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对医护人员的认知也有，但更多的是依托于各种外在媒介，比如文学作品，像《医者仁心》《急诊科医生》等影视剧，以及有相关情节描写的小说《人到中年》之类。
　　 后来在2022年春因了胆管堵塞和胆囊结石的应急症状，我去了省城医院，在两个星期内做了ERCP和胆囊切除两个手术，算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于内科外科作了一次逡巡。但是，一则彼时尚处于后新冠时代，疫情防控的各项举措依然十分严厉，医院尤甚，我目之所及，除了封闭就是口罩，对医护人员的温情暂无特别明显的感受；二则省城之于县城，气场气质终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乡下人家的我，很难从医护人员中觅得乡音，疏离感不期然自然产生。
　　 倒是这次因了遭遇斑马线车祸，有了三个半月的超长住院，让我对医护人员有了更为立体的全方位观察。百余个日日夜夜，让我充分领略了她们“不厌其烦”的细致，充分领略了她们“不舍昼夜”的艰辛，也充分领略了她们全天候“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迅捷。记得某个深夜，正酣睡的我，被邻床病友“唉哟唉哟”的呻吟声，以及伴之而来的因不停翻身而导致的病床咯吱声所惊醒。我迷迷糊糊抓过手机看了下时间，正是凌晨两点样子，也应该是最为好睡的时候。才过一会儿，就见医生护士鱼贯而入进入病房。咨询的咨询，抽血的抽血，按压的按压。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丝毫没有因为是深夜而显得没有章法。再看她们的着装和妆容，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是依稀可见的严整。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想到了“枕戈待旦”这个备战才会用的词。随着这位病友“唧唧哼哼”呻吟声的减弱，减少了声音干扰的我，也就再次入睡。待天亮后我再次醒来，却见这位病友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正背着双手在病房里踱步，哪有深夜那颓废的状态。后来听我的护工阿姨介绍，凌晨时分对这位病友的这次应急治疗，除了病房里的检查干预外，还包括了下到门诊楼的B超和CT检查，以及后续的对症下药，医生护士她们前前后后忙活了有近两个小时。她们把所有的劳碌，都留在了黑夜之中，这才换取了病友天亮之后的神清气爽。一念至此，我对“不容易”这个词有了极为具体的体验。
　　 当然，因为医生和护士职责的不同，以及骨科和康复科侧重点的差异，尽管同为白大褂、蓝大褂，但却显出各自的特点，给人展示出一幅“医护百态图”来。细细描摹，这也是颇为有趣的事情。
　　 医生：执牛耳，牵引也。
　　 在骨科，我着重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要不要开刀？什么时候开刀？谁来开刀？
　　 出于这个现实需求，医生给我的主要是技术解惑。
　　 这个阶段，来我病房频率较高的有骨科主任和具体的负责医生，中间还会适当夹杂其他的专家。所谓其他，也主要是相关联的有关科室负责医生，按医院的行话这叫“会诊”。
　　 骨科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也略略显出点书卷气。因为在前期急诊室和ICU应急处置的时候，由于情况不明，且有点涉及生命安全的凶险，所以我也绞尽脑汁地动用了一下自己的所谓人脉资源，找了医院的领导和专家。有无用处不知道，至少在下意识的感知里，算是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主任倒也很实诚，第一次来我病房的时候，就很直白地和我说，有领导与专家给他讲起过我的伤情，因此他来具体了解一下。同时，将就下一步的治疗和我作一交底。作为医生，他很懂我们病人的心理。进入伤情交流环节后，一开始他就直奔主题，告诉我盆骨受伤很严重，属于粉碎性骨折，必须进行手术。这就一下子打消了我保守治疗的侥幸心理。随后，他又问我主刀医生的选择，是本土专家还是省城专家。这个问题，我和老婆已有共识，很明确地选择了省城专家的“飞刀手术”。而且，根据负责医生的推荐，已经有了初步的意象。听我说起这个专家的名讳，他也貌似长嘘一口气，然后非常正面地评价了一下这位专家。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位专家是“全省骨盆一把刀”。许是怕我太轻视这个手术，他还打了两个天花板的比方，说“骨盆手术是骨折手术的天花板，外力强烈撞击导致的骨盆骨折又是该类手术的天花板”。毕竟也算知识分子，通过联系上下文，我还是听进去了两层意思，即手术很复杂、专家很靠谱。作为病患身份来讲，主任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慰藉，算是吃了颗定心丸。后来在手术前一天、手术当天，主任均来我病房，给我加油打气。按我的理解，在见不到省城专家真容的情况下，他这是以本土专家的身份给我心理安慰。手术后，我的情况良好，他也就来得少了。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也算是一种解读吧。
