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苏轼是不是最早论述“水与月”的人，我只知道苏轼关于“水与月”的论述，不仅是针对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表达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更是自己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完成的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救赎，也应是古今不顺遂之人想超越自我时需要的人生哲思！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时间流逝就像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像这月，终究没有增减。可见，从事物易变的一面看来，那么天地间万事万物时刻在变动，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停止；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同我们来说都是永恒的……）（苏轼《赤壁赋》）
　　 这里的“客”是前去黄州看望苏轼，并随同苏轼夜游赤壁的道士杨世昌，同时也可能是苏轼心中夜游赤壁前的自己。
　　 如同有了希望才有失望一样，自古以来都是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失意和苦闷较多：不管是生不逢时还是怀才不遇，不管遇人排挤还是遭人暗算，总之是无奈多多壮志难酬。于是很多人愤世嫉俗，道尽世态炎凉；也有人控诉世道不公，仰天呐喊；更有人慨叹岁月匆匆，人生短暂……
　　 让我们先看苏轼的“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这里的水不是眼前的一滴水，也不是倒在大地上的一桶水，还不是自己抛进一片红叶或者承载昨天落花的一片水，而是滔滔不绝滚滚向前的江水，是很多高原大山的瀑布和丘陵原野间的细流千转百回汇聚而成的洪流，……
　　 这里的月不是李白“举杯邀明月”时心中的月，也不是老杜“今夜鄜州月”诗中的月，甚至还不是苏轼“明月几时有”词中的月，她是“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中的自然之月，她是一直存在于宇宙，陪伴着运转的地球永远皎洁永远妩媚恒距相望的红颜……
　　 把自己的生命之水融入历史的江海，把自己的追求融入集体，融入社会融入整个的人类发展，你还会如此纠结吗？
　　
　　 历史先贤的思想赋予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以责任与担当，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份责任与担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要求“君子必须心胸宽广、意志坚强，要为实现‘仁’的理想而奋斗终身，死而后已。”就是不求功名，但肩负使命，要求尽管一个人终生也不一定能成功，但要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思想，是不是体现了“功成不必在今天，功成必定有今天”？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说的是儒者大义，不计个人利害。这种看得比生死更宏大的责任担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不是呼唤“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名利观？
　　 “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墨子•修身》），推崇的是“少说多做、不自夸的实干精神”，其背后正是心有大局、功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
　　 荀子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他还强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任何伟大的功业都始于脚踏实地的行动，需要一步步走、一点点积累。很多时候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很多人的无私奉献和忘我接力。
　　 ……
　　
　　 我们读书往往先知人论世，但在知人论世的过程中会渐渐形成一种错觉：李白壮志难酬，杜甫一生忧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多遭贬谪，范仲淹、欧阳修仕途坎坷，苏轼不是被流放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从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简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开明的君主、清明的时代，也很难找到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
　　 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除了杜甫一生想积极入世最终也没有找到机会施展自己，只能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呼唤“仁政”悲天悯人之外，我还真的对其他人有点看法。
　　 李白应该说见证了唐玄宗李隆基治理下的开元盛世，后来还是李隆基改年号为天宝，第一年（742年）把他招为翰林供奉，作品备受推崇，但天宝三载（744年），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难道只有“才高招妒”遭人排挤和打压，就没有“狂士蔑权”引发的越来越反感的推动？
　　 我们知道韩愈的《谏佛骨表》（又名《论佛骨表》）引来唐宪宗的勃然大怒，却对韩愈在文中具体的反面论述知道的不多。我们且看：“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汉明帝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佛教。明帝在位才仅仅十八年。明帝以后国家战乱，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夭折，国运不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信奉佛教越来越虔诚，建国的时间和皇帝的寿命却更加短暂。只有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做佛僧，他祭祀宗庙，不杀牲畜作祭品，他本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但他后来竟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梁朝也很快灭亡。信奉佛教祈求保佑，反而遭到灾祸。由此看来，佛不足以信奉，是十分明白的道理。）这种后世崇佛反不得寿、甚至国运灭的观点是不是也太激烈？会不会被唐宪宗认为是变相咒诅或思想绑架？其实唐宪宗在历史上还是一位被公认的英明神武的皇帝，任用杜黄裳、裴度、李吉甫等贤相，整顿吏治，改革财政，加强中央集权，政治风气良好；他态度强硬，平定了西川、淮西等藩镇叛乱，使藩镇归顺朝廷，统一了全国，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他还开创了元和中兴的盛世景象，只是晚年糊涂而已。
