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次自杀事件之后，阮玲玉对张达民彻底死了心，他们的感情如破镜再难重圆。她已经彻底认清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本性，不再抱有任何复合的想法。这时的她只想尽快摆脱张达民，获得新生。
　　 这年，阮玲玉还不到20岁。
　　 写到这里，我总觉得民国的这些女性总是成熟的太早太早，不到20岁的青春少女，仿佛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半，包括张爱玲，也是成名时，都还是青葱欲滴的年龄。
　　 但是面对张达民的百般纠缠，生性软弱的阮玲玉始终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这件事就这样一直拖着，像根钉子死死地扎在她的心里。
　　 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向公众公开过，因为阮玲玉是佣人的女儿，与张同居就等于背上了主仆私通的罪名，这让她没法做人。张就是抓住了阮玲玉处处息事宁人的弱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欺人太甚。所以，平时阮玲玉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私生活。每次拍完戏，总是第一个离开，从不接受任何邀请，因此在当时的电影界，她的自尊、自爱、自重是出了名的。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她洁身自好背后有多少无奈和心酸。
　　
　　 【二】阮玲玉与唐季珊
　　 伤透了心的阮玲玉为了回避张达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影片公司里，晚上就在公司宿舍住。而张达民喝酒赌博也经常是彻夜不归，对此也并不在意。
　　 在这个时候，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唐季珊。
　　 从史料上分析，唐季珊应该出生在1894年前后，他比阮玲玉大16岁，比张达民大10岁。
　　 中国茶叶外销一直被外国商人所操纵，多半垄断在怡和、瑞隆、协和等几家英商手里，不许华商插足国际茶叶市场。
　　 唐季珊的父亲唐翘卿曾在汉口、九江、上海等地开设过顺安茶栈，曾试行过将茶叶交洋行代运伦敦以寄销方式外销茶叶，吃过英商的亏，因此总想自己在国外闯开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唐季珊从英国留学归来，取道美国回国时，在美受到华侨亲友和广东同乡的鼓励，决定回国后从事茶叶出口贸易以打破洋行垄断。
　　 从以上资料看，我们不难推断唐氏家族还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民族资本家啊。
　　 唐季珊是中华茶叶公司总经理，经营茶叶发家，后来涉足影视投资，跟各大影视公司的经理、导演、演员都混得特熟。
　　 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了年轻貌美的阮玲玉，只是一时不敢轻率行事，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大腕明星张织云陪着。
　　 张织云，女，广东番禺人，原名阿喜。幼年移居上海。1923年考入上海大中华影片公司，主演无声片《人心》、《战功》获得成功。1925年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空谷兰》。被上海新世界游艺场选为“电影星后”，并有“悲剧圣手”的美誉。红极一时，上海各月份牌画师都以她的脸型和长相作画。1926年后主演《未婚妻》、《爱情与黄金》、《玉洁冰清》。曾经与导演卜万苍相恋，但未有结果，后投入唐季珊的环抱。
　　 1927年随唐季珊去美国结婚，离开影坛。1931年被唐抛弃。1933年明星制片公司以其遭遇拍摄《失恋》，并由本人主演。1935年参加明星艺术歌舞团赴南洋演出，回沪后主演《新桃花扇》。
　　 20世纪50年代，张织云移居香港。晚年的张织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见人就念叨自己曾经的辉煌。困窘之下的张织云又染上毒瘾。不久，早年拍电影攒下的积蓄全部花光，她开始整天为交不上房租而发愁。
　　 1975年在香港去世。其时是沦为乞丐，倒毙街头。命运真是难测啊。
　　 唐季珊是一个颇懂得女人心的情场老手，他派人打听阮玲玉的各种情况。当他得知阮与张达民虽然已经同居，但张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两人关系感情已经破裂，他满心欢喜。真是天赐良机，他正好乘虚而入，赢得佳人的芳心。
　　 这时的阮玲玉已经对张达民死心，内心却是希望找到一个真正对自己好的男人过好自己的下半生。但她又很害怕再遇到一个张达民式的男人，所以不敢轻易接受别人的爱意，但又非常珍惜别人对她的的爱意。
　　 阮玲玉有一个爱好，就是认真的收藏着影迷们给她写来的情书，把它们锁在自己的小箱子里。
　　 然而，阮玲玉的善心面对情场高手唐季珊却成了一个弱点，让他有机可乘。
　　 唐季珊与影界明星张织云交好，阮也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当唐季珊对她献殷勤时，心里是拒绝的。然而，她的拒绝是容纳着一种感激之情的，这不但没有使唐季珊灰心，反而让唐季珊认为这拒绝不过是一个女人欲说还羞的心态作祟，他更加殷勤了。
　　 唐季珊每天都跟在她的身边，就像影子一般。阮拍影片的时候，唐就在一边看着、等着，阮收工时，唐就拉着她去饭店吃饭，陪她逛街买东西。
　　 最致命的是唐季珊非常会哄女人开心。他对阮玲玉说，张织云骗了他的感情，他也是一个在感情中受伤的人，非常想找一个美丽贤惠的人为妻，好好地过日子。
　　 唐的花言巧语很快引起了阮的惺惺相惜之感。这时阮玲玉天真的想，两个有过感情挫折的人走到一起更知道珍惜彼此的感情。只要两人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另一个原因是，与张达民相比，唐季珊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有着成熟男人的那种稳重，举止温文尔雅，追求的方式也颇显君子风度，他是很多女人都喜欢的那种类型。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之下，阮在心里慢慢接受了唐季珊。
　　 1933年3月，在唐季珊的一再诱使下，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和养女小玉搬出了原来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
　　 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不会贪爱唐季珊的钱财。
　　 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风流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来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
