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老家做了几十年的基层干部，由于文化不高，所以就一直做基层干部，官没有越当越大。因为家庭人口多，拖累大，注定了他不能大步前行。他走得最远最久的是到了十五公里外的邻乡做了三四年的革委会主任。每个星期，只要时间允许，他便步行二三个小时回家。因为性情直爽，所以在迎来送往中做不了什么花样。凡此种种，父亲的人生就定格在我们那不大的偏远山乡。
　　 父亲的官没有做大，退休时还因为家里建房而背了债，但是他因为心里敞亮，走在老家的乡场上，从来不担心有人指脊梁，所以父亲身板总是很直。
　　 父亲其实是一个很无趣的人。他没有多少爱好，也不苟言笑，更不善交往，所以父亲的朋友很少，但是父亲有两个患难兄弟。
　　 父亲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日子过得艰难，总是被批斗，有的时候还会担心人身安全。文革中的某段特殊时间里，父亲竟然在寝室的办公桌内放了二颗手榴弹。多年后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把手榴弹放在寝室中，多危险！他坦言：防身用。当时公社的武装部除了有基干民兵，还有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这样的少量武器。父亲作为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要得到武器自然不难。现在想来，父亲当时对自己的人身安危也不时担心着。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他有多么焦虑、多么苦闷。
　　 父亲的焦虑和苦闷时期估计有二三年。后来慢慢地，他受到的冲击慢慢少了，还能正常地上班，正常主持工作。但山外的世界此时并不太平，有的地方发生了武斗，在派系的斗争中有的地方出现了有人受伤的情况。而我老家远离县城，交通不便，于是成为了一些受批斗者的避风港。
　　 我们家约四五十米远有一个国营酒厂，这酒厂很小，全厂只有四五个员工。一个会计（相当于厂长），一个煮酒师，三个工人。酒厂的员工都是县城里来的。有一段时间酒厂里来了一个胖老头，总是笑笑的，样子很和人，总爱逗我们玩耍，我们叫他杨叔叔。杨叔叔在这酒厂中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断断续续的。由于我家离酒厂近，再加上父亲是我们这小地方的革委会主任。所以杨叔很快就和父亲有了接触，并且成了好朋友。有时父亲下班回家，杨叔会来我们家串门。
　　 后来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听父亲说杨叔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他来我们地方就是来躲武斗的。来了我们小地方，自然要和当地的领导搞好关系，便自然拜会了我父亲。父亲深知运动波及时的痛苦，所以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杨叔，他便以诚相待，他们便成为了一种患难之交，诉说和倾听彼此心中的苦闷。运动结束后，杨叔官回到公安局副局长的任上。但他对父亲很敬重，父亲如果去县城，只要他知道父亲去了县城，便一定要请父亲喝酒吃饭。十多年后，我们一家人因为四哥的事，一时焦头烂额。杨叔听说后，利用自己曾经的威望，为我们家渡过了难关。其实当时杨叔已退休快十年了，但是为了朋友，他二话没说就出手相助，不计较自己的颜面。
　　 父亲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县城的人。在当时我们区供销社当主任，我们叫他郑叔。郑叔当时是造反派中的保皇派，我父亲受批斗时，郑叔发动他的力量保护过父亲，所以郑叔与父亲便成为了好朋友。郑叔要比父亲年轻，而且口才极好。听我大哥说过，有一次我父亲的批斗会。郑叔在批斗会上与组织会议的造反派负责人进行辩驳，由于他口才好，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因为郑叔是造反派中保皇派，对方也没有任何办法。还听说郑叔是练家子，抛开政治斗争，就是体力角力，好些人都对他有所畏忌。郑叔对父亲的保护，让父亲在运动中少受好多苦，自然郑叔这样就成为了父亲的好朋友。
　　 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五十多里外的区上小学插班读书。当时四哥已在我们乡供销社上班了。他把我吃饭的事落实在区供销社食堂里，这不免让区供销社的有些员工不高兴，总是对我冷言冷语的。这对于我这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娃娃，内心觉得好委屈，远离家庭，无依无靠。当时郑叔还是区供销社的主任，但已快到退休的时候。有一天郑叔吃饭时看到了我，问起我的情况。当我说出父亲的名字时，郑叔猛然大声对在场吃饭的人说：这是我好朋友的儿子，他吃饭的事我负责。听到郑叔这样说，我心里好想大哭一场。郑叔叫我去他那儿，他拿了好些饭票给我。因为郑叔的庇佑，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再对我冷言冷语了。
　　 杨叔、郑叔，这二位父亲的患难之中的朋友，也是兄弟。虽然退休后父亲很少去县城，很少与他们有联系，但是父亲谈到这两个兄弟，总是心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