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岳阳市，古称巴陵郡，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记载。
　　 小城不大，出了火车站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路就是南正街。在南正街的十字路口，有一家全市最大的国营副食品商店，玻璃柜台里摆放的全是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
　　 小孩子到了店门口，迈不开步，噘了嘴央求大人称上三两草米糕或者来一包猫耳朵片，哪怕是买一毛钱的“台湾糖姜”，一点点地撕了丝抿着嘴吃，也可以解一天的馋。大人紧捂口袋，一百个不情意，两相僵持，小孩子祭出“驴打滚”的惯用招数，一遍不行，多滚几遍，小孩子动了真格，才不管地上脏不脏，连鞋都能蹬掉了一只，鼻涕甩出两丈远，再强挤出来几滴眼泪来渲染气氛，效果出奇地好。大人万般无奈，慢腾腾地从裤口袋里，掬出包钱的手帕，一层层地剥开，露出几张两分、一角的毛票来。
　　 从副食店抱了零食出来，前面是南岳坡，离南岳坡四五百米，人多热闹的地方是出了名的“岳阳楼公园”。公园门口的石墩上有一对石狮子，男狮在左，女狮在右，差不多有我两个人高，狮子单眼皮的少，双眼皮的多，俩眼珠子瞪起来，比铜铃还要大，鼓鼓的。石狮的后身是门牌楼，两边门柱上写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落款是郭沬若。
　　 岳阳楼与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其实不过是三国鲁肃操练水军的一个点将台。
　　 我读高中时，岳阳楼就在眼皮底下。学校与岳阳楼隔一条街，坐在班级靠窗户的座位上，能看到马路那边的红墙绿瓦。岳阳楼公园收门票，官价两毛，大门口天天有两个戴着红袖箍的人，在入口处盯着，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很多次我们只能去后院，翻矮墙进去，靠在树底下看书，看累了就四仰八叉地在石条凳上美美地睡一个午觉。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时，远看洞庭湖，波光涟漪，近看更是一片渔歌唱晚的热闹景象。
　　 顺着洞庭湖的堤坝再往北，有一个渡口，叫“北门渡口”，渡口二三十米的漫坡上，黑压压地挤满了百八十家棚舍，吊脚楼那种，应该都是船厂的工人，在这一带拖家带口，繁衍生息。渡口过来是纸厂、制药厂、氮肥厂、磷肥厂和麻纺厂，几个厂子在一条线上，串起来看，倒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老岳阳人管这一带叫“北门”。
　　
　　 一、 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五个厂子中间，围出一大片菜地来，归九华山生产队集体所有。听大人们说：九华山原本是一个土匪窝，解放后，土匪缴了械，政府在这一带陆续建起了不少的工厂。坡底下的五年制小学，叫“曙光小学”，周边工厂的子弟到了上学的年龄，都被“圈”到这里来读书。
　　 小学一年级开的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英语是后来初中的事。书本发下来的当天晚上，家长用厚厚的牛皮纸，认真地包起来，棱是棱角是角，十分地平整。语文前五篇课文比较简单，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有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反正第五课我印象最深刻，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老师讲解第五课时，特意在班里强调了好多天：做人千万不要忘本。再后面的记不清了，应该是刘胡兰、董存瑞之类。
　　 早自习十五分钟，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一句，全班的同学在下面捧着书本，晃了脑袋，“咿咿呀呀”地跟着老师喊，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也有同学充南郭先生，光张嘴不出声，老师走过来，敲着脑壳问：没呷早饭？
　　 那个时候能吃上早饭的不多。家庭条件一般的，家长头天晚上将蒸熟了的红薯切成厚片，转圈码在罩帘上，烘烤到早晨，煤火由大人上床睡觉前封好，炉门子只能留半个眼。孩子清早起来，挑拣出一块焦黄、厚实些的红薯干去上学，在路上边走边嚼，一块红薯干就是一上午的口粮。
　　 宽绰一点的，家长给孩子拿一角钱，让孩子自己去食堂排队买包子吃。肉包子一角钱一个，死贵死贵，一个月要是天天吃，非得把社会主义吃穷不可。包子掰开，一点点地揪皮吃，里面的肉团团带着油荤，留到最后才舍得吃。肉团香，好吃，至于怎么好吃，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好吃。
