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路是我家乡的一条小街，我是在这条街上出生，并在此生活了近三十年。这条二三百米长的街路，东头两侧坐落着十几栋日式住宅，前后绿树相拥，每栋相距二十多米，中间隔着疏于修剪的树丛；南侧紧挨着医院的围墙，整条街显得格外静谧。
　　 这条小街上住过不少有来头的人，有后来当了付省长的高官，还有数位市长、市委书记。当然，大多数还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医院的医生。在小一辈的人里，干的好的，京城到了高位，余下的，大多还属平庸，如我这样。
　　 今天，只想说说我辈中，应属个例的一个人——二头。二头是我发小，我大他大半岁，也是邻居，我家门牌5号，他家6号。
　　 二头只是他小名，还有个哥哥，叫大头，其实他哥俩儿脑袋都不大，只是他奶奶就这么叫，我们也就随着叫了。也许是家族遗传，因为他们父亲当过中学校长。哥俩都很有才，老大的知识或主见多一些，二头的文学潜质更强些。老大后来做了国家级行业大报的记者，二头则做了家乡市报的记者，这是后话。
　　 哥俩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凡事不明确地表示赞同和反对，通常是先用鼻子“嗤”了一下，也许是深沉所至，也许是都有轻微的鼻炎。所以，结果要你自己去判断。一次，这哥俩儿不知在哪，看了场内部电影，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回来后，老大坐在台阶上，给我们几个臭小子，绘声绘色的讲电影情节，我们双手托腮，听的津津有味。电影有个反派角色，全名叫赛里姆·布鲁格。只听老大模仿警察局长的腔调，左手指着我：“你，赛里姆！”右手指着二头：“你，布鲁格！你们两人必须包围过去！”——说完还用力挥了下手。我还在愣神儿，只有二头，用鼻子“嗤”了下，不紧不慢的说：“啥呀，这一个人，咋成了两个？”哄笑声中，老大尽管脸色尴尬，神情却依旧镇定。那时，二头他一个人住在自家门栋走廊处，透过门上的灯光，常常凌晨时分还在亮着。他看那些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也包括我喜欢的普希金的诗。当然也写东西，烟抽的也很凶，一个盛着小半瓶水的罐头瓶当烟灰缸，里面经常是有一小堆烟头。但是写的什么，他都藏起来，不让人看。听大头说，他写小说，写俩人对话，还时常模拟人物甲或乙说话，半夜三更的很吓人。算起来，那时他才只有十四、五岁，是那个时代早熟的，才华和锋芒初露的文学少年。又过了两三年，我们先后插队到同一个公社，相距不过十几里。一次，我带了四个大玉米面大饼子去看他，他风卷残云般吃了三个。分别时，送给我一张照片——是他站在田头，穿着一身泛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双手拄着镐头，一付桀骜不羁的神情眺望远方。背面写着一首打油诗：“红粱米饭来一碗，盐水咸葱备半盘。虎咽狼吞下肚去，炕头一躺乐自然。”字很洒脱，与诗文也搭。时光荏苒，照片早已不知去向，可这寥寥数语，八再后来，他抽调回了城，当了矿工，后又保被送上了辽宁文学院，毕业回到家乡的市报当了记者。听说他患了肺癌，我在一次偶遇中见到了他——人明显瘦了，我问起病情，他淡然一笑：“别人都说是，我看不是。”虽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个不想听、不吉利的那个字，但看他气色尚可，谁承想，这一别竟成永诀。一年多后，他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才四十多岁便遽归道山，英年早逝，我闻之不禁惘然良久。人生如旅途，同行者来去匆匆。那些尚未到站就提前下车的人，才是心底最深的遗憾而令人惋惜……
　　 不过，他还有一个儿子，很争气。本科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于美国的一所设计学院雕塑专业，曾是一位独立开过画展的旅居纽约的当代艺术家，现在也当了父亲。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心里应该感到欣慰。
　　 每年回乡祭扫父母，偶尔会经过他的墓傍，想着哪天也该郑重地去看看他。今年的清明，特意准备了一束白菊，相约同在京城的发小明子去看他。明子早我一日去的，还发了张照片给我。而我在山坡上大片的丛冢间，绕来绕去走了好几圈，也没能寻见。为不让亲属久等，只得作罢。
　　 临走前，我把那束白菊放在了大门口的喷水池的石阶上——我怅然的回望它，它就那样孤零零地躺着，像极了他独自躺在墓穴里的模样。我觉得，肉体不过是一张借来的皮囊，灵魂才是真正的自己。而死亡，只是把皮囊还给了大地，灵魂还会去赴下一场来生的约会。唯愿风起时，他能看见这些文字，也能闻到这束花的清香……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