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夜晚，江南小镇上，从太湖吹来的一阵阵的暖风，带着水汽和薰衣草淡淡的香，沿着湖岸开始弥漫。我独自一人，坐在电脑的屏幕前，细细品读着流年社团山地君的短篇小说《遗忘》，宛如饮下一杯陈年佳酿。窗外，香樟树轻轻地摇动，枝叶透空处，穿越天上人间的星光，带来星星诡异的眼睛。这是小说主人公的眼睛，也是作者的眼睛。
　　 唇齿生香之际，不由得感叹作者架构故事的能力，历史背景选择的巧妙，切入角度的准确。作者利用了人所公知的记忆与遗忘的规律，用一个个不断连续发展的故事情节，通过时代背景的不断转换，把读者一步步引入人性本真的主题。
　　
　　 一、多样化的性格，让小说凸显魅力
　　 山地君的这篇《遗忘》，我以为可以列入乡土小说的范畴，它写的是农村、农民、农民的命运。它以批判启蒙式的笔触，声气相通的平视、温情和宽容的情感，给我们讲了一个人性本善的故事。小说注重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的共同作用中，去把握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小说中对主人公的描写具有一种血肉丰盈的充实，避免了概念化和脸谱化。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概念化的具体的好人、恶人、坏人或者小人，这就使这篇小说，在写形而下的故事的同时，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理性追问的力量。
　　 这篇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作者通过乡村社会的变化，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多样化，揭示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关系，揭示了人物性格、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小说中的主角之一张永红，初出场时朝身边跪着的人狠狠地踢了一脚，大声呵斥：“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这个17岁的少年，充满暴戾之气。到小说的尾声时，他却做出了给孙子起名“黄喜秋”这样的大善大孝之举；吃喝不愁的公子哥张善财“娇生惯养的，不读书，不会做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趁人之危，占人之妻。但在家破人亡之际，他也能在解放军剿匪之时，“自告奋勇当向导，带着剿匪人马，全歼了土匪，而且还在剿匪战斗中立功……”；小说中被塑造为善与美形象的徐米钏、黄云山这对苦命鸳鸯，一个知恩图报，一个为爱奉献终身，却也在年轻时，不顾民俗乡规偷吃禁果，而且到后来却又自设雷池，始终没敢前进一步，直到老死都相见不敢相识。
　　 正是这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使得这篇小说焕发出文学的魅力。
　　 这篇小说还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乡土气息和深厚的感情蕴含。小说的地域特色非常显著，民情民风不露痕迹地穿插其中。这篇小说通过黄云山、张善财、徐米钏、张永红这两代人之间的情人、夫妻、父子、母子等多重人物“剪不断、理还乱”情感的纠缠，把深情与残酷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之中，让人物的性格得到展示和发展。关于这两点，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
　　 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是缺乏人物的心理描写，这对人物的性格刻画或许是个缺失。小说如果在通过语言塑造人物上，使其对话更具人物个性特征，那就更精彩了。另外，在章节、段落间的过渡与照应上，某些地方略显粗糙，不过瑕不掩瑜，整体看，还是流畅顺达的。
　　
　　 二、多维度的结构，让小说吸引眼球
　　 山地君的《遗忘》，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非常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小说自始至终采用叙述——作者直接叙述、借用人物对话叙述。很少用描写，就是有些描写也是插在叙述之间，他的叙述是动态的、不停顿的，作者的小说里，极少静止描写，就连人物的肖像描写也给他省略掉了。我不知道，对于描写，他为什么要这样吝啬？
　　 对于人物、情节的叙述，山地君是颇费心机的，他的叙述不完全用平铺直叙，而是时而倒叙、时而补叙，不时的再来点插叙，他叙述的方法多而富于变化，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时感觉流畅而不浮华、质朴而不枯涩，犹如行云流转，舒卷自如。他叙述故事当繁则繁，该简就简。有时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有时惜墨如金，一句也不多说。小说第二章，作者用整整一个章节，写红卫兵时代的张永红。第三章却几乎一个段落就写过数年，几个段落就写到了八十年代末。而写黄云山之死，仅仅用一个自然段，60多个字就一笔带过。他这样写，是为了给后边徐米钏浓彩重墨的回忆，留下伏笔。也为张永红这个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的性格变化，做了有力地铺垫。
