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我和几个都是学中文出身的同事一同游览了襄阳的诸葛亮故居。
　　 下了公路，沿着一个斜坡东向而上，路南是一层层梯形的水田，路北是一道葱茏的山岭，诸葛亮故居就坐落在这道山岭的半腰，在霏霏雨中显得有些许清冷。我们一行都看过南阳的诸葛祠，院落中的陈设也就熟悉而不感到陌生了，因为两地的旧居是那么的相似，都有所谓的十景，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父岩、抱膝石、老龙洞、小虹桥、半月溪、野云庵，不同的是隆中有个三顾堂，卧龙岗有个草庐。相对而言，隆中的诸葛旧居错落有致，布局颇具匠心。隆中四围确有《三国演义》中“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的清雅和秀丽，无怪乎襄阳说那么坚持诸葛亮在此隐居了。我们一行人也一致认为这是读书的好地方。
　　 回到南阳，我再次仔细地浏览了卧龙岗上的诸葛祠。如果说隆中具有南方的俊秀，卧龙岗则具有北方的雄峻。卧龙岗于南阳盆地北端隆然而起，俯瞰盆地，毗邻南北官道，南眺汉江，北障紫峰，遥连嵩岳，山水相依，冈峦起伏，曲折回旋如巢，势如卧龙欲起。其布局为元明风格，融园林建筑、祠庙建筑和当地民居于一统，分布于阶阶抬高的中轴线上，地势开阔，丛竹飒飒，松柏森森，潭水清碧，景色宜人，颇富韵律感和节奏感，不失名士祠宇的严谨肃穆。
　　 我购买了争论南阳襄阳的著作细读，到网上浏览各方评论。南京一位年轻网友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其标题是“名高天下，怎不争南阳襄阳”。想想也是，作为后世人，的确也该争辩，争的是对历史对后世的责任。
　　 地以人名，山以人灵。隆中和卧龙岗都是纪念性建筑，源于同一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南阳襄阳之争，争的是名人；现今的南阳襄阳之争，争的是历史文化资源和荣誉，这自然是方兴未艾、越来越火的旅游热的需要和驱动；专家学者的南阳襄阳之争，各有所凭，争的是学识的高下。当我细读南阳襄阳之争的专著时，我突然发现不少文章的一个共同忽视，即评论者都不同程度忽视了诸葛孔明，忽视了或者说淡化了诸葛孔明的自我表述和自我选择，襄阳说更是如此。
　　
　　 诸葛何来
　　 其实，“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在《出师表》的开头，即明确无误地说清了自己的来历和处世态度，亦即说明了自己何为布衣的原因。
　　 襄阳说者认为，当时隆中属邓州，邓州属南阳，隆中为孔明躬耕之地，也就是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岂不太费劲啦？《三国志》说诸葛亮年轻时“有逸群之才”，“自比与管仲、乐毅”，并为崔州平、徐庶这样的有识之士所首肯，襄阳名士庞德公誉为卧龙，黄承彦许之以女，后世尊之为智圣，绝对是具有大智慧之人；且上《出师表》时，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军事战略家对地名绝对有特殊的敏感，难道连自己的躬耕之地都分辨不清、表述不清？这不太可笑了、太不可思议了吗？如果一个连自己的躬耕地都分不清的人，襄阳人还会争其躬耕地吗？
　　 襄阳说者认为，襄阳当时在刘表的治理下，是战乱年代一片和平的绿洲，而南阳则一直为曹操所占领，且战事不断，刘备决不可能自投罗网，到敌占区三顾茅庐。不知持此说者是没有认真或者全面地看过历史的有关记载，还是仅仅凭想当然说事？诸多历史学者所看到的历史记载是，自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投奔刘表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出山，南阳确有战事但相对平安的时间较长，曹操确实占领过南阳但时间较短。
　　 建安元年军阀张济占领南阳，未几死去，其侄子张绣继承其衣钵屯军南阳。当时，曹操立足颍川（今禹州），迎天子迁都许昌，南阳成为曹操的直接威胁。建安二年初，曹操便南下讨伐张绣，张绣投降曹操。但因曹操占有张济的妻子引发张绣不满，张绣举兵反叛，被曹操击败，向南退奔穰县，与刘表联合抗曹。是年冬，曹操再次南下征讨，次年三月包围张绣于穰（今邓州境内）。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今镇平县境内）。当时实力最大的军事集团当属北方的袁绍，袁军曾趁南阳战事奔袭曹操的大本营许昌，使曹操切实感受到袁绍的威胁。欲取天下，必先破袁，南阳取胜后便还军北上黎阳（今浚县），屯守官渡（今中牟）。袁绍欲结盟张绣，但因袁绍与刘表同有“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用能，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缺失，张绣听取了谋主贾诩的意见而于建安四年十一月主动归降曹操，带兵北上官渡助曹攻袁。刘表随即驱逐了曹操委派的官员，使之远退300多里到颍川摩陂营（今郏县境内）。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刘表，南阳出现了8年多的和平时期。
