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第二年。我与项明前后脚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那时，我们还都是26、7岁的热血青年。不同的是，他有九年内蒙兵团插队背景，后回城担任小学教师，是检察机关从教育口择优录用的干部；而我则是结束了11年军旅生涯，转业后，“毛遂自荐”走进检察院的。
　　 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后来成了他爱人的小珍告诉我的。有一天，她神神秘秘把我叫到一边，略带羞涩的对我说，咱们检察院来了一个特精神（现在称为“帅”）特聪明的小伙子——叫项明，他现在公安分局帮助工作，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帮我打听一下，他有没有女朋友？......
　　 第一眼看见他，觉得他有点像“五四青年”。小分头，小立领的外套，冬天脖子上围一条浅色格子围巾。长相嘛，跟当年一个叫达式常的电影演员有几分相似，的确蛮精神的。
　　 但不知为什么，他对我似乎有某种天然的“敌意”。每当我以曾经的军人自居，大谈特谈当兵的经历时，他总会不屑地嘲讽我，你那是和平兵，没啥了不起，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兵团才是第一线。后来我发现，正是那段不寻常的插队经历，成为项明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司法理念和法治理想的奠基石。
　　 “我曾经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插队9年，切肤之痛只有两个字：秩序”，项明如是说。
　　 不久，我和项明都被分到起诉科，都从书记员干起，还成了对面桌的同事。但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缓和，经常为了案件的证据、定罪的依据等争执不休。不过，我得承认，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认输。
　　 几年后，我们相继晋升助理检察员和检察员，开始独立承办案件，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所办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背后，同事们称他“铁嘴钢牙”，我自诩“伶牙俐齿”，我俩都曾“有幸”被海淀分局看守所的在押被告人冠以“四大恶人”的“威名”，只是，项明排第三，我排第四。能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我以此为荣。
　　 又过了几年，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被调入调研科和办公室任副职，项明则进入成立不久的经济检察科（反贪局前身），先后任副科长和科长。那时，相对公诉部门，经济检察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年办案数基本在个位数上徘徊。但自从项明上任后，着力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反贪队伍，很快打开局面，年办案数最高达到100多件，不仅办案数量在全市检察系统同行中名列前茅，且连续侦破了几宗在本区和本市都很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因业绩斐然，他很快被提升为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他的政策理论水平、领导魄力、管理能力、业务水平尤其是司法理念等方面的优势也越来越突出，很快成为我们这批进入检察机关新人中遥遥领先者。
　　 最具说服力的有这样一件事——
　　 大约在1998年年底至1999年上半年，海淀检察院经济检察科在侦破发生在某基建公司的一起窝案时，发现涉案人员大多为企业的骨干力量——一线推销员，这些人全都是基建工程兵转业，主观恶性不大，只因经不起个体经营者的腐蚀拉拢而贪污或受贿。如果一举将30多名涉案人全部提交法庭审判，无疑可以立大功；但如果将这批业务骨干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整个企业的发展就有可能面临瘫痪。
　　 于是，项明副检察长果断提出“不能就案办案，要以办案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与该企业纪委一起，提出了“孤立打击少数顽固分子，分化、瓦解中间分子，挽救大多数”的刑事政策，动员涉嫌犯罪人在限期内主动揭发检举、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之后，30余名涉案人纷纷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大多数情节较轻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人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从宽处理，不少人被免于起诉，还有的被判处缓刑后重新回到企业。他们感谢检察机关的挽救和教育，发奋工作，戴罪立功，不仅没有给企业各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使企业一跃成为基建行业的排头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作为时任研究室主任，我专门就此对项明同志进行了专访，撰写了一份《工作简报》。区委书记在这份简报上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项检创造的经验，并转发全区号召向检察院学习。最具传奇色彩的是，项检此举，无形中竟为不久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极具影响力的《“8.15”通告》起到先行示范作用。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指出，要“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有关司法解释，给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分子悔过自新的机会。