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中秋节快要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在这飘散着桂花馥郁、甜蜜、温馨的季节，我不禁怀念逝去２４年的母亲，她若在世，今年该是104岁了。我作为母亲第八个孩子、第三个儿子，突然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应该为给予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的母亲写一传略。
　　 （一）母亲的青少年时代
　　 母亲原名范美珍，湖北黄陂人，生于1910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母亲四岁时，外祖父高中满清进士，赴无锡出任知县，后染病客死官衙。外祖母恪守妇道，没有改嫁，苦苦养育着四岁的母亲和两岁的小姨，艰难度日。母亲只上了两年私塾，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孤儿寡母，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因而母亲自幼养成了独立、刚强、坚韧不拔的性格。七、八岁时，就下地干活、割草，帮外祖母承担生活的重担。黄陂本来十分贫穷，母亲一家的贫穷和心酸远远超过一般家庭。终年半饥半饱，野菜、谷糠果腹。就这样母亲长到了12岁。
　　 12岁的母亲身形瘦小，但端庄秀丽，智慧过人。她的性格十分倔强，做事果断，她对外祖母说：“与其穷死在农村，不如到武汉城市去闯荡。”于是她带着外祖母和妹妹离开黄陂，来到武汉，正遇上武昌震寰纱厂招童工，母亲以出奇的手快，被纱厂录用。在武昌徐家棚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聊以栖身。一年后，母亲以她的聪明和手快，升任工班长，工资也加倍，于是送小姨继续上学，直到小姨考入湖北护士学校。
　　 母亲15岁时，适逢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北伐军打到武昌。中共湖北省委指派一名青年才俊领导同志到震寰纱厂发展党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母亲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不久被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为震寰纱厂童工书记，成为工人领袖。省委那位领导同志最终与组织能力出色、口才出众的母亲相爱，成了母亲的初恋男友。
　　 接下来，上海发生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疯狂镇压共产党人。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动手镇压共产党人，母亲正带领工人上街游行，丝毫没有准备，就遇到了国民党武装镇压。一批批工友倒在了血泊中……母亲个子小，从死人堆里逃了出来。母亲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犯，母亲的男友被逮捕，临刑前一天，托家人给母亲带了一纸条，上写四个字：“隐姓埋名。”这是母亲接受党组织最后一项指示。翌日，母亲初恋男友在武昌阅马场慷慨就义。
　　 母亲带着外祖母匆匆离开武昌，仓皇来到汉阳，与一位瘦皙高挑，温文儒雅的男性教师合租一间小楼。那教师就是我的父亲李应南。
　　 父亲，湖北大冶人，时年22岁，武汉大学国文系毕业，在大学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学毕业后，继续读董必武举办的“党义研究所”，就是现在常说的研究生。董必武名为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则宣传“国共合作，共建新中国”。后来汪精卫镇压共产党，“党义研究所”停办，父亲离开武大，受聘于汉冶萍职工子弟学校，出任中学部教务主任。所谓汉冶萍公司，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民营联合企业之一，“汉”指汉阳钢铁厂；“冶”指黄石大冶铁矿；“萍”指江西萍乡煤矿。实力雄厚。因而父亲的薪水很高，月收入大约30银元。父亲受董必武影响，从心里亲近和同情共产党，聪明的他，一眼就看出母亲非等闲之辈，是逃难的共产党。刚巧遇到国民党军警追捕共产党要员，父亲不慌不忙地称母亲是自己新婚妻子，并随口说了一个名字，叫“范敏文”。于是“范敏文”代替“范美珍”，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名字。
　　 父亲不仅机智地掩护了母亲，而且热情地帮助已经失业的母亲及其一家人的生活。真是“国共合作”，亲如一家人。父亲喜欢弹风琴，母亲喜欢唱歌；父亲喜爱书法，母亲就跟着练字，每天练习颜体大楷；父亲喜好国画，母亲就跟着学习绘画梅兰竹菊；父亲喜好早起读古诗词、古文，母亲跟着学习，过目不忘。一年多的时间里，母亲学会了简谱、颜体大楷、画梅兰竹菊，居然能成本背诵《唐诗三百首》，以及《古文观止》中的几十篇文章。“熟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母亲学会了写诗，能和父亲唱和。
