身体。
　　 等到大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想寻找出路、多学些本事，便通过书信联系上了上海的三姨，三姨让我去上海学习伤科医术。我在上海市中心医院骨科门诊、病房亲身实践，学习了三个月的伤科、骨科知识。
　　 可去上海之前，我向大队请假却费尽了周折：找小队长请假，他把事情推给大队；去找大队领导，又把事情推回小队，两边来回踢皮球。那时候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户口在哪里，人就必须像铁钉一样钉在那里。我一气之下，没等批准就自行外出了。等学习结束回到家，麻烦便来了。大队领导问小队领导，是谁批准我去上海学习的，小队表示从未同意，大队便以此为由处置我：以未经同意擅自外出的名义，扣发我的口粮，还罚了二十个出工工日，也就是白干二十天。那时候没有钱可以罚，所有奖惩都靠工分核算，他们还扣下了我二百斤粮食，又让我多干了一个月的义务劳动。这些我全都不在意，因为我实实在在学到了很多知识。
　　 那次未经大小队领导同意外出，被扣粮扣工分，对本就贫穷的日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妻子为此十分难过，常常哭诉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利用晚上、中午的休息时间为乡亲们治病。哪怕再苦再累，只要有了精神寄托，心里就有希望，再大的苦也能扛过去。我诊治过很多病例，后来患者再去上级医院复查，诊断结果和我判断的完全一致，我也渐渐得到了众多患者的认可。我把父亲的针灸疗法和现代医学新技术结合起来，治病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
　　 岁月不断前行，在大儿子两岁时的秋天，听说生产队又要安排壮劳力外出修水库，当然，那肯定少不了我。我满心悲凉，提笔写下几句诗：“修工得信息，为拯物者起。失事桥下泥，村民为之动。顽童亦伤悲，怀父于中秋。悲凄两回流，人面永难再。留德记千秋。”另一首是写给妻子的：“离别无多远，男儿难两全。虽暂孤单寂，眼光宜长远。家事难丢弃，儿幼甚皮顽。有暇可劳作，无闲哄儿安。清晨忙猪鸡，午热避酷炎。夕下早关门，防贼进严关。邻里多相助，不可面朝天。性情多温柔，急躁自身残。诚实是吾家，信任应常鉴。室阔亦了了，天外还有天。生当做烛光，一人一副担。待到回家时，灯下述衷言。”
　　 妻子当时看后，曾不无伤感地说：“就是孩子太小，咱妈忙于医务室，你写的诗我都明白，你的心我也理解，只是出门在外，听说那里活很累，你要多注意安全和身体。”就这样，我开始了离家出工的生涯。那时是为了挣工分，再者也是想争取上进，自那以后，我连续在黄河大堤复堤工程、北留水库、南泉方田等工程上披星戴月地劳作。
　　 最苦的要算在黄河大堤干活了。我们大队分的工段在历城区一个叫郭家店的地方，再往东就是章丘县境了。当初，当地农民的生活很苦，天天吃的都是高粱面贴在锅上的饼子：锅底倒上萝卜条，周围贴上饼子，菜烂饼子熟，每人一大碗菜，少油缺盐，拿一瓢凉水灌下就算完事。那里风多土多，早上还是黑土地，中午太阳一晒，地下的盐碱冒了上来，一眼望去如同下了小雪一般。当地偶尔种些水稻，产量却不高。有时房东会拿出些晶莹剔透、碎玉般的大米，去伙房换些面粉，那时伙房也乐意。每隔几日，伙房会熬上一锅大米粥，改善民工伙食，味道确实不错。我最爱喝粥了，每逢中午有粥，窝头或馒头就不吃了，不喝个肚儿圆决不撒手。
　　 说起活儿，一百多米高的大堤，我们每天推着满车土，要来回跑一百多车。坡顶安装着柴油机，钢丝绳头有个大钩，车到坡下，把铁钩往车上一挂，人得挺住腰。柴油机黑烟一冒，两条腿可就不能跟不上趟。劲一用上，车上土的重量，就有一半压在两肩上。太阳晒，河风吹，脸上晒得像包公似的，黑中透着苍黄。上了大堤顶倒完土后，下坡才算真功夫：坡又陡又长，身子要往后仰成三十度，两手抓牢车把，后跟用力蹬，不然车子冲出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
　　 工程队里有一个民工，正下坡时腿脚没跟上，跑着跑着，车把脱了手，小车如飞一般冲下堤去。一开始独轮车还能稳住，后来就翻起了筋斗。正好坡下有个民工在干活，他赶忙一缩头，纵身跳入坡底水沟，才幸免遇难。车子从他头顶呼啸而过，重重地摔在离他不到两米远的水中。为此，工地专门召开了工程安全会议。
　　 黄河大堤复堤工程三个月完工，回家秋收后，我又去了北留水库。虽说依旧是出工，可我的任务变了，一人分管政工、保健、施工三项工作。所谓政工，就是写写报道、出几版黑板报；至于保健，大队只给了我几瓶感冒药，比如阿司匹林之类，民工要是有感冒这类小病，吃几片药发发汗就好了；施工才是我的本职活儿，每天上工地记车数、量土方、划分施工工段等等。这几份差事算是轻松的上等活计，我不用再在黄河大堤上推土爬坡，体力消耗也少了很多。
　　 我常想，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最能吃苦的农民，吃苦耐劳精神堪称世界首位。大家的手裂得如同枯树爆皮，脸冻得像是胭脂混着墨色，吃的饭食放到现在看，连猪狗都不愿吃，可身上的力气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说来也怪，那样艰苦的环境、那样拮据的生活、那样繁重的苦累，工地上却依旧欢声笑语不断，长辈的乐观、年轻人的朝气时常显露。
　　 天寒地冻的时候，常有民工因为着凉，腰腿疼痛前来求医，我身上常年带着针灸针管，扎上几针，病痛便能立刻缓解。有民工打完哈欠，下颌关节突然脱臼，我双手托着他的下巴轻轻一推，对方合上嘴，满脸惊讶地愣在原地，我转身就离开了。这样的场景在工地时常发生，我也成了工地上名副其实、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病的保健员。