根据中央要求，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规定，从8月15日至10月31日，凡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的人，如果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积极退赃或有检举他人犯罪等立功表现的，将一律从宽处理，依照不同犯罪情节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刑事处罚;对拒不自首坦白的，将依法予以从严惩处。“两高”《通告》发布后，举报线索大量增加，违法犯罪分子纷纷投案自首，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反贪污贿赂的高潮。据统计，在贯彻《通告》期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的线索133765件，受理投案自首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25544人，加上其他经济犯罪分子，共达36171人，追缴的贪污、贿赂赃款有2.09亿元。在自首人员中，县处级干部742人，司局级干部40人，副省级、副部级干部各1人。如果进行一下数字对比，更能看出“两高”《通告》的显著效果:1989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58926件，比上一年增加1.8倍，其中大案13057件，比上一年增加3.4倍;要案875人，比上一年增加3.5倍。（引自2012-01-04《检察日报》作者：王彦钊）
　　 项明同志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也就是“简报事件”后，项明似乎认识到调研室的重要性。只要反贪局组织培训，他都会提出调研室要派员参加。我也开始把调研的重心更多的转移到反贪局，为反贪局撰写了不少大要案侦破经验（这也成为我后来投身检察影视创作并首创电视剧《守望正义》的最初动因）。我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1994年，项明不负众望升任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次年，经项明检察长推荐，我也通过了组织部门的考察和群众测评，走上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的岗位。给项明检察长当副手的那三年，也是我此生受益最大且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他身上，我不仅看到一个共和国检察官对法治理想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也看到一个投身检察改革的领军人物的胆略和睿智，更看到一个值得景仰和追随的时代先锋——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记得有一次聊天，项明突然问我，你说，人这辈子最不能缺的是什么？我一时没有回答上来。他带着一种憧憬的表情说：“梦，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梦！”我想了想，很认同地点点头。接着，他又问我，你看过《丹柯的故事》吗？高尔基写的。面带愧色，我摇了摇头。于是，他给我讲了丹柯的故事（他的口才超好，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可惜我的记忆力不好，只能凭借记忆和网上找到的素材，尽可能恢复他的讲述）——
　　 古时候，大地上住着一个族群的人。
　　 有一天，外族入侵，要把这群人赶到密林深处。密林深处看不到太阳，尽是泥沼和黑暗，恶臭冲天，人们接二连三地死去。
　　 这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屈服于外族人，毫无希望地后退，性命不保；另一个是，全族人一起穿越林子，奔向草原，获得自由。然而，很多人都被外族人的淫威和密林深处的泥沼恶臭吓坏了，他们心生恐惧，不敢选择逃离。
　　 这时，丹柯出现了。他说，“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得不到任何结果。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悲伤上呢？起来，我们走到林子外面去！”他的勇气和胆识鼓舞了很多人，大家开始跟着他穿越森林。可是，这是一条艰苦的路，每走一步，泥沼就像张开嘴一样要把人们吞噬进去，树木也像一座牢固的墙壁阻挡住他们的去路。
　　 他们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草原。于是很多人开始埋怨丹柯，说他是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人，正把他们带向死亡，很多人开始打退堂鼓。
　　 这时，丹柯忽然用双手撕开自己的胸膛，挖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举在头顶。那颗心像太阳一样明亮地燃烧着，人们大惊失色，瞬间变得像石头一样。后来，大家跟着丹柯，终于走出密林，获得了自由。
　　 当人们在草原上为自由欢呼雀跃时，有个人发现丹柯死了，在他尸首的旁边，他的那颗心还在燃烧，于是，他默默走过去，把那颗骄傲的心踩熄了……
　　 3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青春不再，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唯有这个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最深处，熠熠闪光。我一直清晰记得项明当时的眼神，坚毅而略带悲伤。现在回想起来，项明给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表明他的心迹、他的信念和他的职业理想。
