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梁的风，又冷，又刁！
　　 从唐古拉山口往下走就到了青藏线，它一头扎进了这片无人之境。那荒原的海拔有四千七百米，风裹挟着雪沫子，能把那铁皮牌子刮得哐哐直响。在这一段十二公里的区间当中，护路工老陈已经守护了足足十八年。
　　 老陈头一遭抵达五道梁的时候，也仅仅二十岁左右。他说那时候的五道梁，连一条像个样子的路都不存在。宿舍是用铁皮打造的屋子。冬天的夜里呼出的气息能够在被子上冻出一层白霜。队里的年轻人们来了又离开，就只有他留了下来。如今他的脸庞，早就已经褪去了当时的稚嫩，被高原的紫外线晒成了深褐色。颧骨上的那抹高原红，就好似两块褪不掉的烙铁印子。
　　 每一天的凌晨五点钟，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老陈把两个冷馒头揣在身上，背着道尺还有小锤就踏出了宿舍。他的那个工具包上面，用红漆写着“陈建国”这三个字。他所负责的巡线路线是一段长达十二公里的单线，从K3024+500到K3036+500。每间隔五十米，他就必须得蹲下身来，用道尺去丈量轨距，用小锤去敲击螺栓。这里高原夜里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度，钢轨被冻得非常硬，敲击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闷闷的，他得依靠声音来判断螺栓松没松掉。
　　 去年冬季的时候有一场暴雪，线路被掩埋了有半米深。队里接到了紧急的通知，说三天之后有重要的列车要通过。老陈带着三个小伙子，扛着铁锹还有镐头，进到了雪地之中。雪已齐腰，走一步就会陷下去一步。镐头刨下去的时候，冰碴子溅到脸上，疼得可厉害了。不过他们用了三个通宵的时间，终于把十二公里长的线路给清理了出来。结束的时候老陈的指尖都冻裂了口子，血珠滴到雪上面，马上就冻成了小红点。队长让他去休息，他摆了摆手，蹲在雪地里面，用雪搓那冻僵了的手，说没有事儿，习惯了。
　　 三天后，老陈笔直的站在岗位上，对讲机当中，传来了信号工的声音：“老陈，车来了！”。
　　 老陈将那顶歪了的棉帽给扶正了，还拍了拍自身身上的雪，就那样站在原地，然后抬手把胸前的党徽给弄端正了，随后慢慢地举起了自己的胳膊。
　　 那是一个十分符合标准的军礼。
　　 听老陈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他敬礼的那个姿势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他的骨子里。不过这一回他抬胳膊敬礼的动作比别人慢了半拍。因为去年冬天那场暴雪后，在除冰的时候，有一块从接触网上滑落下来的冰棱砸到了他的右肩。
　　 打那以后就落下了病根。在阴雨天的时候，他每抬一次胳膊，骨头缝里头就好像有针在扎一样。
　　 但是，每次听到列车的汽笛声，他都会日复一日的来敬礼。高原的风儿将他的衣角吹得哗地作响，但是吹不倒这个男人的脊梁。他就那样直直地伫立着，好似荒原之中的一棵白杨树一般。
　　 车窗里面有人将脑袋探出，朝着他挥起了手。他没有挪动只是将敬礼的姿势又更加挺了挺。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开了过去，汽笛声在荒原的尽头消逝不见了，他才缓缓地放下手，揉了揉发僵的肩膀，转过身接着向前走去。
　　 我忆起茅盾先生所著《白杨礼赞》里的内容：那是一种努力向上争取上游的树。它有着笔直的树干，还有着笔直的树枝。它的树干通常是丈把高，仿佛是经过人工处置过一般，一丈以内，完完全全没有旁逸的树枝。
　　 老陈并非是英雄人物，似乎也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他就是青藏线上众多护路工人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他的名字出现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队里的考勤表格之上，在钢轨旁边他每一个踩得很踏实的脚印之中。
　　 老陈的工作，大多是不被人们所看见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像他这般的人，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这一片冻土之中。他们默默地坚守着，才撑起了这条天路的平安。
　　 我问老陈是否有过想要离开的想法。他蹲在钢轨的旁边，用小锤敲击着螺栓。沉默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开口说道：有想过。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晚上躺在铁皮搭建的房子里面，听着风把房子吹得发出声响，也思念着家乡。可是后来就习惯了。你看这钢轨每一天都得有人守护着，要不然车怎么能够开得过去？”
　　 他稍作停顿之后，便指着远处的那根钢轨说道：“再者，我守护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如同这钢轨一般，早就已经变成这铁路线路上的一个道钉。”
　　 渐渐的，列车所发出的汽笛声，于五道梁的风中消散掉了。
　　 老陈起身，向着更远的铁轨检查去了，他的身形再度变为荒原之中的一个小斑点。他的双脚还在不断地向前挪动着，一步紧跟着一步，向着钢轨所延伸的方向。
　　 他走过的地方，路就是安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