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一个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山区县下属的偏远乡里当干事。因为年轻，所以领导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当时农村最艰难的。当时农村有两项中心工作，一是收缴农业税，二是计划生育。而计划生育又是其中难中之难，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因此让很多基层干部望而却步。
　　 正月报到的那天下午，乡里召开全体干部会议，我因为是新来的，因此主动地坐在了会议室的最后面，我那一排就只坐了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角落里还坐着一人。与其说坐，不如说是在桌上趴着一人，看不清他的外貌，只见他穿着那时很流行的藏青色呢子短大衣，有点旧了，头发蓬乱，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不过也偶尔抬一下头看看主席台，胡噜一下口水，因此不知道是在真睡还是假寐。
　　 会后，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老刘说我们小组的人再到办公室开个小会，安排一下今年的工作。因此我们又到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我注意到和我同座的那位干部也来了，与刚才开会的情形相反，此君此时精神矍铄，和周围同事插科打诨，引起笑声阵阵，听同事们都叫他宝司令，是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我们的乡有十个自然村，老刘按地域分了片，我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也就分成两个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一片，老刘和宝司令分任队长。老刘说，任务分配是按抓阄还是自由选择？宝司令说，抓什么阄，我到靠山村那一片去。我到这里报到之前就听说靠山村是个极难管理的村，刺头很多，我顿时对勇挑重担的宝司令肃然起敬，但是心里又很忐忑，因为我正是分在宝司令那一队。老刘暧昧地笑了笑，说，宝司令对靠山村有感情了啊。
　　 我们小队共有十个人，每两人分管一个自然村，我新来，没有经验，工作方法缺乏，因此宝司令又主动和我组成搭档，蹲点村就是靠山村。
　　 第二天，我就跟着宝司令下乡去摸底，因为要下乡，所以我特意买了一双回力球鞋，便于走山路。看到宝司令时，他竟然焕然一新，梳了个大背头，衣服还是那一身，但是干干净净。最有趣的是，居然还穿了一双皮鞋，皮鞋并不是那种名牌，就是县城小作坊里做的，但是显然刚上了油，涂得并不均匀，不过这样一来，宝司令颇像个领导干部了。
　　 我们两人走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快到达靠山村时，宝司令蹲下来，摘了路边灌木上沾满露水的树叶，将鞋子擦拭了一番。也许是走得热的缘故，宝司令将呢子短大衣脱下来，披在身上，平时嘻嘻哈哈的宝司令，一下子就变得严肃庄严起来。我心里觉得很是好笑，但宝司令说，我们下乡干部要注意形象。
　　 靠山村一看就是那种比较贫困落后的村子，房子大多是土砖瓦房，还有一部分是古旧的木房，有少量的新建红砖瓦房，没有任何装饰。我们首先到了靠山村支书的家里，支书的房子正是那种红砖瓦房，房梁上挂满玉米穗子，角落里堆满红薯芋头杂物。支书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也和宝司令一样，穿着呢子短大衣，也披着。看到我们到来，笑嘻嘻地迎出来，看了看我，并不打招呼，只和宝司令说笑，说，司令，今天还带了个提草鞋的。宝司令就哈哈地笑了，我心里非常恼怒，对这个支书殊无好感。
　　 支书吩咐老婆赶紧做饭，我们就在客屋里聊天，主要是他们两个聊天，我没插什么嘴，无聊时四处打量屋里的摆设，支书屋里和其他农家差不多，唯一显眼的是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那是支书历年为党和人民工作得到的表彰奖励。宝司令说，去年冬天你们村打狗的工作开展得怎样啊。支书拍拍胸膛，说，很好啊，上级布置的工作我们靠山村是不折不扣地完成的。靠，我想起刚进村时，村里狗吠声一片，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快，饭菜熟了，支书提出一桶酒来，宝司令两眼放光，搂起袖子，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支书为我也满满地斟了一碗，我赶紧推辞，说不会喝酒。支书诧异地说，不会喝酒怎么开展农村工作。我对这种将喝酒和工作拉扯到一起的逻辑感到哭笑不得，宝司令拉拉我的衣袖，说，这是南瓜酒，度数不高，喝多了，撒泡尿就没了，醒得快。
