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个子高瘦，不苟言笑，很威严。我小时候很怕他。
　　 父亲曾有过不良嗜好，比如在我祖父牺牲、祖母改嫁后，他失去管教，被一些狐朋狗友乘隙而入，拉帮结伙而学会了赌博，乃至嗜赌成瘾，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有人说那时的他沉迷赌博，甚至把个本来就寒酸的家败了个精光，真正家徒四壁，竟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彻底的悔过自新发生在解放那一年。父亲参加迎解地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命不该绝，适逢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下令释放政治犯，才得以死里逃生。很奇怪，从此父亲竟突然金盆洗手，再不涉足赌场。哪怕文革时期社会混乱，无人管理，一时歪风邪气死灰复燃，赌博泛滥成灾，不少人千方百计引诱其重操旧业，他一概严词拒绝，并以民谣“贝者是赌不是人，只因今贝（贪）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贫）了，到头成了贝戎（贼）人”，讲清“因贪参赌、因赌致贫、由赌成贼”的逻辑，严厉警告我们这些子女，绝不要上当受骗参与赌博。好些人认为难以想象，曾经把赌博当鸦片且成瘾入骨的父亲，怎么真能脱胎换骨、刀枪不入的呢？父亲只是笑了笑，眼神里满是懊悔、愧疚和决然。
　　 打麻将是赌博的副业。父亲虽然与赌博一刀两断，但仍酷爱打麻将。特别是他光荣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就经常和几个固定的老友聚在一起，打得热火朝天。他们打的是清牌，撤掉了过去有的“筒王、索王、万王、总王”这些王牌，算番定输赢，打“三秒”，就是麻将牌倒下胡牌要立刻报出多少番，报错就要受罚：戴草帽。这样至少能活跃脑子，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他们志趣相投，打的还是“清水麻将”，也就是说不搞物质刺激，是单纯的消遣。哪怕社会上普遍要玩点钱，说什么“麻将不打钱，就像做菜不放盐”——没味道，不想玩，他们老哥们几个也从不随波逐流，照样早早开始，迟迟收工，并不觉得老套落后，索然无味，反而兴致更浓，玩得不亦乐乎。就这样坚持着，直到父亲和他的牌友先后寿终正寝，入土为安。我想，他们在那边肯定又凑成一桌，玩得兴致盎然。
　　 父亲的另一个嗜好是吸烟。他的 烟具主要是水烟筒。那水烟筒是黄铜做的，父亲总是忙里偷闲擦得锃亮锃亮的，闪闪发光。一天之中，他总要抽好几次烟。特别是饭后，他一定要抽一顿，说“饭后一斗眼，快活似神仙”，就像三顿饭一样一顿不拉，从不缺席。干活回来，擦掉满头大汗，他马上坐到他专属的躺椅上，要我把水烟筒拿来，他从衣袋里掏出铁皮烟盒，轻轻打开，大拇指和食指伸到烟盒里，捏点草烟丝，捻一捻，揉一揉，成为一个小圆球，再塞到烟斗里。此时，我会及时给他点燃一支草香。父亲接过，把燃着的草香伸到烟斗里点着，腮帮子一呼一吸“咕噜咕噜”地抽起来，烟便从烟斗下行经过烟筒装水的腹部过滤后吸到嘴里。父亲的嘴里满含烟雾，他不慌不忙，像吃饭一样咽下去，残留的余烟就从他鼻子里缓缓呼出，弥漫成淡淡的烟幕。父亲很惬意，闭着眼睛抽。四五斗后，他才过足烟瘾，神情松弛，把水烟筒放下，我赶紧接过，物归原处。