　　 合计算来，南阳战乱时间为3年时间，曹操据宛不过几个月而已。建安十一年，虽有刘备与曹军的博望之战，但战场在南阳北的方城境内，战火并未波及南阳。这8年，正是诸葛亮由少年转入青年的躬耕岁月。正是因“躬耕于南阳”，亲身经历了战乱，才会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存体验。襄阳既为“和平绿洲”，如果诸葛亮隐居于此，没有了杀伐鼙鼓的震撼，没有了杀人如屠狗的血腥，没有了战火的烤灼，没有了躲避战乱的奔波流离，便没有了“苟全性命”的生存体验，何有“乱世”之感慨？襄阳说者的言论，恰恰证明了诸葛亮躬耕之地并非隆中。
　　 诸葛孔明为何选择了卧龙岗呢？这个疑窦一直萦怀于心。游览隆中、卧龙岗之后，我参加了河南省在确山县竹沟召开的庆祝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60周年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大会。竹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局所在地，刘少奇曾任中原局书记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身影。竹沟背靠巍巍群山，面对一览无余的江淮平原，俯视南北大动脉京汉铁路，其处所与当年的卧龙岗极为相似，帮助我打开了理解诸葛孔明选择卧龙岗的思维大门。一政党、一团体、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立脚点亦即选择了自己的基点和出发点，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点才能站稳脚跟，站稳了脚跟才能迈出坚实的步伐。无论竹沟还是卧龙岗，皆位居平原与山区的结合部，平原便于耕耘，政党和团体才会有充足的粮秣供应，百姓才不会有衣食之虞；也方便直出目的地。趋利避害是生存的基本取向，山区便于隐匿便于躲避，是安全的天然保证，对弱势者尤其如此，河南人谓之“跑反”。战乱时期人们对战争讯息尤其敏感，及早避其锋锐方能以策安全，选择竹沟或是卧龙岗，都闪烁着大智慧大谋略的光芒。
　　 应该说，是隆中的清幽使我明白了孔明绝非躬耕于此，是竹沟的地位使我理解了诸葛孔明躬耕南阳的选择。
　　 有文章以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孔明的自谦之辞，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怎么能拿性命开玩笑呢，何况孔明是一个智者？
　　
　　 诸葛何往
　　 一个巨大的问号产生了——诸葛亮为何舍弃襄阳说的“和平的绿洲”而躬耕南阳呢？
　　 襄阳说倒是干脆，压根就不承认诸葛亮躬耕南阳，地道的木匠斧子一面砍，省去了一切麻烦。南阳说认为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不求闻达于刘表……其说也有些个勉强。
　　 刘表虽“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用能，闻善而不能纳”，有机会而不用，临大事而不决，仅仅是拥兵自重，乐于做表面文章面子工程而哗众取宠，颇似叶公好龙。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袁绍派人求助，如果刘表出兵，对曹操形成南北夹击，或者采用刘备建议出奇兵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中国历史很可能就会重写。但刘表只是口头答应援助袁绍，实际中立自保，安坐而观望。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曾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天下局势，指出战与和的利与害，刘表的确“闻善而不能纳”，居然怀疑建言者的用心，后又借故欲杀韩嵩，后韩嵩虽侥幸得免，但一直被囚禁。
　　 刘表自保也的确赢得了荆州地区暂时的平静，吸引了关西、兖、豫等海内俊杰数以千计避难荆襄，然刘表不知所任，建言者不能善待，疏远以致离开襄阳便是明智的选择。文者如南阳名士刘望之及其二友，皆因“以谏不和……被刘表所害”。南阳名士韩暨，为避袁术召用而隐于鲁阳（今鲁山县）山中，后又隐于山都山，刘表得知后重礼聘请他出山，韩暨不肯，刘表大怒，韩暨惧怕，只好出山，也不被重用。河东裴潜亦为刘表礼重，裴潜预言“其败无日矣”。武者如吴国大将甘宁先投刘表后降东吴，就是看清了刘表的本来面目：“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张绣本与刘表同盟，联手抗曹，与曹操三次鏖战。“有（张）良（陈）平之奇”的谋士贾诩评价刘表“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建议归顺曹操。张绣就是听取了贾诩之言而主动归降曹操，带兵北上官渡助战。与刘表同族同宗的刘备前来投靠，刘表“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之则备不为用”，一言以蔽之“恶其能而不能用”，只是派他驻军汉水背面的新野去防备曹操，看护北大门。当时襄阳名门望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向八家，除蔡（蔡瑁为刘表妻弟）蒯（蒯良为刘表谋主）两家外、其他均坚守不出。诸葛亮最敬重的庞德公，刘表数请而不屈就，刘表追聘，携妻潜去，宁愿鹿门山采芭，避之惟恐不及。刘表曾上门当面质疑庞德公说：先生若苦守陇亩而不肯为官，后世你能留给子孙什么呢？得到的回答很值得深思：世人都留下危险，我独留下平安。其潜台词就是，我不出来做官就是为子孙消除了危险。有“人鉴”“水镜”之称的颍川司马徽知其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论，只做个好好先生。诸葛亮对此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正如刘备三顾茅庐时所言，荆州东连西通“而其主不能守”，一块硕大的肥肉只能任人刀俎。诸葛叔侄避开刘表自在情理之中。
