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过年回家，我陪母亲去赶集。六十三岁的老人了，背着一只竹篓，走山路比我还快。我跟在后面，看她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看她跟卖豆腐的老刘头讨价还价，看她抓起一把花生尝尝又放下。走到卖年画的摊子前，她站住了，看中了一张胖娃娃抱鲤鱼的画，问价钱，五块钱。她犹豫了半天，说：“贵了。”走了几步又折回去，跟人家讲价讲到三块五毛，买了。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塞进竹篓里。我知道，那张年画是要贴在我卧室墙上的。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年年换，年年都是胖娃娃抱鲤鱼。
　　 回到家，母亲贴年画，我帮她看正不正。她说：“往左一点。”我挪了挪。“多了，往右一点。”我再挪。“行了，就这。”糊上浆糊，按平。她退后两步看了看，满意地笑了。
　　 “贴上这个就喜庆了。”我看着她笑，忽然意识到，她这辈子贴了多少张这样的年画。从我出生到现在，四十二张。每年一张，贴在窑洞的墙上，贴在我睡的那间屋里。胖娃娃抱鲤鱼，年画上的娃娃永远胖乎乎的，永远在笑，可贴年画的人，一年比一年老了。
　　 晚上吃完饭，兄妹几个围着火炉聊天。妹妹说起小时候母亲打她的事，母亲在旁边笑了，说：“哪舍得真打，就是吓唬吓唬你。”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以后。我说：“妈，你以后就跟着我过。”她摇摇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村里。你爹在这儿，你爷爷奶奶也在这儿，我得给你爷爷奶奶上坟呢。”又顿了顿，说：“你们在外面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老觉得你还是那个在镇上念书的娃，一罐头瓶咸菜吃一个星期，瘦得跟猴似的。”说完她自己笑了，笑着笑着就咳嗽起来。
　　 母亲老了。
　　 这次回去，我要带一条厚围巾，给她围上。她怕冷，一到冬天就缩着脖子。还要买一箱牛奶，她腿疼，大夫说喝牛奶补钙。还要带一双手套，棉的，软和的，她冬天还要去菜园子扒白菜，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然后呢？然后就坐在她身边，听她说话。听她说今年红薯收了多少钱，听她说隔壁三婶家儿子娶媳妇花了多少彩礼，听她说村东头老李头走了，听她说哪个台正在演她爱看的戏。她说多久，我就听多久。她说什么，我都爱听。
　　 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表达爱、却爱得最深的那个人。她把自己活成了根，深深扎在泥土里，把所有的养分都给了枝叶，让枝叶伸展到天空里去。枝叶看到的天很蓝、很阔，可枝叶永远记得，它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夜深了。我关上电脑，想打个电话回去。看看时间，快十一点了，她肯定早睡了。明天再打吧。我想问她：“妈，你最近腿还疼不疼？”我想听她说：“不疼了，你妈硬朗着呢。”然后我就信了。
　　 ……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母亲已经起来了，灶上煮着小米粥，她在外屋切咸菜。见我起来了，说：“再多睡会儿，天还早。”我说不睡了。穿好衣服出去，冷得直哆嗦。院子里结了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她去鸡窝里掏出两个鸡蛋，还热乎着，一把塞进我手里：“趁热吃了。”鸡蛋在手心里烫烫的，我剥了一个吃，蛋黄沙沙的，比城里买的香多了。
　　 吃了早饭，她说要去菜园子扒白菜。我说我去，她不让，说我不知道哪棵好，“你得扒芯瓷实的，太松的白菜不好吃。”我跟在她后面去了菜园子。菜园子在村北头，不大，半亩来地，用玉米秸秆围了一圈栅栏。白菜都收了，堆在地头上，用棉被和塑料布苫着，怕冻了。她掀开棉被，蹲下腰翻看白菜，一棵一棵拿起来掂掂，捏捏，看芯瓷实不瓷实。选出来几棵，让我抱着。
　　 扒完白菜回来，路过三婶家门口。三婶正站在门口倒水，看见我们就喊：“哎呀，老赵家大小子回来啦？啥时候到的？”我说昨天。三婶把水盆往地上一放，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长胖了，不像以前那么瘦了，好，好。”又扭头对母亲说：“你看你这儿子，多好，还回来看你。我们家那个，打电话都不接。”母亲嘴上说哪里哪里，可笑得眼睛都快没了。
　　 三婶话多，拉着我说了半天。说她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没回来，电话也不打一个，打过去就说忙，也不知道忙啥，又说她儿媳妇跟她吵架，嫌她不给带孩子，她气得胸口疼了好几天。听完这些家长里短，觉的还是家里母亲最好。