　　 才出蒸笼的热糖包子，咬第一口，滚烫的糖水顺着口子，淌了出来，手脚忙不停，有把嘴唇烫出泡的，甚至还有把后背烫红了的，抺了一夏天的紫药水都不见好。
　　 糖包子比肉包子便宜两分，加上前几天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分钱，够买一根冰棍的。“私房钱”很少有能攒够一角、两角的，裤兜里偶尔也能剩下几个钢蹦，在里边“叮当、叮当”作响，书本里能夹上一张五毛钱的纸票，那是绝对的大款。香蕉冰棍三分钱一根，四外转圈抺了一层绿豆皮的是绿豆冰棍，要四分钱才能买得到，大热天，香蕉冰棍化得快，紧着吮，绿豆冰棍经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地球人都知道。
　　 面包也是一毛钱，出门往东拐三栋楼，李麻子家的面包，离老远都能闻到香味。面包好是好吃，却不抗饿，不到第四节课，肚子里早就“咕咕”地唱起了“空城计”。临近中午，肚子越发地不争气，老是在叫，就像是田野里青蛙，叫个不停。
　　 上课时溜号，总能看到菜农担了满满的粪桶从窗外经过，在不远处停下来，给蔬菜施肥，一泼泼粪水在阳光照射下，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空气中立马有了一股异样的味道。
　　 泼过粪的萝卜地下一小半，地面露一多半，露出来的这一截白净得像细伢子的胳膊。趁着课间休息，胡乱地拔回来一颗，用不着洗，在衣服上胡乱地蹭两下，直接咬，“不干不净，吃了反倒没病”。开春的萝卜脆，嚼起来“嘎嘎”直响。萝卜吃多了，顺气，大庭广众之下忍都忍不住，惊天动地一声巨响。
　　 黄瓜好消化。下手前，功课做足，上衣撸起来，前后都掖进裤腰带里，摘下来的黄瓜从上衣领口子顺进去三五根，贴肚皮放安生了，不显山不露水，老师发现不了，农民也不来学校告状，不踩坏菜秧就行。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扎肚皮子，不疼，常年挨过饿的肚皮子皮实，没有现在孩子的矫情。
　　 下了课，厕所的土墙下，男孩子像鼹鼠似地用手抠出一个个的坑来，班里几乎所有的男孩子，肆意地趴在那儿弹玻璃球玩；女孩子跳猴皮筋、踢毽子，双手叉着腰，皮筋箍到了头顶，口里念念有词：“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九三十七……”；四五年级的男孩胆子大，在操场上踢骷髅头，尽往女孩子扎堆的地方去，惹来一阵阵惊叫。骷髅头是他们从山上的坟堆里特意扒拉出来，白天下课时当足球踢，晚上放学后，直接塞到课桌里寄存。有一次不小心，“咚”地一声踢到了女校长的后背上，害得校长好些天没来学校。
　　 在曙光小学，我只上了一年。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各个工厂独立办学，我们都转回到厂子弟学校念书。学校分小学部和初中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姓贾，是织布车间抽来的一名档车工。我们见了校长的面，假模假式地喊他“假校长”，校长听不出来，冲我们颌首示意，夸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到了初中，老师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要求我们背诵，背诵不了的不让回家。课文大意是武陵渔人出门打鱼时，遇见一座桃花山，山上有个洞，洞口极小，进去后发现：里边别是一番天地，“良田美池桑竹”不说，里边的人纯朴得竟然“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后来读高中，又学了篇记是《岳阳楼记》，范仲淹写我们家门口的事，觉得特别亲切。范仲淹从来就没到过岳阳，却凭空写想象出“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范先生实在了得，比我们当地人还要了解岳阳。
　　 桃花源在常德，岳阳楼在岳阳，一个在洞庭湖的西边，一个在洞庭湖的东边，两个市离得并不远，抄水路更近。正是因为陶先生的《桃花源记》、范老师的《岳阳楼记》而使两个城市名扬海外，我要是政府领导，指定授予他们“终身荣誉市民”的称号，另外每人奖励一套商品房，大户型南北通透楼，地段由着他哥俩的性子选。
　　
　　 二、 忘不了的露天电影
　　
　　 六七十年代，五个厂子效益都可以。三五天，几个厂子轮流坐庄，争着给职工家属放一场露天电影。每次放电影前，大红纸早早地张贴在厂门口，第一时间看到电影海报的是起早上学的孩子，消息不径而走，下午不等放学，班里所有同学的心思早就飞到班级外边去了。
　　 露天电影固定选在厂部大楼的平地上，盖电影院，那都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室外支上两根木头杆子，挂上去一个白色的银幕，银幕分正方形、长方形两种。正方形演的都是些像《南征北战》之类的老掉牙的片子，长方形的是宽银幕，演的多是新片。