　　 具体的负责医生则要管得更为细致一些。这是位年轻的男医生，态度谦和，为人热情。每次和他沟通，他都很耐心。即便有时我们作为门外汉，问的问题很幼稚很繁琐，他也比较理解，并不会显示出不耐烦的神色来。他的管理时段，更多地集中体现在每天的查房上。通过谈话和化验检查的指标分析，以此来具体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其中重点是把握身体状况和手术实施的适配性。至于由此延伸开来的管理内容则更加广泛，既有各类检查的安排，也有科室会诊的协调，还有外请专家的对接。可以说，我的手术准备、手术实施以及术后管理，都要由他来居中安排。要说我在骨科的整个治疗过程以及各阶段的动态变化，恐怕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人了。正因为这样，我在转到康复科后，涉及到训练计划的前置条件时，还是不免要咨询于他。而他也从不推脱，有时还很主动地上到康复科的病房，和我以及康复医生作交流，提出自己的专业性意见。某种程度上说，他贯穿了我从住院到出院的全过程。唯其如此，我的印象才会如此深刻。
　　 以前也依稀听说过，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医院实施“主治医生负责制”。我的理解，各治疗团队各管一摊，绝不会相互交叉，颇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这点，我在骨科的病房里有了很切实的体会。我这个病房是三人间，三位病人的主治医生大多时候各不相同。因此，在查房的时候，他们都只会了解自己负责的病人的情况。至于非自己负责的病人，是绝不会掺和进来的。由于不同主治医生的查房时间不尽相同，在同一间病房里，会出现有的病人“无人问津”的情况。有些家属不一定理解，明明医生就在旁边，为何待遇上如此“冷热不均”。在他们的眼中，穿白大褂的都是医生，是不应该厚此薄彼的，为此而生出些意见来也未尝可知。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话说某次我的负责医生正和我交流手术准备的注意事项，交流完毕正待离去，冷不防被隔壁床的病人家属叫住，想要他顺带给隔壁床的病人也看看。由于是不同的主治医生，情况压根不了解，搞得我的主治医生尴尬不已，只好一再解释，请这位家属找自己的主治医生。随后，略带狼狈地离去。相信经此一次，隔壁床的这位病人家属不会再犯同样的“低级错误”了。
　　 经历完骨科的治疗，我转到了康复科。
　　 在康复科，我着重要解决的是四个问题：能不能下床？什么时候可以下床？不能下床我能做什么？下床后我可以做什么？
　　 显然，要解决这四个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非骨科那种以手术为中心的短平快节奏可以同日而语。为此，我更需要从医生那里获取的是情绪安抚。至于技术训练云云，反倒是可以退居其次了。
　　 这个阶段，和我关联较多的医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负责综合调理的，一类是负责专项康复的。
　　 和骨科的三人间不同，我在康复科住到了一个两人间。因此，在空间上一下子显得阔大起来。甫一入住，就有一位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医生走了进来，说要对我入院的情况进行一些研判。应该也是有一套完整流程的，印象中除了进行病情问答外，还有拉手、侧身、抬腿之类的动作演示。由于下不了床，无法自主使力，我的抬腿还是在她的辅助之下才得以完成的。一系列的测试下来，动作是那么的自然。虽然也有手手相拉、以手托腿等肢体接触，但从她的眼神中，我并未读到分毫嫌弃的意味。在医生的眼中，病人都是一样的吧，或许是我想多了。康复科的初次接触，给了我一个很正面的印象。
　　 入住下来之后，便进入了治疗康复的常态。我发现，和骨科那种泾渭分明的“主治医生负责制”不同，康复科在这方面要略微模糊一些。这从每天的查房安排可见端倪。在这里，负责查房的医生更多关注的是病人的综合调理，看的是血检、尿检、体温、血压、心率等指标的区间排布。在正常区间，则一切OK；要是出了这个区间，就会有一套的诊疗措施跟上。牵头的查房医生按时间排班，周次间有不同。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房，我总结出了两位主要查房医生的不同风格：一位是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医生，架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毫不急躁。态度谦和，往往未开口便笑声先行。正是有了这个特征，每逢这位医生查房的时候，还在隔壁，我就能听到他爽朗的声音。他来查房的时候，总是先温和地冲你看看，然后问一句“总还好的咯”。随后，就根据你的回答，再看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跟进，比如搭脉看舌苔之类。