　　 所谓日久生情，父母暗生情愫，相互欣赏，终于结秦晋之好。母亲也曾多方寻找党组织，无果，自动脱党。于是，父亲安排母亲到学校小学部教唱游课、以及低年级国文课，与师范毕业的教师比，母亲居然毫不逊色。父亲待外祖母如亲母，一直让孩子们喊她奶奶，一家人和睦而温馨。
　　 考虑到武汉政治动荡，汉冶萍公司决定将职工子弟学校搬迁到黄石。黄石离父亲老家龙角山李德贤村不远，于是父亲就带着母亲回家探亲。但父亲一直瞒着母亲，在他16岁时，在长辈的逼迫下，与比他大10岁的童养媳结婚的事实，母亲回到农村方才知道真相。刚烈的母亲不禁勃然大怒，一口气喝下一斤多白酒自杀。父亲在母亲床前守候三天三夜，一直等到母亲醒来。母亲醒来后，父亲作了深刻道歉，并不顾家人反对，拉着大妈，到乡公所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以嫁姐姐礼，将前妻嫁给了同村忠厚老实的村民。一场风波终于雨过天晴。
　　 （二）抗日时期的流亡生活
　　 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父母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大女儿蕙芬、二女儿莲芬、三女儿梅芬、儿子铁生，以及刚刚满月的四女儿李芬。父母都不愿意做亡国奴，决定随难民一起向湖南逃亡。带着婴儿，怎能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不得已，母亲当机立断，将婴儿李芬寄托在黄石附近的张浦山一位张姓农民家中。父母含泪拖家带口，向西一路逃奔。
　　 沿途他们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兵荒马乱，到处有日军飞机肆掠而死的难民，无人收尸。最让他们难忘的是，难民中有一家五口——夫妻俩拖着三个孩子，最大的六岁，最小的两岁，夫妻俩都感染了热病，行走迟缓，不得已，将两岁孩子扔到江中，老大、老二哭喊着：“爸爸，妈妈不要扔我们，我们自己走得动。”没有走多远，其实夫妻俩都走不动了，只好将孩子一个个都扔进江中，然后夫妻用绳子绑在一起，投江自尽……逃亡的一路，洒尽难民的血泪……
　　 我的父母，逃亡中，历尽了千难万险，最让他们心痛的是，途中大女儿蕙芬、二女儿莲芬感染肺炎而死亡，当逃亡到湖南湘西山区烟溪时，只剩外祖母、三女儿梅芬（5岁）、儿子铁生（3岁）了。在烟溪，父亲受聘于一家小学教书，母亲和外祖母则帮人采茶、揉茶度日。在烟溪一待就是五年，期间，1940年端午节母亲生下第五个女儿端芬；1942年重阳节，母亲生下第二个儿子湘生（我的二哥）。湘生刚刚满两个月，一场灾难悄悄向我们家逼近。
　　 原来，生性张扬的母亲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真正形成，在茶农中宣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共产党是抗日的重要力量。引起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注意。农历11月初九日，父母双双被捕，母亲怀抱两个月的婴儿湘生被移送湘西沅陵县孝平乡监狱。
　　 经过日夜审讯，父母一口咬定，只是仇恨日本人，赞同国共合作抗日，母亲并非共产党人。父亲的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又一次掩护了母亲。据说，中统特务头子陈基，特别喜欢清秀可爱的二哥湘生，派人抱到他的办公室玩，给他牛奶喝，二哥一掌将牛奶玻璃杯打落在地……
　　 烟溪，十岁的姐姐梅芬给远在重庆的小姨写了声泪俱下的信，告知爸妈被捕的消息，请小姨救援。这时小姨嫁给了当时的大富商岳进弗，小姨爹岳进弗花巨资，买通中统大员，电令孝平监狱放人。并写信给沅陵国军第十一兵工厂厂长李待琛，请他安排我父亲的工作。
　　 李待琛，留美博士，少将军衔，接见了我的父亲，知道父亲毕业于武汉大学国文系，深爱其才，但又告知兵工厂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文科人员不好安排。又问父亲有何其他专业特长，父亲答，擅长珠算和数学。于是安排父亲到财务处任会计。父亲进入兵工厂，即为军人，厂长授予他同中尉军衔，是兵工厂最低级的军官了。那时是战时供给制，我们家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终于解决了。
　　 1944年，日军终于发现了沅陵山中的兵工厂，连续派出飞机轰炸。是年7月，母亲在兵工厂医院生下了我。据说我出生时，正值日军飞机飞临沅陵上空投弹轰炸，父亲抱着刚刚呱呱落地的我，两护士抬着母亲，就往防空洞里冲……那场面十分惊险。
　　 经过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十一兵工厂回迁武汉，父亲随兵工厂先行乘轮船返回武汉。这时，母亲表现了她卓越的组织才能，带领一家老小，雇小木船从水路返回武汉，小木船顺沅江北上洞庭湖，经长江东下至武汉。在沅江过一称为鬼门关的险滩时，小木船进入了一个漩涡中，直打转，眼看就要翻船沉没。这时连船工都慌了神，孩子们吓得哭声一片。母亲大喝一声：“都给我镇定！日本飞机都没有炸死我们，怕什么？”这一喝，很管用，母亲将怀中抱着的仅一岁的我递给了外祖母，操起撑杆，和船工们一起奋力，使木船冲出了漩涡，通过了鬼门关险滩，化险为夷。