　　 小说要写得好看，就得有曲折，要富于戏剧性。要有矛盾和冲突，有铺垫和高潮。小说可以有故事原型，不过大多数是编出来的，我相信，山地君的小说也是编出来的。只不过几十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编和编不一样，它有高低之分，有阳春白雪，有下里巴人。好的作者编故事，顺理成章，若有其事。差点的作者，就可能编得离奇古怪，漏洞百出。读这篇《遗忘》我倒是佩服山地君，能够把一个在被人看来普通的偷情故事，编得吊人胃口，跌宕起伏，在伦理和情爱间左钩右连，还顺便赚足了哭点低的读者的泪水。
　　 在故事的结构上，山地君是下了大工夫的。他成功的借用了中国传统说书艺术中的“卖关子”与“抖包袱”的技巧，让整篇小说，始终在起伏跌宕中向前推进，每当山穷水尽处，却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读这篇小说，我仿佛走进年轻时的江南庭院。一径斜斜雨巷，逼仄的只容一人，推开一扇侧门，忽然就是一方洞天，假山高耸，池塘明亮。三转两绕，忽然落进一个小小天井，举目只有头上天，转身看见个小月门，推门进去，眼前却是个大戏台。
　　 《遗忘》开篇就给读者设置了个大悬念，张永红居然给孙子起名“黄喜秋”，小说中人问：“应该叫张喜秋啊！……老爷子事先也不说说，这唱的是哪一出啊？”读者当然也要问：为啥不叫张喜秋？
　　 按照常规，作者接下来应该揭开谜底了。可作者偏不。第二章，他笔锋一转，一个倒叙，回到了几十年前动乱时代，17岁的红卫兵张永红正革命劲头十足地批判他的老师黄云山。而他的母亲却昏倒了。接下来，作者还是不肯揭开谜底。第三章，他竟让黄云山以怨报德，为救张家孙子而命赴黄泉。第四章，作者让张永红的老娘，听到黄云山的死讯，比死了亲夫哭得都伤心，读者更加迷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作者就是不肯揭开谜底。直到第五章，作者才终于收起关子，露出谜底：原来当年被张永红狠狠批判的坏人，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谜底揭开，张永红大惊失色。读者们也动容落泪。
　　 山地君用这抽丝剥茧法，处处设卡，步步为营，带领读者左转右绕，包袱一个个甩响，关子一个个破解，疑团一个个解开。在阅读中不断获得审美愉悦。亲爹成了继父，黄老师原来是亲爹，贫农原来是富商公子，坏人却是抗美援朝功臣。母亲嫁为人妇，深爱的却是情人。“黄喜秋”是黄云山的亲孙子，他不姓黄，他姓谁？
　　 山地君在这小说里，大包袱套小包袱，直弄得山回路转，水曲十八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似情理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正是作者把这本不曲折的故事，弄得离奇；本应平淡的情节，弄得异峰突起，让读者读得兴奋、爱不释手、愉悦、流泪。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作者这篇小说切入的角度恰好。作者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未知因素的吸引力，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暗示了多个可能性，让读者在小说留白处去寻找，从而掩护作者把谜底保留到底。他用准确的角度切入素材，用“文革”这个动乱年代作为时间点，上下承接，向时间的两端伸展，从而用未知因素做吸引力，始终抓紧了读者的心。
　　 作者还利用人类记忆与遗忘这对悖论来大做文章。前边口口声声都是要遗忘，但那些要遗忘的全是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遗忘，全成了清晰如昨的记忆，也就成就了《遗忘》这篇小说人性本真的主题。
　　 遗憾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时空定位上，还是有些失当之处，这些别的评论文章已经指出了，我就不再赘述。
　　
　　 三、人性本真的命题，让读者感动。
　　 山地君的这篇《遗忘》，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佳作。其叙述方式是很传统的，他和传统小说作家一样，用情节做骨架，靠人物塑造显示小说的精气神，用叙述性语言来做这篇小说的外套，因此，读起来一点不费劲。他的思维也是一元性的，逻辑分明，故事前后呼应，指向一个目标。这是中国小说，自司马迁《史记》起就有的传统。当然，不能说这篇小说在写作上没有现代技巧元素，比方人物身份的逐渐揭秘，就充满了黑色幽默，这让我们多少看到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
　　 我个人以为，山地君这篇小说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他用一颗善良、温情的心，赋予小说的人性本真、人性本善的主题。故事从开头到结尾，至始至终，体现了人性至诚、至善、至美的光辉。我们从主人公黄云山的身上，看到了忠于爱情、忍辱负重、克己为人的献身精神。而其他人物，不管他出场时如何，到后来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弃恶从善的精神，那种人性本源的善良，让我们感动。