　　 电影放映前，先放上一集《新闻简报》，然后才是正片。《新闻简报》每一集内容不同，片头字幕上很清楚地标明了第XX号，相当于现在电视上的新闻联播，印象中《新闻简报》都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孩子都愿意看打仗片、破案片，百看不厌，看得最多的属《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渡江侦察记》《永不消失的电波》《羊城暗哨》《苦菜花》，后来还看过《冰山上来客》《51号兵站》《林海雪原》，《二子开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决裂》都是八十年代看的。
　　 电影放映员牛气，每次干完活，都会被安排到单位食堂的小灶，由厂里领导亲自接见，作陪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也是车间主任级别的，听说主食是一人一大碗老汤面条。就跟现在唱歌的明星一样，演出结束时，各级领导都要登台，与演员们一个个握手、照相留念。最苦最累的是骑了摩托接片、送片的跑片员，一部电影下来，要骑上二三十多里路，跑得慢了，片子接不上，还会有人骂娘。
　　 去别的厂子看电影，用不着带椅子，嫌累赘，来回十多里路没人愿意背。看电影时就地取材，搬块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偌大一个操场，找一块巴掌大的砖头不容易，黑灯瞎火地寻出去好几百米远，干脆弓了身去前排，席地而坐，仰脖子往上看，一场电影演完，累得脖子生疼。
　　 来晚了，前排没地方，就猫到银幕后边去，正片反着看，别扭得很。电影散场后，小朋友在人缝中穿梭，像只泥鳅，追逐着回家，兴奋得睡不了觉。小一些的孩子往往不等电影散场，就东倒西歪，睡在水泥地面上，人都走光了，也不知道醒，还得老妈寻过来，背回家，掼在床上，不用脱衣搂了枕头接着睡。
　　 还是在自己厂子里看电影有意思，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下午的太阳还老高，小孩子早早地搬了六、七张凳子过去，用砖头划出一个七拧八歪的大圆圈来，这跟历史书上说的“跑马圈地”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天再去看时，一操场的砖头瓦块丢在那儿。
　　 四五点钟的光景，人头攒动，大人带了饭菜过来，围了场子喊：“满崽耶”、“满崽耶在哪喽”，声音错落有致，自然而亲切，平时难得一见的大肥肉，硬是多了好几块，这一天的饭菜出奇地好，饭菜都上尖，谁家吃什么，在夕阳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芒。
　　 夏天看电影，有的人家还会搬来竹席床，竹床长约一米八左右，五六十公分宽，一张竹席床能坐四五个人，竹席床凉快，一个人躺下，侧着身看，更舒服。现在竹席床很少见了，家里大多换成了皮沙发，搬不出来的。
　　 到了冬天，还有将家里的煤炉子也提出来，全家人围着火炉，边看电影边烤火，幻想着英特纳雄纳尔就会要实现。
　　 小孩子屁股坐不住热板凳，看电影只是图热闹，好多打仗的片子看了十几次，就连里边的经典台词，屁大小孩都能来上十句八句。厂里的孩子几乎人手一个自制的小火炉子（铁罐头皮做的多），里面夹上一小块燃烧的木炭，满院子找同学疯。
　　 第一次看《望乡》，里边有一组镜头少儿不宜，是演一个小脚的日本老太婆蹲地上尿尿，没等人家露出白屁股，自己急忙蒙了双眼，往后抻脖子，一直等人家撒完，才敢偷摸睁开，生怕让别人抓了“生活作风问题”的把柄。后来厂子里放英国彩色电影《苔丝》，当放到亲嘴的镜头时，电影院里一片哗然，嘘嘘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我们那的小孩子管亲嘴叫“打啵”，小孩子没打过“啵”，但知道那都是二流子干的事。电影散场后，回到家里，大人问：今天晚上演的么子电影？不敢说实话，胡乱应一声：《地道战》。算是应付过去。回头细想想：还尼妈真的是地道战，拿不到阳光下的东西，什么玩意儿？
　　 《苔丝》演过没多久，蒋光头他们几个开始私下里传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手抄本，更让人咋舌的是：他们居然连女澡堂、女厕所的墙头都敢扒。还臭不要脸地到处放风：“黑咕隆咚，什么也没看见。”看没看见，都是良心帐。这要是放到文革，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那些年家家都没有厕所，上厕所必须提了裤子去室外的公共厕所。厕所从中间劈开，男左女右，屁股对屁股，中间只隔了一堵墙。公厕极简陋，全都是木头踏板，从这头跑到那边，能感觉到木板在颤动，我每次去，总选窟窿眼较窄的那个，我怕骑不好，担心掉下去。尿尿拉屎时，两边的“哗哗”声、“嘘嘘”声，声声入耳，就连放屁声都能从那边传了过来。厕所后边是粪池，经常会有掏粪的工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粪瓢，将一勺勺稀汤寡水舀进拖粪车，然后拉走。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捂了鼻子在那打捞手表、钥匙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