　　 有时他也用纸媒子点燃抽烟，这个工作就由他自己完成：拿一张草纸滚成小圆筒，要稍紧，不能太松。太松会燃起大明火，不耐燃，一个纸媒子会很快烧完；太紧火太小，不好点燃草烟。父亲每次都会把纸媒子烧个大半才抽完烟，然后把剩下的那截纸媒子插进水烟筒侧的小管子里让它自己熄灭，下次再用。我好奇地问父亲烟的味道好不好？父亲仍是笑了笑，不直接回答。我拿过他的烟盒，抓起烟丝凑近鼻子闻，实在说不上好。父亲抽烟时喷出的烟，很呛人，引得我喷嚏连声，避之唯恐不及。父亲还是笑了笑，不说话，然后伸个懒腰，起身干活。
　　 趁父亲外出有事，我也偷偷试着抽过烟。像父亲那样端起水烟筒，翘着二郎腿，打开烟盒，两个手指把烟丝捏成球，装进烟斗，拿着草香点燃烟丝抽起来。“咕噜咕噜”，还像模像样。我得意忘形，很快乐极生悲，一不小心把烟筒水吸到了嘴里，麻辣麻辣的，忍不住张口“噗”的一声，喷洒一地。原来烟的味道是这样的，苦不堪言！我真不懂大人为什么要抽烟，简直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嘛。父亲怎么也吸得如醉如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最感兴趣的，是说烟筒水能毒死蚂蟥。是真的吗？要知道，队里的叔叔伯伯都说过，蚂蟥是弄不死的，把它掐成两段，过一个晚上，沾了露水，它又活过来了，还变成了两条。把它烧成灰，一夜之间它会变成好多蚂蟥。只有烟筒水能制服它。这话吓得我们瞠目结舌、一愣一愣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当即验证，从水田里抓来几条蚂蟥，看它们的身体柔软得像一条弹簧带，可以一伸一缩地前进。它们的吸盘粘到人脚上，就死死咬住，不吸饱鲜血绝不松口，用力拔也拔不下来。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寄生虫，应该毫不留情予以处决！说干就干，我们马上按大人的说法如法炮制，把烟筒水倒进地面的小坑里，将活蹦乱跳、凶神恶煞的蚂蟥放了进去，只见蚂蟥一下子就一动不动、死翘翘了。真灵！我们很高兴。后来，稍大，我下田干活时，都会先把烟筒水抹在小腿皮肤上，“杀人如麻”的蚂蟥终于退避三舍，我们的鲜血也不至于白流了。我从父亲的吸烟中歪打正着得到了实打实的益处。
　　 当然，父亲的烟具不止于此，还有烟嘴。他有一个铜的，一个玉的。它不用来抽烟丝，是用来抽香烟的。香烟，我们那里叫“纸烟”，农村人一般不抽，因为没钱买。最早时父亲也不买，虽然他是中医，每月领30块钱工资，可是要养活全家十口人，必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用本地人的话说就是要“一个钱买胡椒，一个钱买豆豉”，分得清清楚楚，不能“扯公被盖婆脚”。一直到儿子工作、女儿出嫁，经济松活些了，父亲才买香烟抽。当然，他节俭惯了，不舍得买好烟也就是贵的烟，平时多是抽“红桔”——一毛三的，后来才抽“香零山”，也是两毛多钱的。他说：“我抽了70年烟，好的、差的，全抽过。都是嘴巴吸进去，鼻孔喷出来，没那么大区别，何况现在还说抽烟根本没好处，何必多花那冤枉钱呢？！”想想也有道理。上大学前，我也曾抽烟，说实话，味道不好，突出的感觉是呛人、辣人，就如我们家七叔公所说：“香烟嘛，最好请别人帮忙走在前面抽，在后面闻还是很香的”，自己抽却不觉得香。到父亲老了，我们过意不去，买五块钱一条的“郴州”牌香烟孝敬他，保证供应。可他还是舍不得，都偷偷换成了“香零山”，只留几包招待客人。这样说来他那叫“一烟两制”“双标”：给客人郴州烟，自己抽香零山。八十多岁时，年老体弱的父亲突然问我：“伢子，我现在抽烟老是咳嗽，一咳就停不下来，很难受。我是不是应该戒烟了？”我不置可否回答道：“您自己决定吧，如果您想抽就继续抽；您不想抽就别抽了。没必要戒不戒的。您说是吧？”父亲没再说什么，马上戒烟了。但烟始终与他形影不离，哪怕行走不便、卧病在床了，他身边还放着两包“郴州”烟，那是发给陪他闲聊或者来看他的客人的。因为他懂得“客人来家，泡茶分烟”的礼数，不能怠慢了他人。