　　 小木船抵达武汉后，父亲亲自到码头迎接，佩服母亲的果断。不久，父亲又到黄石张浦山农村将寄养在农民张大爷家的二姐李芬接回了武汉，一家人总算团聚。不久，母亲生下了第九个孩子，是个女孩，起名叫慧芬。
　　 接着，小姨和小姨爹岳进弗也从重庆回到武汉，小姨爹在武昌开办了会文堂书店，他们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家很大的帮助。小姨没有孩子，于是父母将二哥湘生过继给他们做儿子。一个大家族十分和睦。1947年，小姨突然发现罹患癌症，小姨爹送她到上海虹口医院做手术，病逝于虹口医院。小姨的去世对我们家是沉重的一击。接着外祖母因悲痛过度，也相继辞世。这一年，我的小姐姐端芬因为罹患肺结核去世。小姐姐端芬聪明漂亮，父母悲痛欲绝。1948年4月，母亲生下弟弟武生（第十个孩子），总算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丝喜庆。
　　 接下来，解放战争胜利，林彪指挥四野攻占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台湾。临行，将十一兵工厂机器全部沉江，厂长李待琛携家眷赴美，其他重要人员随败兵去了台湾。小姨爹再婚，携眷去了香港。
　　 刚刚解放的武汉，百废待兴，工厂关门，学校停课，父亲找不到工作，失业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得靠卖家中的废旧物品，以及卖炸兰花豆维持生计。生活十粉艰难。这时，父亲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举家回大冶龙角山李德贤村，他幻想过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对于回农村，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经常为这事吵架。
　　 那时，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经常派出飞机，深入到武汉骚扰，武汉几乎每天都要拉响几次航空警报，每天都要钻防空洞，弄得人心惶惶。饱经战乱的母亲架不住父亲的劝说，同意回大冶农村了。父亲包了一辆货车，拉着破烂家具行李，妈妈抱着弟弟坐在驾驶室，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们坐在敞露的货车厢上，摇摇晃晃，行驶了一天，来到大冶城关。后来，父亲从农村请来了一帮农民，一位农民用箩筐挑着我和弟弟，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回到李德贤村。我记得，母亲是一边哭，一边回农村的。农村中，我的爷爷奶奶在抗日时期已经过世，只有一位五爷爷（我爷爷的五弟）李继茂还健在。虽说母亲从小是在黄陂农村长大的，但时过境迁，她已经很难适应农村生活了。
　　 其实在父母离开武汉不久，武汉纱厂开工，中小学开学，父母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大姐梅芬（之前的两姐姐去世后，她就在家中升为大姐）初中已经毕业，她考取了武汉革命大学——其前身就是抗大，成为解放军军人。大哥铁生没有回农村，留在大冶城关，上了大冶中学。
　　 母亲不适应农村生活，还要照顾一大帮孩子，不得已，将最小的妹妹慧芬送给了邻村一个大户人家做童养媳，一年后，慧芬不幸患病夭折。
　　 （三）艰苦的农村生活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全家回到了农村，母亲就得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父亲是一介书生，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村的生活完全不是他想象的世外桃源似的生活。稻谷不樁成米，就不能吃，小麦不磨成面，就不能做成面条，就连吃水，也要到村东头的泉水井里挑回……这一切，母亲都得从头学起。父亲在村里开办了一私塾，他用现代教学的方法来教私塾，除了教语文、算术，还教体育、音乐、美术。体育课是带着学生们到小河边的沙滩地进行。我和二哥（他只大我两岁）都是父亲的学生。学生一共有30多人，学费是每人每年交干柴一担，稻谷30斤，猪肉2斤。这就是大概叫做“束薪”的学费了。对于特困户学生，父亲总是适当减免学费。
　　 父亲从不做家务事、也从不管家务事的，母亲也从不让他做、让他管。母亲对李德贤村的老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首先，母亲将小河边被战火烧毁的我们家一大片宅基地开辟成了菜园，种上了白菜、萝卜，解决了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在菜园的院墙边栽上了一些花木，比如，蔷薇、月季、栀子花一类；靠内墙边栽上了一棵枣树和一棵石榴树。其次，母亲不习惯于农村厕所又黑、又脏、又臭，突发奇想，设计了一座新式厕所。她请人在菜园子里砌了一圈矮墙，用木板做了一个可开合的木门。矮墙里挖了一个深坑，放入一个大瓦缸，瓦缸上架上两木板，就是一简易露天小厕所了。不仅如厕干净卫生，而且解决了菜园种菜的肥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