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老年，眼前的事情很容易忘记，而很久以前的往事却是记忆清晰。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七十年代初在内蒙兵团当副班长的那些日子。那年月的许多事情，也跟刻在骨头里一样，深刻地印在脑海里。特别是那个暴风雪的夜晚，漆黑夜晚的一盏煤油灯，至今还在我心里亮着，这辈子怕是灭不了了。
　　 内蒙古草原的冬天，可不是用一个“冷”就能形容的。那是极度的严寒，白天就能冻得你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到了夜里，外面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北风呼啸着像鬼哭狼嚎一样。我们挤在营房的土炕上，好不容易把被窝焐出点热乎气儿，睡得正香呢，半夜十二点，紧急集合号突然响了。那声音像利剑划破夜空，把整个营房都给炸醒了。
　　 我们像被电击了似的，条件发射般从被窝里坐起来，心砰砰跳得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哪还顾得上揉眼睛，谁也不用说话，大家全凭本能开始摸黑穿衣、系裤、系鞋带，戴帽子，戴手套，利索得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接着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拿背包带三横两竖捆结实了往肩膀上一甩，再抓起那杆七斤半的自动步枪，哗啦一声拉枪栓推子弹上膛。这一套动作下来，也就两三分钟的事，全是平时白天往死里练出来的，闭着眼睛都能干。
　　 我拽紧棉帽子，把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跟着姐儿几个推开营房的木门——哎哟喂，那一瞬间，就跟一头撞进了冰窖似的，不对，比冰窖邪乎多了，简直就是地狱！
　　 那天，我们班的新战士梁云英正发着高烧。云英比我小两岁，人瘦小，平时身体就不太好，经常被慢性病困扰。那一会儿她站在队伍里直打晃。我摸了摸她的头，烫得厉害，于是我咬咬牙跑到班长跟前报告：“班长，梁云英烧得厉害，能不能让她休息？看样子她实在撑不住了……”
　　 班长是个黑脸蛋的姑娘，外号叫老铁，平时对我们也是挺和气的，可这会儿脸色硬得跟冻铁似的，冷冰冰地说：“连长有令，全体集合，谁也不能请假！”话还没说完呢，连长已经站到队伍前面了。他个头不高，可那嗓门大得能震掉房檐上的冰溜子。他扯着嗓子喊：“接团部急报，东南方向十公里发现敌人小分队，要搞偷袭！团部命令——四十分钟内赶到指定地点，全都给我跑步前进！”
　　 出发！我们穿着厚棉衣棉裤，外头套着皮大衣，脚上蹬着大头鞋，再加上背包和枪，每个人身上至少五十来斤，走起来笨得跟狗熊似的。可军令如山啊——四十分钟跑十公里，就是爬也得爬到。刚开始还勉强跟得上，大家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踩着没脚脖子的雪往东南方向跑。
　　 可跑了不到二十分钟，队伍就开始散了。有人喘得跟破风箱似的，有人步子沉得跟灌了铅一样。体质差点的知青一个接一个掉队了，风太大听不见他们喘气，雪太大看不清他们人影，一个，两个，三个……跟珠子断了线似的，从队伍里一个一个落下了。云英，就是最早掉队的那个。
　　 我看着她在风雪里头越来越小，越来越晃悠，跟一片纸似的，好像随时都能被风撕碎。她每走一步都艰难极了，两条腿像绑了铅块似的。我心里头闪过一个念头：跟着大部队走，我身体好，这点路不算啥；可要是把发着高烧、快没力气的云英一个人扔在这暴风雪的夜里……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这可是塞外啊，零下四十度的地方！这样的夜里，一个病成这样的姑娘，要是身边没人陪着，就是在雪地里歇一小会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里的冷能要人命，它不是一点一点把你冻僵，而是从手脚开始，一点一点把你的体温偷走，偷到你连哆嗦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你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
　　 我心一横，放慢了脚步，转过身逆着风往回跑去找云英：“云英！我陪你！”我的喊声让风给撕得稀碎，可她还是听明白了。她眼圈一下子红了，嘴唇哆嗦着，眼泪含在眼眶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部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口号声越来越模糊，最后全让风雪给盖住了。我回头一看，四下里白茫茫一片，身后只有我们两个人深浅不一的脚印，歪歪扭扭地在雪地里往前伸。
　　 我们迷路了。四野全是白的，没树，没房子，没电线杆，天和地搅在一起，连方向都辨不出来了。风从四面八方刮，雪从四面八方砸，我早就找不着北了。每一步踩下去，大头鞋都陷进松软的雪里，拔出来再陷进去，跟走在烂泥地里似的。棉裤裤腿让雪水浸透了，冻成一层硬壳，迈步的时候哗啦哗啦直响。云英的步子越来越慢，喘得越来越重，到后来两条腿几乎是在拖了。忽然她身子一软，有气无力地说：“凤英……咱……咱歇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能停！绝对不能停！那时候我突然想起老兵们反复叮嘱过的话——塞外的冬天，你可以慢慢走，但千万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是等死！人一不动，体温就跟手里的沙子似的，转眼就没了，想再捂热乎可就难了。