　　 晚间，我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坚持看书汲取知识，始终没有放弃继承父业的追求与希望。我的表现得到了大队领导的赏识，他们也十分同情、理解我的心意。村里领导也格外敬重我的父亲，还许诺等工地完工后，就推荐我进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说这话的人或许无心，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
　　 十个月的工程圆满结束，我在日记里找到了当天的日期：1976年7月14日，阴天。日记里记下了我当时的心情，还胡乱写了几句诗文，现在看来，全是幼稚的话语，文法杂乱，只是当时胆子大，不知羞罢了。
　　 春天过去，天气日渐炎热，我满心积极争取，却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我一次次递交进入医务室的申请，只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村民服务，可提交的申请全都石沉大海；一次次的恳切陈述，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与心灰意冷。我的心里，始终憋着一件想不明白的事。
　　 我想进大队医务室，是想为村民服务，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便利百姓，难道错了吗？父亲离世已经八年，他的历史问题依然像一块乌云，笼罩着我的家庭。为此，妹妹们只能远嫁他乡。
　　 然而在当时，一个干兽医的人，却堂而皇之地进了医务室，和我母亲共事。只有初小文化的他，行医毫无章法、一窍不通，却整天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招摇过市。苦的是毫无保健知识的老百姓：有两个男婴，就因为皮肤感染，被注射了过量链霉素，最终导致耳聋，成了聋哑人。医疗事故时常发生。当初的两个男婴，如今已三十几岁，依旧孤身一人。
　　 那时的人心，何为公、何为私，竟是如此难以理解。在我要求进医务室这件事上，那位曾许诺我的领导的确出了力、操了心，可终究孤掌难鸣。也可能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从不卑躬屈膝，上门求人送礼，更是做不来、也绝不会做。现在想来，若是当初我能带点礼物去一把手家里，说些甜言蜜语，再时常去做些违心的事、出些苦力，事情的结局或许就不会如此糟糕。
　　 长期的忧郁愁闷，让那段日子我的身体差到了极点：力气越来越小，脾气却越来越大，动辄耍性子不上工，睡大觉更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去问农活安排，队长让我去打土坯——这在当时算是最苦最累的差事。我浑身无力，便拒绝了，同时要求换别的活干。队长狗眼看人低，他站在村子中央的土堆上，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我至今都能清晰回想起来。他说道：“别人都有别的活，就只有打土坯的活给你，不干就回家睡觉去。”我二话没说，扭头回家蒙头就睡，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压抑在心头多年的精神压力，让我整夜失眠，接连几天不吃不喝，也丝毫感觉不到饥饿。母亲只能默默陪着我流泪。
　　 直到大哥前来劝说，我才勉强去上工。就因为这三天没干活，违背了队长的意愿，我被倒扣了三十多分工，这意味着我又要白干三天的义务工。这就是我当初的处境，那时的心情，简直如同身处人间地狱。最让我难受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平等相待，人格也得不到丝毫保障。当然，这也和我的性格脱不了干系，孤傲的脾气终究是害了我。
　　 四
　　 世事难料，1978年中秋的一天，我正在玉米茬地下粪，两手老茧，一身汗水，意外接到在医院工作的堂弟捎来的口信，让我和母亲一起去医院一趟，并告诉我，上面有人来调查落实我父母被开除公职的平反问题。这口信不啻于一道劈开天际的闪电，燃起了我和母亲的希望之火。
　　 那天，我和母亲、妻子激动得一夜未睡，商量着该如何应对。妻子说老天爷终于开眼了，菩萨显灵；又说假如父亲还活着该多好。总之一夜有说不完的话题，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那是她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委屈，一下子宣泄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母子来到医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他仔细问了我们从汶口医院回家的经过、父亲的历史问题、母亲为何被株连，以及我的年龄、工作和家庭状况，特别问到我是否孝顺、是否与父母分家。他又简要代表政府说了些安慰的话，认真听取了母亲的要求——无非是复职、给父亲补发工资等。那时他们只答复了两个要求：一是母亲先复职，等母亲到退休年龄后再让我顶班；二是父亲按在职人员对待，去世后发给丧葬费和抚恤金。我们宽容地接受了以上答复。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回到家，高兴得像捡到了金元宝，与妻儿欢聚一堂。母亲总念叨：“你父亲若在世，我们都能复职。”可这毕竟是不可能的事了，人死不能复生。说什么好呢？父亲命该如此，年轻时没少遭罪，中年又赶上动荡年代，注定苦了一辈子，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在惋惜之余，涌上心头的仍是对他的爱戴和怀念。
　　 阴霾散去，太阳又像从前那样光彩照人。母亲很快在汶口下属的马庄诊所上了班。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我每周都去看望她。母亲复职的那段日子，是她平生最快乐、最满足的日子，她对祖国和国家政策满是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