　　 夜里母亲说道：“你那个床单我换了，换了个新的，被褥也拆洗过了，你摸摸看软和不软和？”我伸手摸了摸，说软和。她嗯了一声，又安静了。我以为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说：“你那个人参果还吃不吃了？上次你拿回来的还有，我放在柜子里，怕坏了。”我说不吃了，你吃吧。她说：“我也不爱吃那东西，没味道。”我说那你扔了吧。她说：“扔了多可惜，都是花钱买的。”我说那你留着慢慢吃。她又嗯了一声，翻了个身，被子哗啦啦响了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没过一会儿，我听见她的呼吸变得均匀了，知道她睡着了。我没睡，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屋顶。这个窑洞我住了二十多年，每一寸土墙我都熟悉，可此刻觉得有些陌生。可能是因为我离开太久了，久到连自己长大的地方都觉得不像自己的了。可是母亲还在，这里就还是家。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呢？这个院子，这几间窑洞，这棵枣树，这个灶台，这些贴满墙的年画，还会是我的家吗？我不敢想。
　　 窗外起风了，呜呜地响。我翻了个身，闭上了眼。明天早上，我会在鸡叫声中醒来。灶上会煮着小米粥，盆里醒着发好的面，母亲会站在灶台前给我贴玉米饼子。金黄的饼子贴在大铁锅上，挨着锅的那一面焦焦脆脆的，另一面松松软软的，掰开一个，热气冒出来，玉米的香味能把整个屋子填满。我会吃很多个，吃到她高兴为止。然后呢？然后就坐在她身边，听她说话。听她说今年红薯收了多少钱，听她说隔壁三婶家儿子娶媳妇花了多少彩礼，听她说村东头老李头走了，听她说哪个台正在演她爱看的戏。她说多久，我就听多久。她说什么，我都爱听。
　　 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夜深了。风还在刮。隔壁屋里，母亲翻了个身，好像在梦里喊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清。也许是喊我的小名吧。从小到大，她喊了我几万声，可能还不止。从我在她怀里吃奶的时候喊起，喊到我蹒跚学步，喊到我背着书包上学，喊到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喊到我工作、成家、有了自己的日子。她喊了半辈子，喊得嗓子都粗了，喊得头发都白了，可她还是一声声地喊着，好像只要她还喊，我就还是那个没有走远的孩子，还是那个一放学就往家跑、一进门就喊“妈”的孩子。可我早已经不是了。可我永远都是。
　　 我说你别去了，白菜就冻在地里，吃的时候扒出来就行。她说冻了就不好吃了，得趁没冻透的时候收回来。我说那你就别扒了，让我姐夫去扒。她说你姐夫哪有空，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我去年给她买了一双皮的，里面带绒的，她说太厚了，扒白菜使不上劲儿。今年换一双薄点儿的，棉线的，手心带胶粒那种，防滑。还要给她买一件羽绒服。她那件藏蓝色的棉袄穿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里面的棉花都结成了疙瘩，一块薄一块厚的，一点都不暖和。我去年就说给她买，她说不用，棉袄暖和着呢。我说那都是老棉花，不顶用了。她说你们年轻人就知道花钱，我穿这个挺好的。今年不跟她商量了，直接买，买大一号的，里面能套毛衣的那种。还要给她买一顶帽子。她头怕风，一吹就头疼。毛线帽就行，把她整个脑门子包住的那种。还要……
　　 写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太薄了。一条围巾能有多暖？一箱牛奶能补多少钙？一件羽绒服能挡住多大的风？这些东西加起来，够不够换她一个冬天不咳嗽？够不够换她腿不疼？够不够换她脸上的皱纹少一道？不够的。永远不够。
　　 回到城里，日子又变成原来的样子。闹钟响，挤地铁，赶进度，开会，加班，回来，吃饭，洗澡，睡觉。日子是一格一格的，颜色都一样，灰蒙蒙的。只有每天傍晚六点那个电话，是亮的。
　　 六点，我知道她一定在家里。要么在灶台边热剩饭，要么在炕上靠着被子看那个二十寸的老电视。我也知道她的手机一定放在她够得着的地方——那个被我淘汰的旧智能机，她用不惯，总说一划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她还是天天带着，出门揣兜里，进门放炕沿上，生怕漏了谁的电话。其实没有谁给她打电话。除了我。
　　 “妈，吃饭了没？”
　　 “吃了。你吃了没？”
　　 “还没，一会儿吃。”
　　 “又不好好吃饭，胃该坏了。你那个胃本来就不好，小时候吃咸菜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吃了吃了，正要吃呢。”
　　 “吃了就好。冷不冷那边？”
　　 “不冷，屋里二十多度呢。”
　　 “那也别少穿，春捂秋冻，知道不？”
　　 “知道了。你腿还疼不疼？”
　　 “不疼了，好着呢。昨天还去你三婶家串了个门。”
　　 “那就好。别老蹲着干活，蹲一会儿就站起来歇歇。”
　　 “知道知道，你比你妈还啰嗦。”
　　 然后她笑了，我也笑了。笑声通过电波传过去，变了些味道，可还是热的。就这么聊了三五分钟，她就说：“没啥事了吧？在那边还还好吗？”我说：“好，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