　　 这里回头必须再交代一下，阮玲玉因为张达民在她最落难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虽然，做夫妻不成，但生活上还是一直关心着张达民。
　　 1932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为阮玲玉的关系，又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张达民在福建时，阮玲玉还不时汇款接济，可见阮玲玉对张达民是仁至义尽。
　　 开始，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
　　 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也感到唐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她出气。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也正是她在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
　　 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形成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唐季珊了。
　　 有一天，她看到唐季珊行动诡异，就暗自尾随其后，让她无比伤心的是，她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进入新居中去。
　　 看到此情此景，阮玲玉是心如刀绞，手急骤颤抖，几乎昏过去。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此，在她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戛然而止。
　　 1934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女演员艾霞服毒自杀了。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她是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年纪轻轻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蔡楚生立刻投身拍摄影片《新女性》，邀阮玲玉出演剧中女主角韦明。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糜烂。影片编得好，导得好，演得更好。
　　 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反动黑势力的痛处，所以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俗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帆破又遇打头风。这个时候阮玲玉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
　　 1934年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
　　 就阮玲玉、唐季珊而言，因为张达民和阮玲玉从没有举行过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托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
　　 谁料唐季珊也不是省油的灯，接信后，以张达民所指各节均非事实，延聘律师向法院控告张达民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妨害名誉。
　　 张达民看到唐季珊态度强硬、仗势欺人，不甘赔了夫人又受气，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再控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妨碍家庭。
　　 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
　　 两个男人这场争夺阮玲玉的官司你来我往，在法院一审再审，诉讼数月之久，而上海专以报道内幕桃色新闻吸引读者的报刊，多达十数家，这些报刊抓住机会，夸大渲染，长篇专册地报道。自此，世家子张达民与富有成就的茶叶商争夺艳星阮玲玉的绯闻，经上海数十家大小报刊的披露，轰动整个上海滩，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桃色官司。
　　 阮玲玉当时不过是一个只有二十五岁，中学程度的纯情女子，涉世不深，而且具有寡母遗留下的我国传统妇女的保守观念。
　　 何况，两个互控的男人在上海都是颇有财有势的人，和她都有亲密的同居关系。上海地方法院以正式传票传阮必须于1935年3月9日上午9时半出庭做证，否则要受到拘留处分。
　　 此时，阮玲玉夹在两个同居人的中间，如何出庭做证？偏袒任何一方都不讨好，简直是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上海的大小报刊又同声骂她淫荡。想想自己的遭遇，她愈想愈沮丧、气愤和想不开，她四面楚歌、孤独无援。
　　 这是致命的一击。
　　 绝境中的阮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影片《国风》的内外景戏已基本拍完。
　　 3月7日是与她搭档演戏的著名演员金焰的生日，晚上应邀与王人美、黎铿等同往餐厅。平常她不多喝酒，这次她豪饮数杯，席间有人赞她酡红上脸，益添娇艳；她听后微抹红烫的脸，遍吻席间的每一位女星，且纵声谈笑不拘，大家看她举止有些失常，还以为是喝多了酒，借酒消愁，抒发所受的闷气而已。
　　 谁知她这时已经萌生死念，席终人散时，她抱住王人美，不胜感叹地说：“我要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姐妹，再见吧！”然后又分别与大家紧紧地握手道别，表现得分外的亲热和依依不舍，意在和好友诀别！
　　 那天晚上到家夜已经深了，阮回到家里和唐季珊谈到第二天的讼事，阮玲玉表示可胜诉，不过认为自己如果要上法庭做证人，面对和自己同居过的张达民及众多的观众及新闻记者，很觉难为情。
　　 但唐季珊不以为然，坚持让她出庭，并因此发生口角打了阮玲玉一个耳光。事后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她想到了很多，从开始的开始想到自己最后的最后，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作对，她的苦向谁诉？向谁言？
　　 她曾清醒的认识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深夜时分，阮玲玉托言肚子饿，叫女佣给你煮一碗面，并要唐季珊先睡觉，谎说要记好最近所花用的零碎账目。唐季珊不疑，即独自呼呼大睡。阮玲玉即披衣在灯下写遗书：
　　 其一
　　 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