　　 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喝了一口，觉得微甜，很容易入口，不觉又喝一口，宝司令说，不要喝得太急，喝急了醉得厉害。
　　 支书娘子端上一大盆不知什么肉食，支书拿出筷子在里面左翻右找，夹出一咕噜物事出来，放进宝司令碗里，宝司令笑眯眯地夹起来就吃，似乎美味得不得了。我问宝司令，这是什么肉食，宝司令边吃边朝我瞪眼，说，这是狗肉，我吃的这个就是狗卵子。我吓了一跳，竟然不敢下箸。
　　 吃完饭，支书说要陪宝司令到村里转一转，宝司令已有几分醉意，睁着一双醉眼说，靠山村哪个狗屎巷子我不认识，要你陪？支书就笑了起来。
　　 走出门，宝司令似乎醉得厉害，走路不知高低，呢子短大衣怎么也披不上，我便帮他拿了。刚到村道上，宝司令立住脚步，我问怎么了，宝司令一边解裤带一边说，撒尿。于是就对着大道撒了一通，尿一撒完，我看到宝司令果然酒意全无，真是神奇得很。
　　 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肥大的黄狗，对着我们直吠，宝司令抬脚就是一踹，骂道，咄，狗日的，瞎了狗眼。狗的气焰一下子降下来，居然老老实实悻悻然跑开了。
　　 我们来到一幢木房子前停下，这房子其实实在不像人能住的房子了，歪歪扭扭，四面都用木桩顶着。宝司令打量一番，然后咳嗽一声，屋里便有了响动，宝司令也不客气，推开门就进去，我也跟了进去，里面倒还是比较亮堂，屋子里也很显眼地贴满了奖状，但是支书家的是支书本人的奖状，这里却是小孩子读书得来的奖状，有的已经熏得很黑，看不清字了。
　　 两个小孩子坐在桌子旁边做着寒假作业，一个清瘦但秀丽的妇女有点局促地正准备站起来，宝司令摆摆手，那女人就又坐下了。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叫了一声宝伯伯，又看看我，似乎正在寻找词汇来怎样叫我，宝司令指指我，说，叫叔叔，两个孩子就同时脆生生地叫了我叔叔，我尴尬地应了。宝司令看看房子四面的墙壁，目光停在两张簇新的奖状上面，一片声地说着好，好，好。
　　 宝司令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我看出来这正是昨天乡里开会时发的开门红，其实钱不多，只有二十块，宝司令把红包给两个孩子，说，大妹，小妹，这是宝伯伯奖给你们的。大妹抬着头看着她妈妈，女人低着头做针线活，一声不吭，小妹却很快乐地将红包接过去了，说，谢谢宝伯伯。
　　 我们出了门，那个女人才抬头看着我们出门，欲言又止，宝司令又是摆摆手，女人就又低头做活计去了。宝司令怅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是一个两女户，男人家里三代单传，一心想要生个儿子来接香火，在宝司令不辞劳苦苦口婆心的劝说工作之下，女人就到了城里做了结扎手术。她公公一气之下就生病去世了，男人也离家出走，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
　　 我跟着宝司令又转了几家，都是些宝司令曾经的工作对象，家庭困难的，宝司令都给了十块二十块的慰问费。他对我说，人家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一路上，大家看到宝司令，都纷纷问候，吃了？吃了，喝了没？喝了。
　　 到了最后一家，虽然也是新建的红砖房，但是还没有完全建设好，连楼板都还没有铺就住进去了，窗户用塑料纸钉着，一进门就感到丝丝寒意。一个老人缩在柴灶后面烤火，听到我们进去的声音，抬起头来看，浑浊的眼睛里流着柴火烟熏出来的眼泪。宝司令大声喊着老人的名字，几步跨了过去，老人脸上就露出笑意来，说老宝干部下基层啦，来，吃个煨红薯。就用棍子在灶膛里捅，顿时灰尘漫天，宝司令一边咳嗽一边说，我吃了，饱饱的，你堵你的狗肚子。便拿出一包白沙烟来给老人，说，这是我崽过年时给我买的好烟，送一包给你老尝尝，老人将烟揣进口袋。当时候白沙烟算是很好的烟了，宝司令平时抽的是五毛钱一包的香岭山，而白沙烟要五块钱一包，香岭山这种牌子的烟现在已经没有了。宝司令的儿子在部队里，据说此子虽然读书不行，可为人比乃父更加滑溜，已经在部队提为干部了。
