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以前庄稼人一年中除了对过中秋节、春节比较重视以外，至于对“五一节”及其他节日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而对我来说，什么是五一节，为什么要过五一节，则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才知晓的。
　　 那时，我们一家人正在黑龙江省的安达市逃荒度日。因居住在市郊，节日里，学校老师除了给我们讲述五一节的来历，及工人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如何与资本家做斗争以外，还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人举着一面纸扎的小彩旗，排着整齐的队伍，跟随在市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后面，从事游行活动。队伍里不断传来“工人阶级硬骨头”“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歌声，还不断传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和“某某胜利万岁”的口号声。沿着安达城宽阔的街道，情绪亢奋地行走大半天，累得我筋疲力竭，最后连呼喊口号的声音，都变得细若游丝。
　　 没有想象中过节要吃一顿好的，也没有想象中的丢下课本，去野外尽情地玩耍一通。五一节，总是在那政治色彩浓郁的氛围下，以游行，或集会的形式，年复一年地往前过。
　　 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一九六八年的五一节。那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徐老师，被一群“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将，押到学校高大的土台子上批斗。远远望去，徐老师那痛苦的表情、弯曲的脊背，和那挂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加上那一阵阵“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等震天的口号声不断传来，令我泪如泉涌，不得不偷偷地逃离了那个不堪入目的批斗会场。
　　 节日，原本应是快活的，为什么伴随着的是劳累，是排山倒海的口号，或是目不忍睹的批斗会？从那以后，对过五一节，我便没了什么兴趣，甚至觉得是心灵上的一种折磨。
　　 在老家的乡下，上初中时，我长成了“半拉小子”。参加生产队劳动，能挣到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很多人都喜欢干活“大呼隆”，那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干多干少都一样。比方说“拉大车”，十几个人拉一辆装满土杂肥，或庄稼的四轱辘木头车，想偷懒的人，只要把拉车的绳子拉直了，便没人计较你用了多少力。用锄头给庄稼松土也是如此。无论地锄的深浅，地面只要“破皮”了，一般也没人计较。
　　 记得有一次，在玉米棵子长到半人深的地里追施碳酸氢铵。每人拿着一个脸盆，一把小铁铲子，从化肥袋子里铲出化肥，装进脸盆，随后一铲子一铲子地用土埋到每一棵玉米的根部。因为赶不上别人的追施速度，我在往土里面埋肥化肥时，就有意识地把土坑挖得很浅，每个坑里化肥的量也放得很少。以这样“偷工减料”的方式，我很快就追赶上了别人的施肥速度。庆幸的是，我劳动上的“作弊”行为竟没有被人发现。事后我想，我追施过肥料的玉米，肯定会长得“面黄肌瘦”，将来的产量肯定不够理想。由此，我还联想到，吃“大锅饭”的经营模式，养了我这样的“懒汉”，却害了集体。
　　 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大呼隆，都是干多干少一个样，事情也有例外。生产队有一个外号叫“老包”的人，是带领社员干活的小组长。他生性认真，做事雷厉风行。因见不得劳动中偷奸耍滑，或磨洋工的人，所以，只要他带队干活，多数情况下，都会把工作量分工、分包到每一个人。
　　 上初二那年的五一节，学校放了一天假。我本打算拿着母亲给的一块钱去集市上玩个痛快，没想到一大早“老包”找上门来，说现在春耕春种任务紧迫，放假的学生也要参加挖沟修渠的劳动。像是兜头被浇了一盆凉水，我不得不跟着“老包”来到了修渠的工地。
　　 考虑我身小力薄，不是干活的料。分工时，一般的人分十米，分给我的是六米。怎么也没想到，深六十厘米，上口宽六十厘米，底宽五十厘米的沟渠，仅从地面往下挖了一锨多深，约二十厘米的样子，下面除了黏土，就是密实的砂礓石块。用铁锨挖，挖不动，用镢头刨，也只是刨一下一串火花，火花过后留下一个个的白印子。看我眼里含着泪光，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老包”拎着粗大的铁钎过来，用力地把铁钎插进石头缝隙处，再用力地向上撬。待砂礓碎石分裂开来，我便徒手一点一点地往外捡，剩余的渣土、碎块，则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往外铲。就这样，在“老包”和一起修渠的郑四哥等人的帮助下，夕阳落山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听到收工的消息后，人们纷纷从新修的排水沟渠里爬了上来。哦，这哪是正常的人，分明是一干疲惫不堪的“泥人”。我看看左右，又看看自己——血肉模糊的双手，挺不直的腰杆，和站不稳的脚。此时，我不由得意识到，五一节，无论怎么说，大小也算个节日，游山玩水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在那个穷困的年代，作为农民，以及农民未成年的后代，为了基本生存的需求，哪管什么节日不节日，对节日里游玩一说，更是一种奢望。在落后、原始的生产条件下，无休止地从事着牛马般地劳作，这才是生活的日常。
　　 好在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智能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成为历史，农民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前年春耕时节，有一天我从居住在乡镇的家赶回村子。路过一田边，只见堂弟戴着墨镜和草帽，手拿遥控器，站在地头，正指挥着田里无人驾驶开沟机的作业。见我的到来，他笑着对我说：“你可别小看这玩意儿，像你当年磨一手血泡，和大家一起开挖的排水沟，它一天能挖三百米。力量神奇着呢。”
　　 得益于国家的富民政策，土地联产承包后，农民有了大把的时间进城打工或做生意赚钱。很多人落户城市，成了城里的产业工人。更有人通过高考脱离了农村，成了国家各条战线的有用人才。
　　 见我听得入神，堂弟继续说，当年和大伙儿一起拉大车的“铁蛋”，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他不顾家人劝阻，执意进城扎钢筋。后来考了电工证，成了建筑公司的技术员，并在城里买房安了家。而那个在批斗会上喊口号最凶的人，名字叫建国。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县城某机关当了公务员。
　　 生活条件好了，日常生活中的节日自然就多了起来，而且每一个节日的过节质量，也与以前迥然不同。现在的五一节，不再搞“运动”，不再下田劳作，而是心无旁骛地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退休多年的我，附近的绿水青山都玩个够。远处，大半个中国也走了一遭。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他们都从远方的城市赶了回来。他们说，今年不再到远处旅游，只想看看故乡的巨大变化。
　　 沿着柏油马路，一家人向着村子东边走去。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村庄小学校的大门口。远远望去，作为教室的小瓦房，已被高大的楼房所取代。而学校操场上的土台子，也在岁月的沉淀中，被夷为平地。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了学校，我就想起了徐老师，就想起了那个站在土台子上任人羞辱的人。徐老师，你还好吗？我想您！
　　 在我思绪万千的时候，孙子、孙女们正叽叽喳喳地向着远处飞行着的无人机跑去。原来，无人机正盘旋在绿油油的麦田上空查看苗情。
　　 哦，今年的五一节，过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