　　 有人把优秀官员定位为廉洁奉公，这固然没有错，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官员从政的一个底线。倘若这个底线都守不住，连“回家卖白薯”的资格都不配有。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官员，当成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
　　 记得项明出任检察长后，曾为本院会议室订制了一幅“夸父逐日”浮雕的背景墙，他经常告诫干警，要以“夸父逐日”的精神追求法治理想的实现。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夸父逐日”不就是“向明”（项明）吗？他笑了笑，转身离去。此刻，我想说，丹柯是个悲剧英雄，夸父也不过是神话中的人物，而项明不是，项明是现实中的真英雄。因为，“逐日”的项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再美好的理想倘若不付诸实践也是没有意义的。项明检察长上任伊始，就提出“以一流人才创一流工作”的总思路，要求全院干警牢固树立“忠诚、卓越、文明、高效”的海检精神和“人争有为、事创一流”的工作态度，先后在海淀检察院推行了“三项改革和四项工程”，即：人事管理制度、办案管理制度和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党建工程、观念工程、素质工程和凝聚力工程。继而，又提出“走精兵路，办精品案”的工作思路，为海淀检察院争先创优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路径。
　　 在令人瞩目的检察改革中，最具标志性的有：1、学者挂职机制；2、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3、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4、工作目标量化管理制度；5、创立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6、高学历人才兼职高校副教授制度等，其中的一些改革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认可，并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
　　 曾有记者采访项检，问其推行“学者挂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检察改革的初衷，项检的回答很实在也很耐人寻味：1983年“严打”之时，几个老公安到海淀检察院办案，他们对年轻的项明说：小伙子，知道什么叫“严打”吗？“严打”就是土改。当时，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法院担任法官，很多人的思维和那几个老公安一样，只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之分。“这样的机械执法，实际上对社会和谐、平衡、稳定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项明说，“而学者的好处是，长期处于法学前沿，能够接触最新的法学思想，理念比较先进。”由此可见，项明同志的改革设想并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的的确确是对中国法治现状深思熟虑后的正确抉择。
　　 伴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海淀检察院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科技建设和后勤建设全面迅速迈上新台阶，很快跻身全国模范检察院和“十佳检察院”行列，通过精心培养，涌现出一批精英人才，他们陆续走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二分院、三分院以及北京市工商局、团市委、区政法委等领导岗位，在全国十佳公诉人的评比中，海淀检察院连续四届榜上有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海检现象”。
　　 1998年至2012年，项检又走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的领导岗位，其法治理想和改革精神有了更大的施展平台，他相继推出的一系列新的改革举措，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今，项检退休了，德高功彰的他并没有解甲归田，还在继续为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行善举、做好事。作为他的同事和部下，在继续为他喝彩的同时，也为他没有给自己“立言”而深感遗憾。
　　 在项明检察长62岁华诞即将来临之时，我们决定为项检出这本书，书名为《逐日——项明检察长司法理念及实践集萃》，收录了他担任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和一分院检察长三个重要时期的主要言论、报告、改革理论和实践建树，作为生日礼物敬献项明同志。考虑到项明同志历来反对高调宣传自己，因此，编纂此书时，我们没有提前告知他本人，也没有将此书公开出版推向市场，只是作为内部资料集结成册。囿于时间紧且瞒着项检进行，难免搜集中有所疏漏，只能祈望项检谅解。
　　 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欣然为此书作序，感谢王兆峰博士主动请缨为本书题跋，感谢李卫国、董长青、张际枫、孙玲玲、曲力慧、候晓焱、刘中发、杨春萍、郑建军、王秀荣为本书踊跃提供资料和照片，感谢中国检察出版社张红梅主任的鼎力支持，保证本书如期印出，也了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其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不仅属于项检本人，也属于中国的检察事业，更属于我们这个振兴法治的伟大时代。
　　 此为后记。
　　 2014年2月4日于北京
　　 2016年7月1日修订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