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三的孙子林楠皓正在备战高考，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分秒必争。我和老伴的责任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主要就是饭要做的及时，具体说就是孙子一到家，就能坐在餐桌上吃饭，而且是能够狼吞虎咽地吃。为了能够保证这个吃饭状态和速度，必须保证孙子到家时饭不热不凉。所以我们的行动都是看着钟点掐着时间进行的，饭做晚了太热，没法下口；饭做早了太凉，吃了对身体不好，容易生病。每天都是我们把饭菜刚端到餐桌上，孙子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今天我们照旧看着钟点把饭菜端到餐桌上，坐在那里等待孙子回来吃饭。以往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但还没有见孙子回来，我就有点坐不住了，于是忙走出餐厅看究竟，见院子里没有孙子骑的自行车，就站在院门外往大门口张望，也没有见到孙子的影子，于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朝大门口走去。到了大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孙子的自行车停放在传达室门口，于是我便去问老传达张老头说：“老张，知道我孙子干么去了吗？”老张笑笑说：“学雷锋去了！”我被说的莫名其妙，于是问道：“到哪儿学雷锋去了？”
　　 张老头说：“具体我也不知道，他只说了一句他要打的给人家去送包，慌慌张张地放下自行车就走了！”我不解地说：“那你咋就知道他是学雷锋去了呢？”张老头说：“送包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你当爷爷的真不知道？他肯定是又捡了一个包，去送还给人家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孙子打的去送包的事，有点不解地说：“为什么要打的去送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老头说：“他放学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前面骑电车的人包掉了，喊丢包的人，丢包的人听不到，骑着电动车照样飞跑；他骑自行车去追又追不上人家，就只好顺便把自行车放我这儿，打的去追丢包的人去了！”我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忙回家让老伴把饭菜再放到锅里热上，等孙子回来再一块吃。
　　 老伴问我孙子咋还没回来，我把传达室张老头的话说了一遍。妻子说：“你不是常说做好事是你们家的光荣传统吗？这回该传到孙子了！该是第五辈了吧？”我笑了笑没有吭声，但心想：“你说的还真对，我只知道的是五辈！”
　　 我的爷爷做的第一件好事我是听奶奶说的。那是解放前的一个严寒的冬天，那是一个刮着凛冽西北风的早晨，一家人正坐在厨屋里吃饭，突然听到院门口有一个颤抖的声音在说：“大爷大娘，行行好，给点吃的吧！”爷爷知道门口又来了要饭的人，于是习惯地拿起一个窝窝头，又抹了一点辣椒，朝院门口走去。爷爷推开门一看，一下惊呆了，只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穿着不遮体的破烂单衣、趿拉着一双露着脚指头的烂布鞋，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破烂碗，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浑身打着哆嗦，站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爷爷那颗慈善的心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一把就把那个小男孩拉回了家。
　　 一家人看到这个可怜的小男孩眼眶都湿润了，奶奶忙把给叔叔准备过年的一身新棉衣让那小男孩穿上，然后让他洗洗脸和手，让他坐下和家人一块吃早饭，小男孩不好意思，像在做梦。小男孩冻得发紫的嘴唇变成了红润的颜色，忙跪在地上谢爷爷的救命之恩。非要认爷爷做父亲、奶奶做母亲不可。爷爷说：“你还是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去吧！”小男孩说他是个孤儿，父母亲半年前都先后患暴病而亡，再无亲人，才流落他乡乞讨度日。爷爷问：“你几岁了？”小男孩说：“属虎的，十四岁。”
　　 爷爷想了想说：“我已经有四个儿子了，你比我的小儿子还小两岁，那你就叫小五吧！至于你的姓和名，原来叫什么还叫什么，你就算是我的干儿吧！”
　　 小男孩眼眶里含着泪花说：“我姓林，名海涛！”
　　 “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兴许还在一个锅里挖勺子呢！咋这么巧，我们也姓林！”爷爷的话让林海涛感觉像有了些许依靠和安慰。爷爷稍加思索又说：“我家里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人多地少，也是勉强糊口。我的意见是，你不如去参加八路军，那可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林海涛像是看到了新的希望，说：“我也听说八路军是个好军队，就是不知道在哪儿？”
　　 爷爷说：“就在咱县的东北部，四个县的交界地带，离咱这儿有一百里路。等天好了，你就去那儿找八路军吧，找不到就再回来种地打牛腿。这样好不好？”
　　 林海涛激动地说：“我听爹的！”
　　 爷爷说：“这事一定要保密。我看鬼子也快完蛋了，你还是扮作讨饭的人去比较保险！”
　　 林海涛说：“我知道！”
　　 林海涛就这样去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成了解放军，还是解放军的军官呢！
　　 爷爷做的另一件好事是百里送子弹。在我七岁那年的冬天，记得我家东屋里住了解放军，几天后就开走了。当爷爷打扫东屋时，在墙角处发现两颗步枪子弹，于是放下扫把，骑上毛驴就追了出去。这时部队估计可能已经走出十里开外，有人说不就是两颗子弹嘛，就不要去追赶部队了。爷爷说子弹是部队的，子弹是部队的生命，是用来消灭敌人的，说什么也要送回部队去。就这样，爷爷骑着毛驴走了一百多里路，才赶上了部队，终于把两颗子弹交给了部队。