　　 说道唐宪宗，他在即位前曾遭到永贞革新集团的反对，当时的永贞革新集团多是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柳宗元、刘禹锡等还是永贞革新集团的中坚力量，只是他们拥护的唐顺宗即位前就突然中风，是在匆忙中被拥立继位的。在急需选出新太子进而接任皇帝的人选上，竟然为了既得的权益，反对立唐顺宗和皇后所生的嫡系长子广陵王李淳（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为太子，而且柳宗元还写下一篇《六逆论》。其中“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所谓“贱妨贵”，指选择继承人的原则。若出身高贵者愚蠢，低贱者圣明贤能，后者妨害前者正是治理国家的重大原则，怎能盲从“贱妨贵”？所谓“远间亲、新间旧”，指任用官员的原则。若亲旧者愚笨，远新者圣明贤能，让后者取代前者也是治理国家的重大原则，怎能盲从旧说？）提出以“圣且贤”为用人标准，反对以出身贵贱、亲疏关系为准则的世袭制。虽然今人吴文治《柳宗元年谱》判定《六逆论》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但北师大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经过梳理柳宗元一生行踪、思想及创作，怀疑其创作时期是在唐宪宗即位之前，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时的核心中坚力量，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时而为。其实在当时，广陵王李淳（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由此看来，永贞革新集团除了王叔文被赐死，其他包括柳宗元八位被贬为偏远之州的司马，没有被杀头就算很不错了。
　　 在政治仕途上，恐怕最被人同情甚至被很多人为之不平的是苏轼。其实苏轼生活的时代，文人之间的相处风气还是比较纯正、开放、相互包容的。苏氏父子还没出道时，苏洵携苏轼、苏辙拜访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尽管张方平之前与之并无交情，但对苏氏父子才学极为赏识，并写信给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极力推荐三苏，而且还资助苏氏父子盘缠路费。尽管张方平与欧阳修有政见分歧，欧阳修也丝毫没有介意，极力提供帮助，使苏轼兄弟在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高中，名震京师。甚至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终日欣喜，并与儿子欧阳棐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三十年后,世人更不会谈及我!”感叹苏轼后生可畏已经赶超自己）。
　　 苏轼政治上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并要求外放，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可见苏轼不偏不倚不妥协的真性情。苏轼先是放任徐州，后又放任湖州知州，但偏偏在王安石变法失利、新旧党争激烈、政治氛围敏感、宋神宗改制遇阻一筹莫展之时，我们这位率直耿介的苏轼呈上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不仅没有给皇上宽心解慰，反而添堵。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新进”与“生事”等表述，被认为暗指王安石变法及当朝新贵，公开表达对变法者的绝不妥协。而变法的决策者是皇上，王安石及其他人仅仅是筹划着和执行者。于是就有了乌台诗案，如果不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王安石出手相助，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他后来越来越经典的诗词文章了。
　　 我们可以进一步想想，我们这位苏先生跟皇上都敢这么做、这么说，遇到他看不惯的人还能对谁有所顾忌，笔下口中留情呢？他有很多轶事传说，不管是与佛印还是苏小妹斗嘴，我们可以美化他说是诙谐幽默，但如果换着另外一个人说他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人身攻击。
　　 真文人的率直耿介、嬉笑怒骂是展示自己的真性情，但很多时候也会让其他人难以接受。
　　
　　 其实早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就曾领导庆历新政进行改革，欧阳修是力挺改革不妥协的年轻少壮力量。后来和保守派水火不容，宋仁宗不想看到朝廷出现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又担心革新派结党，暂时妥协，把范仲淹和欧阳修流放到地方。范仲淹早在庆历新政之前，与宰相吕夷简是多年政敌，范仲淹多次弹劾吕夷简为官懒政，并画出百官图证明吕夷简结党营私。但边关吃紧时，吕夷简也能放下个人恩怨，力荐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挂帅对抗西夏，并推荐欧阳修为掌书记（幕府中的文书秘书官），只是欧阳修担心会有攀附范仲淹之嫌，没有跟从。
　　 我们在知人论世中所看到的作者简介，大多是站在作者个人思想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记述的，而很少把其置身于社会和整个朝代的发展需要上看待其人。
　　
　　 也许有人说，你说的这些人文学成就不是都很高吗？哪一个不是文学历史长空中璀璨的明星？
　　 这些文学大家在个人创作上确实都有卓越的成就，但文学创作并不是他们的志，他们的志在于建功立业，文学成就是他们政治失意后意外的收获！
　　 每个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懂得自律，而且越是优秀，越是对自己要求苛刻。
　　 然而对自己的要求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也往往不自觉的提高了对别人，对周围环境的要求，让别人觉得难以相处。
　　 所以优秀的人有时不断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来提醒自己，但这种“宽”也是相对于自己而言，在别人看来也可能是“严”甚至“特严”。
　　 从个人思想及其发展的角度，每个人或许都没有错，但从社会和整个朝代或时代的发展来看，每一天都需要一些人收敛个性，甚至要做出牺牲。
　　 文人们大多不求小志，追求大志，但实现大志不能仅靠才思敏捷知识渊博，更需要政治的格局、洞察的敏锐、战略的眼光、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坚韧、团结协作运筹帷幄的能力！
　　 永贞革新、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那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文人群体政治理想的悲剧。尽管他们中有很多在偏远的江湖也把地方治理得津津有条风生水起，展示出一定的政治才华，但那是仕途失意后直面现实做出了反思与改变，正是这种失意、反思后的达观让他们更贴近实际、熟悉百姓，拥有了新的觉悟与成长，升华了人生情感体验，做出了业绩，也促成了作品的不朽！
　　 苏轼“水与月”的论述是在极度压抑而又无奈之下华丽转身的开始，更是从小我到大我，从生命到历史长河的豪迈超越！
　　 功成不必在今朝，除了浮夸虚假之外，哪有那么多短平快的功劳等着你？因此还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为好！
　　 功成也不必在我，大的功业都是长期系统性的，更需要大家的努力。莫争功莫抢功，尽心尽力，专心致志，一步步坚实得迈进为好！
　　
　　 2026年5月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