　　 诸葛叔侄远离襄阳，当为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取舍的结合，还有生计的因素。叔叔诸葛玄前来投靠而不见用，终日坐冷板凳，热脸蹭上了冷屁股，每个当事人都不会有好心情，都会感到失望。能做的只能是料理家事，嫁女教子，安置家小。诸葛亮大姐嫁给襄阳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二姐嫁给中庐县大家族蒯祺，诸葛亮对庞德公执弟子之礼，应该是诸葛玄生前的安排，也是尽叔叔之力对子侄及对兄长在天之灵最终的交代。诸葛玄是个令人尊敬的好叔叔，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阖然长逝。
　　 依汉代的风俗，子侄当守孝3年。诸葛亮以稚嫩的肩膀挑起一家生计的重担，长兄如父般承担起抚养、教育弟弟的责任，开始了躬耕隆亩，自食其力。也开始了游学于襄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理旅程。其间，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为弟均聘南阳林氏为妇”。诸葛亮的才华也赢得了庞德公的称赞誉，誉之为“卧龙”，司马徽还向驻军新野的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及与其齐名的“凤雏”庞统。
　　 历史资料、诸葛家谱和考古发现，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诸葛亮生活、学习的历史轨迹。
　　 诸葛叔侄离开襄阳后的去向，是南阳说的一个重要证明，是对襄阳说的有力否定。平顶山市卫东区诸葛庙街有一道明代嘉靖二十一年所立的《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立碑者是由太仆卿转任南京太常卿的叶县人牛凤。碑中记述，牛凤转任时便道还家，游览家乡时拜谒屋旧将垮的武侯祠，不知何时所立，于是捐资修缮一新。牛凤游山寺时发现隋文开皇二年间（公元582年）的石幢残断，上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的记载。牛凤据此判断，“其居此地而葬，必先十余年，是以坟墟犹存”。断幢上的“高阳”为县名，因此地有山曰高阳而名。高阳乃黄帝孙子、华夏祖先五帝之一颛顼帝的氏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大师屈原即为其后裔。里为汉时的基层组织，相当于今日的乡镇。华里之华，为光辉之意，华里一词如华表、华灯、华衮，是对名人故居的美称，此地因诸葛氏居住丧葬而为华里。高阳原属叶县，北魏太和元年即公元435年设立，隋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裁撤，并入襄城县。东汉时，叶县属南阳郡，这里和曹操的为根据地后的颍川郡交界，是两不管之地。牛凤所言“其居此地而葬”是正常的表述、正确的选择，没有居怎会有葬？尤其在战乱年代。据专家考证，此处之诸葛旧坟墟，当为诸葛玄的墓地，也就是说，诸葛玄叔侄离开襄阳后，去向就是高阳。亦如牛凤所说，“曾寓此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
　　 诸葛亮离开高阳南迁，后随刘备征战，叔叔坟茔才会成墟。正因有诸葛居葬，北魏时便建庙以祭祀，其后几经修缮，此地也有了永久性地名——诸葛亮庙。平顶山立市，便有了诸葛亮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至今仍立于古庙原址。
　　 诸葛玄为何选择了高阳？乱世中安全是生存的最主要考量，两不管的地方管理薄弱，管理薄弱的地方安全系数才大，选择此地，颇有当年红军选择井冈山的意味。但细考历史，历史简约的记载中蕴含着更多的信息。
　　 诸葛玄是由袁术委署做豫章太守的。袁术的用人特点，就是无论别人有多大功劳或有恩于己，如果不是忠于自己、自己信得过的人，决不委以重任，诸葛玄与袁术是铁关系则无疑，一种最大的可能是，诸葛玄曾是深得袁术信任的旧部。袁术与刘表却有军阀之间的利害之争，刘表曾和袁绍联手攻打袁术，袁术占据南阳时，也曾于公元191年联合孙坚攻打荆州，刘表失利，如若不是刘表部将黄祖救援有力，孙坚中流矢身亡，刘表不做必死鬼也会成丧家犬，此役距离诸葛玄投奔刘表仅仅一年。刘表虽然与诸葛玄有旧，但“外宽内忌”的刘表怎会不计较他与袁术的铁关系？怎会委以重任呢？诸葛玄192年从豫章恓恓惶惶来投靠时，袁术已死，这也是诸葛玄投奔刘表的主要原因。但刘表与袁术的记恨犹在，坐冷板凳完全在意料之中，待在襄阳还有什么意思呢？早日离开方为明智、方为知趣，也是必然。选择高阳亦是明智，亦是必然，诸葛玄当是安排好两个侄女的婚事后离开襄阳到高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