　　 父亲的另一嗜好是：大年三十晚上，必吃一顿肘子炖油豆腐加蓸萝卜（即早些把萝卜结在稻草绳上自然风干的萝卜），几十年来雷打不动。一到那晚，守岁到半夜三更，父亲咳一声，母亲就会把早就准备好的他这个“私房菜”热气腾腾地端来，父亲就很惬意，先从陶钵里夹一大坨炖得稀烂的肘子肉塞进嘴里，一边哈着气，一边品尝，含含糊糊不停地称赞：“真好吃，过瘾！你们都来吃呀！”我们于是都围在父亲身边吃起来。父亲不怕烫，也不怕油腻，那么满满一大钵的肘子肉、油豆腐、蓸萝卜，上面漂浮着厚厚一层油，我们都很快吃不下了。只有父亲能神态自若地一直吃，吃到打饱嗝了，心满意足，才要母亲撤走。很多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壮汉都深深佩服，自愧不如。令人惊讶的是，他老人家从没患上如今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他贵为老中医，甚至还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病。父亲八十八岁那年，没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吃他的肘子炖蓸萝卜和油豆腐，驾鹤西去了。希望父亲去那边也能满足地吃到他钟爱一生的那道“私房菜”。
　　 如果还要不厌其烦地说全父亲的嗜好，那还要加上一个：勤劳善良。他的勤劳有口皆碑，是童子功。因为十岁时祖父牺牲、祖母改嫁，父亲只能早早靠自己活下去，小小年纪就练就了务农的十八般武艺，虽然后来以中医为业，治病救人，但只要有空，他就会帮着干家务，老闲不住。他比其他邻居起得早，首先打扫猪栏，接着去屋场外的水井，挑回一大缸水，然后脚不停手不住地去菜园摘菜，提回满满一篮菜，洗好切好供母亲加工。还有时间就帮母亲烧火，冬天还要把每人一只的手提篾炉装好炭火，供家人烘烤取暖。
　　 吃完早饭，父亲按时出诊，他一直与人为善，把帮人看病当作第一要务。他深知庄户人家缺钱，开的处方都是常见的管用的便宜药，往往几分钱一付就药到病除了。碰到太困难的，他除了不收诊费，还自己贴钱给病人去抓药。如果是太重的病，自己力不能支，他一定会催促病人家属赶紧送往上一级医院治疗，以免耽误病情。父亲白天出诊，要把洞里四个大队都巡视一遍，无论天晴下雨、酷暑严寒，上门到户，风雨无阻。经常是半夜才收工到家。他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母亲有没有人请他出诊，如果有，马上赶去。如果母亲偶尔忘了，父亲就会大发脾气，骂她不知轻重，这么大的事也敢忘。他垫付的看病抓药的钱不知道还有多少，反正他去世后，好多素未谋面的人都来悼念，对他的为人赞不绝口，说他真是医者仁心，都叹息身边少了一个救人疾苦的活菩萨、大好人！
　　 平时就算傍晚能回家，放下诊箱，父亲又开始忙前忙后，切猪草是他担纲主演的重头戏。说实话，我看他除了插空抽斗烟，真是难得有休闲的时候。乡亲们纷纷羡慕说母亲嫁了个好男人，母亲自然不无得意，我们也很自豪。要我说，父亲这一生，恐怕干了两辈子的活。他太辛苦了！
　　 跟父亲过了半辈子，我越来越觉得父亲了不起。他平凡而伟大。他是一个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庄稼汉，又是一个勤劳善良、能干农活的老中医。说到底，他是一个默默无闻却不同凡响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