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结识，实属偶然。
　　 那天，我和老伴从宁波一下火车，就被为旅店拉客的少女们围住，都说：去普陀没车了，住我们那儿吧，明天早六点准时发车。我看表，才下午两点，能白闲半天？就去售票口问个清楚。
　　 一个穿褐色旧西服的中年男人，正在售票口买票。我问：有去普陀山的票吗？那中年男人代答：有，我就去普陀山。我又问：能赶上过海的轮渡吗？他说，大约五点半到沈家门，可以赶上，跟我走吧。我放心地买了票。
　　 离开车还有半个多小时，他主动领我们去楼上休息。我这才注意到，他那黑里透红的方脸，倒有几分憨厚。他把一个挎包和一个黑皮夹手包，扔在离我不远的坐位上就走了。尽管他没嘱托，我们也得帮他照管好，都是出门在外嘛！可他走了很长时间，既不回来，也寻不见他的影儿。我很着急。因为离我们不远的墙角处，有个贼头贼脑的年轻人，不时地溜瞅他的包儿。他若突然来抢包，我们老两口都是年愈70的人，可招架不过他。此时，我有点恨那位同伴：哪能这样呢？自己的东西扔下就走了，万一……离开车不到5分钟了，我急得四处去找他；还好，他正在一个角落里，借用墙上的电插销，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听我喊叫他，说了声：这就得！
　　 上了汽车，这一路，他一直细心地照看我们老俩口；交谈中得知：他家住普陀，做生意的，今儿是从海宁回普陀山。汽车被轮渡过海去舟山岛时，延误一些时间，车赶到沈家门渡口，去普陀山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已是晚7时，他很惋惜，便不好意思地引领我们去找旅店。此刻，十几个蹬三轮车的年轻人凑近我们：去住旅店吧？只花两元车钱。有的还动手拉我的提包。他急向我们连连摆手，并果断地拦住一辆“的士”，且先付了5元钱，催我俩快上车。这时候，那些蹬三轮的年轻人，七嘴八舌地大声叫喊：别跟他走！他是舟山有名的大骗子！你们上当啦！听得这声声喊叫，我真的犹豫了。想起今早离开杭州时，一位熟知此地情况的老朋友告诫我：旅游区内的骗子多，你们要加倍小心哩！骗子？我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他会不会真是个骗子？疑心也就随之而来——他真是做生意的吗？为什么那么不经心自己的挎包？也许那包里什么都没有？却又这么“经心”着我们老俩口？这么一想，我立刻扯了下老伴的衣襟，又朝前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位陪伴弩了下嘴，悄声说：别大意，要警惕！老伴捅了我一下，啥也没说。我知道，她一向心怀善意，看谁都是好人。夜暗中，出租车快速地沿大街行驶着，我真不知道他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一再提醒他：我们是自费旅游，找一个差不多的旅馆就行了。他不吭声，一直把我们拉到较豪华的天义宾馆，才对我说：大宾馆安全，也花不了许多钱。
　　 服务台前问房价，一个标准间160元。他马上代我还价：打点折吧？两位老人是自费。服务员看了我们一眼：那就140吧？在服务员办手续时，我问他：您住哪儿？他摇下头：您不用管，我去朋友家。说着给我们留了个手机号码，并写下他姓冯，要我们明早走前给他打电话，他会在普陀的码头接我们。
　　 办完住宿手续，我有意在去电梯的拐角处窥望，看他会不会去服务台拿回扣？老伴不喜欢我这样，伸手把我拉进电梯。她说：我相信自己的眼力！
　　 次日早，要出发时，我犹豫地问老伴：别给他打电话了？本意是想甩开他。既然疑团在怀，莫如远离他图个心静。
　　 为什么不打呢？老伴盯了我一眼，她给老冯拨通了电话。
　　 早7时许，我们乘快艇过海，走下对岸轮渡码头，穿着旧西服的黑红脸老冯，果然在码头出口处等候我们。他的两手插在西服兜里，对我们似笑非笑：您二老想去哪儿？今天我陪您们。
　　 他真守时！我心里惊疑：一个生意人，竟能这般舍时费力地陪伴两位陌生老人？或许他真的有所图？老伴却喜盈盈地迎上前：谢您啦！您啥时回来的？
　　 他说，我清早搭拉菜船回来的。我忙接腔说：您很忙，我们只在普陀山玩半天，下午还赶回杭州。意思是不要他陪了。他笑脸凝思片刻：若那样，咱顶多能看三处庙和露天大佛。
　　 他果断地要我们跟随他走。且又很快离开大路，奔向一条绿荫遮盖的山坡小道。我脑子猛地一闪：在一份《旅游提示》中曾提醒游客，切莫与陌生人去游人稀少的小路，以免发生意外……又想起临离家前，大女儿也再三嘱咐：年纪大了，别轻易单独行动。还说有一对老夫妻去海南，单独游公园遭抢劫，老头被打死，老婆受重伤。想着这些，再偷瞧引领我们的老冯，那黑红脸儿似没了些微的善相，倒添了几分横眉立目的凶杀气。就像《疑人偷斧》寓言里写的那样，想到他是贼，越看越像贼。我的“警觉性”立时占了上风。忙问：咱咋走小路啊?冯说：抄近。老伴也说，他是当地人，肯定路熟！说归说，我的疑心难解。老伴紧随他而行，我则有意同他拉开距离；还有所防备地拾起一块圆石头，同手一起插在衣兜里。心想，你若对老伴下手，我这石头……
　　 林荫小路果然是一条看露天大佛的近路。比与我们同时出发的游人早到十多分钟，却也无法彻底解除我的疑虑。老伴热情地请他与我合影。我想，这倒是个好办法，他敢照，就留下他的影儿；他若不愿照，就证明他贼心胆虚。然而，他毫不客气地接受拍照。先是与我合影，后又单独给他照了一张。这才稍稍缓解了我的疑心；但我仍在继续观察。譬如，他路遇当地熟人，相互打招呼时，我特注意对方看他时的眼神。就这样，我同他若即若离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有时老伴还把相机交给他，给我俩拍照。我还多次夸他：“如今，像您这样乐于助人的人，实在不多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做好人比有好报。”坦率地说，这里既有夸奖他的成分，也搀杂着另外的用意：促使他将好人当到底，别有其他念头。
　　 还好。按原计划他引领着我们看完第四座庙——法雨寺时，还不到10点半。当我们一起上了公交车，买下山车票时，他说，给我买一张三角的，半路下车就到我家了！这时，直到这时，我心有愧疚地长叹一口气，立即摸出一张我的名片，双手恭敬地递给他：欢迎您去石家庄，一定到我家。忽又想到须给他寄照片，便掏出了笔和纸，请他写下他的具体通讯处。在汽车的颠跛中，他的笔划弯弯曲曲地写下了“普陀山镇天花堂小区冯统平”。很快，他在镇街口的停车点下车，我用力地紧握着好朋友的手，不想松开。
　　 此刻的“我”，心像被什么煎熬着，是可悲的多疑？庸人自扰？还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