　　 宝司令说，你孙子今年下半年就要读高中了吧？老人说，不读了，不读了，刚建新房子，家里掏空了，没钱读书了。宝司令说，不读书可不行啊，家无读书子，富贵不长久，家有读书郎，富贵才久长啊。然后指着我，你看看这个小吴，就是读书读出来的，前途远大着呢，将来要当县长县委书记的。老人张着没牙的嘴嘻嘻笑了，说，我骗你个老宝的，我若不送孙子读书，你堂堂的国家正股级干部天天跑到我家来做工作，烦也烦死我了。宝司令笑骂，你个老脚猪，也开鄙人的玩笑。
　　 我早就听说过宝司令的一些笑话，宝司令十八岁就参加工作，算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了，二十几岁就成为了正股级。那时候，他张口闭口就称自己是堂堂的国家正股级干部，但是后来由于名声不太好，尤其被人指控有生活作风问题，遂被人取了个外号叫“宝司令”。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当过兵，后来知道原来是叫他蛤蟆司令，蛤蟆司令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俗语，是指找女人厉害的人。宝司令从此一直没有升迁，到了快五十岁还是一个股级干部，连一个副科级都没有当上，嘴上不再称自己是堂堂的国家正股级干部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就经常拿这句话来取笑他。
　　 回去的路上，宝司令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一路上哼着小调，快乐得很，我也觉得那些说靠山村难以管理的话简直是危言耸听，靠山村不是民风淳朴吗？
　　 但是我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一天早晨，我很早就到办公室整理材料，一个衣着破烂的男人在门外探头探脑，看见我抬头看他，便在脸上挤出笑容来，恭敬地说，领导好。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乡里驻点干部徇私舞弊，包庇计划生育对象，乱搞男女关系。我虽然刚接触这些工作，但是听大家说了很多这种事情，因此很谨慎地问具体指哪一个干部。那人一听似乎看到了希望，一下子跐溜就到了我的书桌旁边，拿出一把各色纸张的举报材料，对我说，就是那个叫宝司令的。我一惊，说，不要捕风捉影。那人扬着那把纸，说，我有证据。
　　 幸好这时候有一个同事进来了，看到那人，便皱着眉头说，罗小毛，你还有完没完。我一听到罗小毛三个字就明白了。罗小毛是靠山村的，他已经生了四个儿子，扬言还要生一个，凑成罗家五虎。结果被宝司令逮住将他老婆送到城里结扎了。因此罗小毛一直在上访，宝司令的副科级就是被他弄黄的。
　　 我说，正好，你就是罗小毛，这里这些材料都是别人举报宝司令包庇你的。罗小毛懵了，说，宝司令包庇我？我说，有人举报宝司令包庇你，生了罗家五虎，靠山村有四虎，你郎舅家还藏了一虎，妄想要在靠山村篡党夺权，宝司令当司令，罗家五虎当将军，有没有这回事？我翻着资料，说，这些是你的，这些也是你的，然后拿着厚厚一叠说，你要一条一条地交待。
　　 罗小毛说，领导，冤枉。我说，我不知道你冤不冤枉，你再去上访吧，把宝司令弄进公安局，他就会把你交代出来的。我知道靠山村离城镇较远，人的思维意识那时基本上还处于文革后期的状态，对社会的改革和党的政策还不大明了，罗小毛本人也没读什么书，这一招还是能唬住人的。果然，罗小毛呐呐地说不出什么了。后来上班的人慢慢多起来，罗小毛瞅个机会溜走了。
　　 我和宝司令隔三差五就到靠山村去，每次都是先到支书家，但每次也肯定要到大妹家，有时是给大妹小妹送学费，有时给大妹家里做农活，莳田割禾挖红薯，他又从民政局给罗小毛家弄了几床棉被。支书开玩笑说，宝司令的罪状又加两条，带坏教坏年轻革命干部，腐蚀拉拢革命群众。这一年大妹初中毕业，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大妹的爸爸也回家了。村里其他的初中毕业生，也都升了学。
　　 到了年底，在年度工作先进分子的公示名单上，赫然有宝司令的大名。宝司令不好意思地不停地搓着手，对大伙说，我有十几年没有评先进了啊。大家便一片声地要宝司令请客，宝司令乐淘淘地跑到小卖部买了一包白沙烟，散了一圈。
　　 在开年终总结会的时候，乡党委书记宣布当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名单，我左听右听，没有听到宝司令的名字，倒是从书记的嘴里听到了我自己。
　　 我诧异地扭过头来看宝司令，宝司令趴在桌子上，轻鼾阵阵，口水长流，有时候睁开眼迷迷离离看看周围，不知道他是真睡还是假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