查房的行头也比骨科讲究不少，推着移动桌面进来，桌面上放置着一台手提电脑，随时将过程记录下来，主打的就是周密细致。另一位是中年女医生，年龄大概在四十上下，个子不高，体型偏瘦，眉清目秀，扎着马尾辫，也戴着眼镜，算是烟雨江南的那种柔媚风格。查房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很少看到她发火。讲起话来细声细气，一副商量的口吻，就算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也是含着笑温软着进行反驳“那倒也不能这样讲”，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我就是在这样两位医生的综合调理下，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实现了下床的目标。
　　 和综合调理的医生不同，负责专项康复的医生则是固定的。在不能下床的时候，我的专项康复训练以床上的一些肢体动作为主，比如两边滑腿、往上抬腿、左右踢腿、撑床提臀、虚拟踩车等，每个工作日安排二三十分钟，往往在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指导我康复的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阳光帅气，双目炯炯有神，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按我骨科负责医生的调侃讲法是“长得最帅水平最好的康复师”。当然，躺在病床上实在无聊的我，还是从他口罩的末端发现了鼻梁往上的一溜排依稀的雀斑。不过，这也影响不了大局。一开始因为不熟悉，暂时也没找到共同话题，所以他对我主要是进行技术指导，以及片言只语的鼓励，比如“只要认真练，总是能练出来的”“一般要三个月会有明显成效，但你年纪轻，不一定要这么长时间”之类。一个毛三十岁的小伙子，对着年过半百的我讲“年轻”这个话题，看起来实在有点滑稽搞笑。但我还是暗暗想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听听也好。后来康复的次数多了，渐渐熟稔起来。这时才发现，他的初中毕业学校居然是我老婆目前的工作单位。而他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我先前单位很要好的同事，熟悉得很。如此一来，共同的话题就一下子多了起来。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康复训练的时间也多了起来。而且，在“戒烟戒酒”之类的话题上，他也不再那么刻板，会给出一点更接地气的个人意见。经过长时训练并在征求骨科意见，终于可以下床之后，我的康复训练主阵地从病房转移到了医院的康复中心。几次训练下来，我发现又回到了“主治医生负责制”的那个熟悉套路。康复中心有五六位医生，也是按自己接诊的病人来进行训练，边界感很清晰。恍惚间，我又重回了骨科的查房时刻。在康复医生的精心指导下，我终于在过年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
　　 护士：牵牛尾，落地也。
　　 和医生相比，护士跟我的接触时间更长。医生很多的诊疗意见，最终都是要通过护士来落地的。对医院的诸多观感，更多是通过护士的各种服务来获取的。经历了骨科和康复科两种迥然不同的科室，我发现同样是护士，也会因科室的不同而显示出其不一样的特点来。
　　 在骨科，因为接诊的都是骨头受损的病人，属于真刀真枪要吃得住痛的那种。在我的记忆里，我的骨科的一众病友，不是这里断就是那里裂，往往到了晚上入睡的时候，还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呻吟来。因此，护士们进出病房总是行色匆匆，抽血打针挂水换药，节奏快得很。按我的理解，在她们的眼中，能够让病人尽快消解外在的痛楚，那是她们的价值导向。所以，感觉这里的护士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挺像赶集，但真正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委实不多。
　　 后来，还是因为和我有了某种关联，才让我对其中的两位护士有了些具体认知。
　　 第一位护士闯入我的视野，正逢我从ICU转入骨科，吃饭喝水都很不正常，这也导致了我的排便近乎失灵，过了半个星期没有一点动静。那时的我正难受着，无瑕欣赏电视广告。其实，我的这个囧状，不就是“香丹清”的那个广告么，“想拉拉不出，怎么办”。我正和老婆老妈以及护工阿姨絮絮叨叨，一筹莫展间，一道清脆的声音陡然传来“客气什么，香蕉、火龙果，多吃吃，总会通的”。我一抬头，一个子矮矮却眉眼清秀的女护士正站在我的面前，一边给我挂水一边冲着我们说。我领受到了这股善意。后来，在我从骨科往康复科转病房时，也是这位护士搭手帮忙，把我送到了电梯间。我无意间一望她的两鬓，却发现在娃娃脸的表象之下，居然露出诸多的斑白来，实在有些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