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黄先生是从中铁工地回河坝场探亲时。他坐在树荫里，守在邮政所门外一张矮旧的小方桌边，桌上一瓶墨水，一张旧纸片上写着简单的毛笔字：代笔、取痣。听着树间飞鸟的鸣叫，“高手在民间”的念头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过了多年，我因病回到河坝场，邮局开始了迈向城镇中心的旅程，靠租房子行走着。黄先生也跟着转，身边没有了树做背景。从邮局进出，每一次，都以为那张旧小桌上有我需要的。应该是取一颗痣。但最终，那一颗想取掉的痣还是在医院完成了。从此，他在我的眼里变得很普通。
　　 汶川大地震后，我带着一方小茶几沿街摆摊为人刻私章，就这样与黄先生走到了一起。那时邮政又搬了新址，黄先生的对面多了个近七十岁胡姓的大爷，他们为人写信、填单子或代笔各类协议文书等等，午间散场，黄先生骑自行车、胡大爷老两口骑三轮车各自回家。我们的一应家伙事都寄放在邮政所里。
　　 黄先生的年龄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老，才五十多。他是个爽快人，经常给我介绍刻私章的顾客。凡有人请他代笔，他就问是用毛笔还是用其它笔。第一次见他用毛笔给人写包裹，就那样随机随意地坐着，开始在白色纱布上书写。那种似悬非悬的样子令人震惊，一笔一划，就像是在挥舞宝剑为人路演，我仿佛看见一朵玫瑰花在阳光下自由、宁静地绽放着。那一刻，世界仿佛在为一朵鲜花而静止，我们的目光被紧紧地牵引着。
　　 其实我写毛笔字也有多年，我写大字，却从来没有涉及过小字。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不会上心。刻章也用毛笔写小字，但那是用描笔捂在印模上一笔一划地描，严格地说应该不是在写。
　　 黄先生的路演虽然令我震惊，但很快就平服了。现在，现实生活有谁还用毛笔呢，难怪他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胡大爷的硬笔字写得大气沉着，但他却写不了毛笔字。对此黄先生有委屈，意思是本来粥就少得可怜，要不是惜痛怀中那枝毛笔，他是不会这样面对面竞争的。
　　 不久邮政整治升级，门外不准再设摊，我们三剑客只好做鸟兽散。那以后就没再见过黄先生。再之后邮电所购买了营业房产，精装了自助设备，聘了保安并有专人为客户服务，想籍邮政代笔已永无可能。
　　 后来我搞起了乡村三轮车载客业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意义。
　　 再次邂逅黄先生算是一个奇迹。他的家在罗江，离河坝场有二十来里路，他跟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我震撼的是风里雨里，来回四十来里路，在现代交通工具几乎已完全覆盖的今天，骑旧式自行车赶场，那不仅仅是髀肉皆消，而是足以令髀内磨破的里程啊。
　　 人海茫茫，私家车普及，电动三轮生意萧条之后，就失去与先生觌面的机会了。
　　 我从没有放弃过生命中遇见的毛笔。这期间不断地在填补先天落下的亏空，着意小字的写法，从执笔到坐姿，从每一根指头的变化到用腕的力度，体会写大字与写小字的内在联系。又走过了十多年，当我认为终于可以将紧攥着的毛笔轻轻放下，抬起头长出一口气的那一刻，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居然会是黄先生。
　　 用毛笔替人代笔，自古就是一个职业行为，黄先生，应该是我在河坝场遇见的最后一位代笔人了。路过他家，原本是可以打开车门，走下车去握一握那双沧桑又温暖的手，可是我却没有把握住那个机会。
　　 虽然先生的那张旧小桌早已无功而返，但我知道，芬芳的玫瑰依然会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生长。
　　 本应称他为大爷，先生的称呼，就算是小小的我敬奉给他的一杯发自内心的清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