　　 美国作家w.c.布斯说：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对主题、结构和技巧这三种可变因素的态度，最终取决于对目的、作用或效果的见解。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山地小说《遗忘》通过黄云山和徐米钏这对苦命鸳鸯的情爱史，让我们从作品中获得真美的感觉外，更多的是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他们用自己的善良、至诚，感动、度化了张永红，使得他获得了下决心把自己是黄、徐私生子的“丑事”公布于众的道德力量。人性本真、人性本善，只要擦去人心上的浮尘，就会重新得到失去的人性的光辉。
　　 作者很注意细节的描写。“黄喜秋”这个名字，如果说“黄”这个姓氏来自于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喜秋”就是来源于一位舍身救人的烈士的名字。作者赋予了“黄喜秋”这个名字诸多的爱恨情仇，赋予了它高尚的道德元素，让它闪耀着人性璀璨的光辉。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专注于人物的心理，准确把握了人物心理变化与发展的脉络，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灵魂的震颤。我个人以为，这方面作者对张永红这个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他的笔触始终指向了张永红的心灵深处。“张永红知道这个道理，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他认为，一定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才对得起死去的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小说写到这里，完成了张永红这个人物的人生涅槃，也最终升华了人性化的主题。
　　 最后，我还想用一点篇幅，说说这篇小说的人文哲学意义。周易上说：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肉体与灵魂的合体。灵魂高尚而不朽，它带领人上升；肉体负重而堕落，它令人匍匐在地。哲学家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朽的灵魂，永远拖着一个沉重的肉体，让大多数的人注定高尚不起来。
　　 于是人类拼命地追求，拼命地探索。追求天使与魔鬼的平衡，探索灵魂对肉体的背叛。但不幸的是，肉体也在作对灵魂的背叛。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哲学故事，说是在一场辩论会上，人败给了猪。猪说：你们监狱里押的是人，刑场上枪毙的是人，挑起侵略战争的还是人，可无论在监狱、刑场还是在侵略战场上，却连我们的一个影子都没有，世界上最最愚蠢的事，都是人干的。
　　 人辩不过猪，不是人没有猪聪慧，而是坏在那些比猪更蠢的人，他们身上的魔鬼战胜了天使。
　　 山地君的这篇小说，正是通过其人物在规定情景中的作为，体现了人的这种两重属性。肉体与灵魂的两相苦斗，魔鬼与天使的相互背叛，助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使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得到拯救。黄云山、徐米钏从肉体苟合的“丑陋”，到他们放弃肉体时，灵魂的上升，几十年灵与肉纠缠的苦恋，终于完成了向着高尚的华丽转身。
　　 作者山地君是善良、温情的，他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主观努力，或是客观促成，他都最终赋予他们向善的力量，让他们在魔鬼与天使的苦斗中，把天平摆向天使一边。即使在“文革”动乱这样的规定背景下，他也没有让魔鬼完全占有张永红的心灵，依然让他的灵魂，能够听从母亲善的呼唤。张善财对于徐米钏没有爱情的高尚，完全是一种肉体的占有欲。作者却没有让他心中的魔鬼作恶到底，而是在客观上保护了徐米钏母子的安全。
　　 我以为这些人物命运与故事情节的安排，应该是出于作者山地君对于人性的主观认识。他善良地认为，在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灵魂最终战胜肉欲，天使最终战胜魔鬼。这或许是我们看到的《遗忘》中的人物，最终都不是“高大全”，也最终都能行使善行的原因。这些，也使得山地君的小说获得人文精神上的哲学意义。
　　 眼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红尘滚滚，变得不再单纯与真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旧时代的道德观念来束缚自己，束缚历史前进的脚步，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提升和净化人的思想境界、展现人性本源的真善美，依然是文学的使命。
　　 人是文化的生成物，人文精神、人性的光辉应该成为小说艺术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