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母亲生我的那天，是腊月24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第二天就是农历的立春。若我当时是个女孩，就准备按毛伟人的诗词“飞雪迎春到”，给我起名为“迎春”的。但生出来的是个黑不溜秋的胖小子，父亲便没多犹豫，按那个火红年代最流行词，给我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文革”。
　　 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鞭炮齐鸣，我们老李家就出世了第三个孩子“文革”，从此，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不幸的是，在我四岁时，父亲积劳成疾，患上的严重肺结核，大口大口的鲜血咳出，命悬一线，数度报病危。母亲当年刚满三十岁，膝下五个孩子最大的不满9岁，最小的双胞胎才一岁多，面对这样的家庭灾难，只好求助于内地的亲友。不久，在河南某山区姑姑千里迢迢赶来了，将我和两个妹妹接回内地抚养，我们一家人骨肉分离的场景，撕心裂肺……
　　 姑姑家庭条件也有限，就将我托付给了一个父亲的叔伯哥哥家，我叫这家掌门为“姆姆”和“伯伯”，这家也有孩子六七个，就成我新的兄弟姐妹。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山区生活很艰难，但四岁的我跟着跟堂哥们清早捡粪、上山放羊，偶尔还在泥沟里玩耍，即使常常饿肚子，小顽童并不太懂得苦。
　　 这样混了一年多，我已五岁半了，山沟的小学又开学了。姆姆干脆将我送到学校了。语文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大伯，他听了我的报名，就一笔一画地写下三个字“李文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自明代就有“文渊阁”“武英殿”之说，我的启蒙老师是想让我能进入文化阁楼，能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未来成为栋梁之材。当时我个子很小，老师每次让我黑板上写演算，我伸长胳膊、踮着脚，才勉强够得着黑板的最下沿，但“李文阁”的名字我一直用到了小学三年级。
　　 直到我8岁时，父亲病情才稳定下来，就赶忙把我从内地接回到了新疆。叫我名字时，一次次纠正我，不是“文阁”而是“文革”。
　　 要到新学校报名上四年级，父母告诉我，“文革”只能算作小名，也就是孩童的乳名，到了学校，要起正式的学名，按我们老李的辈份排，我这一代是“中”字辈，应该叫“中革”。
　　 于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后来到都市去上中专，我一直就叫“李中革”。当然，更多时候，老师和同学喜欢写作“李忠革”，表示我出生那个年代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也就随之吧。
　　 1985年6月，我从新疆粮食学校毕业了，回到家乡，拿着档案听从党组织分配工作。地区粮食局相关领导一声令下，将我指挥到了远离家乡有一百多公里的某县，而这个县局领导又遵循毛伟人的教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我独自背着瘪瘪的行囊，来到了一个乡下粮站，从小小的财务工作开始做起吧。
　　 当时，我才刚满18岁，独在异乡为异客，先得落户吧，在乡派出所登记时，我给自己重新起了个名字“李园春”，名字充满着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为“桃李芬芳，满园春色”。于是，我成了一个新的户主。
　　 再之后，与中专同学，高中同学通信时，用的李园春名字，起先好多同学误解，发信件给我时，还写作“李园春转李忠革收”，于是，我重新逐个进行解释。
　　 几年以后，我从那个乡村粮站回到家乡，转到某饲料厂工作，之后又转到某粮食局工作，一直到现在的某粮油购销公司工作，一直就用的“李园春”的名字。
　　 记得1994年，是河南电视台开播的一个以河南地方戏为主的电视晚会栏目，就叫《梨园春》，名声鹤起，一时红透了大江南北。于是，就有人开玩笑说，李园春就是河南一个著名栏目，有盗名之嫌。我则郑重其事地辩解：是我先他们后，侵权的是他们……
　　 其实“梨园”原是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我国人民在习惯上称戏班、剧团为“梨园”，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把几代人从事戏曲艺术的家庭称为“梨园世家”，戏剧界称为“梨园界”，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就诗道：“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蛾老。”
　　 所以，此《梨园春》非“李园春”，音同而字异，如若雷同，实属巧合。
　　 现在，每当我接到电话时，叫我官职的，当然是工作上来往的客户及同事；若叫我“李园春”的，多是近年结识的朋友和伙伴；若叫我“李忠革”的，则必是从小学到中专时期的同学；而在电话中直呼我“文革”的，不用多猜，一定就是亲戚长辈，我立马规规距距地洗耳恭听。
　　 最后，再说一个趣事：近年，我学会了上网，在QQ或微信上，我起的网名为“老百”（至于为何是老百，另文再叙）。但很多陌生的网友都曾问我，现实中我的姓名叫什么？
　　 我想，网络本就是一个虚似的世界，网名只是一个代号，若是一定喜欢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我就请大家动动脑子，出字谜开心一下。这是受“揠苗助长”这个寓言故事的启发，利用拆字解字的方法，胡凑了六句话，两句为一组，各猜一个字，六句话也就合成三个字谜，猜出来了，也就是我的姓名了。
　　 禾苗掐头以助长，儿孙少小欠主张。
　　 口中已无隔夜粮，犹自贪玩去王庄。
　　 十人七口去逃荒，不知何日返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