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到周爷爷，是在村子里村口那棵长得歪歪扭扭的老槐树下面。
　　 那天刚刚走出学校的大门，就听到村子东边传来一阵喊叫声。声音粗哑，还拉着长长的调子喊着：“打——爆玉米花嘞！谁打爆米花？”声音是从高音大喇叭里传来的。
　　 我跑到村口的时候，看到一位老爷爷正从一辆掉漆的老式人力三轮车上搬东西。这辆三轮的车斗里面堆放着他全部的家当，煤炉、爆米花机、一袋煤块，还有一个小马扎。
　　 听村里的大人们说，这位老爷子姓周，他的家在县城南边，孩子们都称呼他为周爷爷。周爷爷个子矮矮胖胖的，后背有一点弯曲。他总是和煤炉打交道，脸上经常有洗不掉的灰。他脾气好，老喜欢咧嘴笑，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到一块儿，很是亲切。
　　 他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灰的藏青色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见有人要打爆米花，会熟练地支起了爆米花的设备，同时点着了炉子。蓝悠悠的火苗靠近那只葫芦形状的黑铁锅，那口锅黑得发亮，两头窄，中间圆，就好像是一只腆着肚子的蛤蟆。锅的一头有摇柄，另一头嵌着圆表盘。
　　 他把矮板凳放置在地面上，坐下身来。左手拉动风箱，发出呼呼地声响。右手转动锅沿，一圈又一圈地缓慢转动，火苗在锅底窜动着。
　　 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凑到跟前，围拢成一个圈，直直地注视着。有的人端着粗瓷盆，盆里面装着颜色黄澄澄的玉米粒。有的人提着布袋子，袋子里是自家地里收过来的玉米。
　　 “别急，排好队。有没有糖精？”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打爆米花，都是放糖精，周爷爷自己揣着一小瓶，哪一家没有就添加一点，也不多收费用。
　　 我一溜烟跑回家，吵着跟父母要了一小袋玉米粒，屁颠屁颠跑到村头。周爷爷接过那袋玉米粒，倒进黑铁锅里。仔细的扣紧了盖子，抬头问道：“想要甜口的？”我赶忙点头。他紧接着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纸包，捻了一点糖精撒进锅内，又把盖子旋紧。随后他双手握住锅身摇晃起来，不一会灶上的高压锅发出呼呼的声响。我内心又激动又有些害怕。周爷爷每隔几秒钟就查看一眼压力表，眉头紧紧地皱着。又过了几分钟，他猛然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体把锅从灶上取下来，稳稳地对准旁边那个粗长的布袋子。
　　 “别害怕，先捂耳朵！”他微笑着望着我们，提醒一声。
　　 我和几个玩伴们齐刷刷地捂住耳朵，胆子小的还闭上了眼睛。周爷爷拿一根铁管套在锅口的阀门上，用力一扳——
　　 “嘭！”
　　 一声闷闷、沉沉的声响。好像地面突然有一个响雷炸开了一般。一团白雾忽然爆开，随后那爆米花带着甜香的热气直直地扑过来。眨眼的工夫，雪白雪白的爆米花从布袋子里涌冒出来。如同变魔术一样，一小袋玉米粒变成了满满当当的一大堆的爆米花。
　　 周爷爷把麻袋提起来，哗啦一下倒进我的盆里，盆装不下，又用塑料袋接着。他拍拍手，咧嘴笑了，那颗金牙在煤灰脸上一闪一闪的：“够吃不？”
　　 “周爷爷，真香啊，够了够了。”我端着盆子，管它烫不烫，和几个玩伴互相抓一大块就往嘴里塞。爆米花外皮焦脆，里头比较松软，甜度正好，既不油腻也不淡薄，玉米的清香和蜜糖的甜味相互混合，在嘴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非常好吃，甚至比年三十吃的奶糖还要香。
　　 那时候，县城中老戏院的门口，有一位中年女子摆放着小摊。上面也卖已经打好的爆米花，一包三块钱，我曾经品尝过几次，味道还可以，但是总是感觉少了一些东西。大概少了那“嘭”的一声脆响，那飘起的白烟，少了众人挤在一起捂耳朵的热闹氛围。
　　 周爷爷炸爆米花，两块钱一次。这个价钱，从他推着三轮车出来那天起，就没变过。有人问：“老周，现在啥都涨价，你咋不涨？”他摆摆手：“涨啥涨？玉米是大家伙自己家的，煤也不值几个钱，够我老头子饭钱就行了。”
　　 后来长辈经常提及这件事情。周爷爷的爱人很早就已经离世。他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四季很少回家。周爷爷独自一个人居住在县城的老旧房屋里。他有退休工资，虽然不多，但是也足够他日常生活开销了。
　　 “我一个人在家闲着也没事干，就喜欢热闹，喜欢看孩子们吃爆米花。”
　　 “你们觉得好吃，肯和我这个老头子说说话，我就觉得高兴。”这是周爷爷说的最多的话了。
　　 有一回冬天，天冷得出奇，周爷爷照例来了。风刮得人脸疼，他坐在马扎上，缩着脖子，手冻得通红，可还是摇着那口锅，一圈一圈。傍晚在进行收摊操作的时候，我看见他将没有售卖完的米花给了好几个拿着空口袋的小娃。并且还挥着手说道：“诺，都给你们，我老了，也咬不动，拿去吧，不收钱！”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跑远了，周爷爷就站在那里笑。
　　 孩子们跑远了，他还放开嗓子喊：“慢一些，不要摔倒！”声音夹杂着晚风传开，如一团热烘烘的棉花糖温暖。正当周爷爷弯腰收拾好准备蹬三轮车回去的时候，我看到那几个孩子的家长端着碗热乎乎的饺子走了过来。
　　 “周爷爷，天冷，刚做的饺子，吃完这碗饺子再走。”
　　 “孩子吃了你打的爆米花，说很好吃。”
　　 周爷爷站在那里，沧桑的眼中，浮出丝丝湿润。
　　 “哎……”周爷爷应了一声，接过了饺子，这一刻，我们如同家人一样。
　　 长大后我到外地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工作。日子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忙碌。爆米花逐渐从我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不见了。城市里影院售卖的那种装在纸筒里面的爆米花，金灿灿的，外面包裹着焦糖或者巧克力，一桶动不动就需要二三十块钱。我买过一回，吃了两口把它放置在一旁了，太过于甜腻，甜到发腻，把玉米原本具有的清香气全部给掩盖住了。
　　 大前年回到乡下的时候，路过影院门口的时候碰到有人在售卖爆米花。一包爆米花售卖五元钱，分量还没有巷口周爷爷售卖的两块钱的多。我买了一包爆米花，站在街边吃了起来。不是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爆米花比较酥脆，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心里感觉空空的。
　　 我问旁边的人：“以前小时候那个炸爆米花的周爷爷，你记得不？骑三轮车的，天天在村头炸。”
　　 那人想了想：“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戴着旧军帽、一笑露颗金牙的？”
　　 “对，就是他。”
　　 “早几年听说腿不行了，骑不动三轮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突然之间我没有了食欲，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怅然，想到周爷爷的爆米花，清香甜脆每一颗都带着烟火气息，还有那沉闷的响声中孩子们捂着耳朵又躲又期待的呼喊。
　　 白烟散了，甜味儿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