　　 我死死攥住她的胳膊，几乎是吼着说：“不行！不能停！听见没有！停下来会冻死的！走！接着走！”云英让我这一嗓子吼愣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可眼泪刚出眼眶就在脸上冻成了冰碴子，亮晶晶的。她没再吭声，咬着牙，又迈开了步子。
　　 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在那个暴风雪里头，时间就像化不开的浆糊，又黏又长。我手腕上的表早就冻得不走了，我顾不上看看。只感觉每一秒都过得很慢，每一步都在跟阎王爷较劲。肚子里空空的，嘴皮子干得全是血口子，整个人跟一台快散架的破机器似的，全凭一口气撑着。有那么一瞬间，我忽然有点害怕，倒不是怕死——那会儿年纪小，还不懂死是个啥滋味。我怕的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孤零零的感觉。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天地间好像就剩下我和云英两个人了，这片雪地冷得连个回音都不给你。风在耳边鬼哭狼嚎，好像在嘲笑我们的无能；雪打在脸上，跟小鞭子抽似的，似乎在鞭打我们的灵魂。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在雪地上走，而是踩在一张没头没尾的白纸上头，那张纸还让人一点一点地往外抽，我们感觉天地间没有尽头！
　　 就在我觉得绝望跟黑墨水似的把我整个人都泡透了的时候，突然扑通一声，梁云英掉进了一个陷阱里，那是猎人挖的陷阱，是专门为草原狼准备的，没想到她掉进去了。我急中生智想起来解开背包带，拉她出来。但是她穿的衣服太多了，我老的很吃力。突然我感觉有人在我身后，帮忙拉背包带。是谁啊？我一回头，原来是我们连队男生排养的狼狗。没想到这我们平时不敢惹的狼狗，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由于狼狗的帮助，我很快将梁云英救了上来。出于对狼狗的感激，我将军用挎包里的2斤牛肉干全部喂给了狼狗。
　　 突然，狼狗向着前方叫起来了，我们顺着狗叫的方向看去：“灯……灯光！凤英！你看！前头有灯光！”眼神超好的她突然炸开了，声音尖得都变了调，好像使出了最后那点力气。她哆嗦着伸出手指，也不知道是让冻的还是太激动了。
　　 我猛地抬起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白茫茫的雪地尽头，有一点黄乎乎的微光，忽明忽暗的。那点亮光小得跟萤火虫似的，让暴风雪吹得东倒西歪，看着随时就要灭了，可它就是不服气，死撑着亮着，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那一瞬间，我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烧起来了。那哪是灯啊，那明明就是救命的星星！我们发了疯似的朝着那点亮光跑过去，不是走了，是冲，是扑，是拼了命地跑。步子一下子轻快了，背包也不觉得沉了，连刀子似的寒风都好像没那么厉害了。跑了一百来步，脚底下的感觉突然不一样了——不再是雪地那种软绵绵、踩不实的感觉，而是硬邦邦、实实在在的踏实。
　　 是地！我们连队的土地！我蹲下去扒开上面那厚厚积雪，手指头摸到了冻得硬邦邦的泥土，垄沟还在，犁印也清清楚楚的。我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嗓子堵得厉害，声音直抖。云英也蹲下来摸了摸那些土，然后抬起头，脸上又是泪又是冰碴子，我俩相互搀着站起来，冲着那盏灯一步步走过去。说来也怪，认出那块地之后，风好像没那么猛了，雪好像没那么大了，天边甚至露出了一小片深蓝色的夜空，挂着几颗星星，好像在给咱俩指路。
　　 那盏煤油灯就挂在炊事班的房檐底下，风一吹，晃晃悠悠的。橘黄色的光不大，可暖得跟一团炭火似的，它就在那儿安安静静地亮着，不声不响的，可比天底下所有太阳加起来都亮眼。
　　 推开营房门的一瞬间，热气裹着葱花和面条的香味呼地扑过来。大部队早就回来了，有人正卸背包，有人在灶台前排着队打饭。看见我俩推门进来，大家先是一愣，接着不知道谁带头鼓起了掌，噼里啪啦的，跟过年放鞭炮似的，又热闹又暖心。班长端着一碗热汤面走过来，眼圈红红的，光说了句“快吃，还热着呢”，就转身走了。
　　 我跟云英哪还顾得上说话，捧起碗就大口大口往嘴里扒拉。热汤进嘴的那一刹那，整个五脏六腑好像都让人拿热水熨了一遍，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舒展开了。面条啥味儿我早就不记得了，就记得那个烫劲儿顺着嗓子眼往下走，像一条热乎乎的小河，把身体里每个冻住的角落都给浇活了。
　　 吃完面，我走到炊事班门口，把那马灯轻轻摘下来，双手捧着看了老半天。那就是一盏普普通通的油灯，铁皮底座，玻璃灯罩上熏得黑乎乎的，灯芯也烧得发黑了，橘黄的小火苗在罩子里头轻轻跳着，像一颗温热的心脏。平时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可在那个风雪夜里头，它就是绝境里头的灯塔。在最黑最冷的那个晚上，在那片差点要了我和云英命的白色荒原里，是这盏小小的、脏兮兮的、随时都可能灭掉的马灯，给了咱俩活下去的念想。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前头有人家，有热乎饭，有活着该有的一切。
　　 我把灯轻轻挂回去，转身回了营房。云英已经钻进了被窝，脸上红扑扑的，烧好像退了点。她闭着眼，嘴角带着笑，八成是在梦里又看见那盏救了咱俩命的灯火了吧。那盏灯，就是我这辈子忘不了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