　　 父亲做的一件典型好事是二十斤瓜干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已经参军三年了，是一次回家探亲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农村一个人一天才几两粮食，要瓜菜代才能熬过这一天。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父亲本打算去集市上买点高价粮和地瓜叶回来充饥。谁知他刚走到村东头的南北大道上，就发现地上有一个大布单子，用手扯开布单子一看，里面裹的是一个布口袋，打开布口袋一看是地瓜干，掂了掂有三四十斤重。父亲感到奇怪，是谁把瓜干丢在这里的？看了看周围，只有北面一里开外的大道上有一个拉地排车的人，心想一定是他路过这里时丢掉的。于是父亲不由自主的喊了几声，但拉地排车的人还是照样朝前走着。而父亲则是要顺着大道朝南走到集市上买粮食和买菜叶，怎么办？丢下布单和地瓜干不管了，又怕被别人捡了去。于是忍着饥饿的肚子，捡起大布单，扛起地瓜干，就去追丢地瓜干的人，一直追了五里多路，拉地排车的那个人，大概是要停下来撒尿，才发现地瓜干和布单子掉了。父亲把地瓜干和布单交给那个拉地排车的人后，才放心地回头朝南去集上买自己的东西。母亲问父亲，那个人说什么来着？父亲说那人什么也没说，母亲说连声谢谢也没说，父亲说没有。母亲说饿着肚子来回跑了十来里路，连声谢谢都没说，也太差劲了！父亲说我又不是为了谢谢才把地瓜干和布单送还给他的。听了母亲的话，我真为有这样的父亲骄傲！
　　 我没有拾金的经历，如果有，我也一定会像父亲那样毫无条件地送还失主。但是，决不取不义之财，这是我人生的信条。记得上世纪一九八零年前后，我在单位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有的人蒙受了多年的冤屈，有的给戴上了各种政治帽子，有的影响了工作转正或晋级。根据中央的一些政策必须予以纠正。记得有一个临时工，因为唱革命歌曲把词唱错了，一直没能转正。和她情况一样的人，都是二级工了，她还是个临时工。经过调查取证，确实是因为唱错歌词而没给予转正。当时也主要是派性作怪。于是经研究，给她转为正式工，鉴于和她一样情况的人都已是二级工了，就给她直接定为二级工，但工资按规定不予补发。她接到这个决定后激动地哭了，我能感觉到她当时的心情。
　　 我说：“应该感谢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实事求是态度处理和纠正历史问题！”她说：“我知道！”我想这事本来就算完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时，妻子说她给我送来了两瓶杜康和两瓶洋河酒，还有点家乡特产。我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妻子申辩说：“我让她拿走，她硬是不拿，还说不收下就是瞧不起她，非放下不可，我总不能给人家扔出门外吧！要不明天你给他退回去吧！”我想不能等天明了再退，必须马上就给她退回去。想到这里，我提上她送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又给她送了回去。
　　 再一件事就是因为干部提拔拒绝吃请的事。这位干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财经学院毕业，在国家某部机关当秘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我们将他的三大档案袋资料寄往他原来所在的北京原单位，后寄回来了他的平反决定，恢复了他的国行十八级。但不能回北京原单位安排工作，可以到配偶所在地安排工作。他的妻子在南京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决定继续留在边疆工作。落实政策前他是金工车间的钳工，如何安置他？在党委常委会上研究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让他到技工学校当校长，而且是厂里的主要领导意见。我则主张让他当生产科科长，理由是那个技工学校不是常设机构，就四五十个学生，办了这一期就没有了下一期，说白了就是这一期，是一个只有几个月时间的临时单位，而且现在有人管着。生产科一向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管着，应该让他这个学经济的老大学生去管，更能发挥他的专业所长，也更有利于厂里的生产。第三，一个十八级干部，和生产科的级别也相当。我的意见不仅是从我负责落实政策地角度讲的，而且还是从我主管干部工作出发考虑的。所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他当上了生产科科长。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常委会上研究的情况竟有人告诉了他本人。他找到我对我说：“不是你，这个生产科长我当不上，我一定要让厂里的生产有个大的改观！为了这个好的开端，请你接受我地宴请，咱们好坐到一起热闹热闹！”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以前你对生产上有意见，出于政治的压力，你不敢说，你说了别人也不一定听。今天给你平了反，让你官复原级，当生产科长，是充分发挥你所学知识的需要，是党的政策好，你不要这样感谢我，我也不会去的！”他说：“也不光为我能当上生产科科长，说心里话，自从你来厂里这几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吧，我就没在你身上看到‘极左’的影子，有时我在想，你咋就不像一个当兵出身的人呢？”我说：“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挖苦我？”他说：“是真的，你暗暗保护了我，让我少吃了不少苦头。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不相识，你却处处帮助我，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说：“我没有特意地保护你，我喜欢实事求是，再就是心里没有私心杂念，一心向党，老老实实地做好党让我负责的一切工作！”他说：“批林批孔那一次不是你，我就得挨批斗！”
　　 他说的这是实话，记得有一次，我在政治处召开各车间指导员汇报批林批孔情况时，金工车间指导员汇报说：“钳工班有个右派分子不好好干活，把加工好的阀门摞好高，企图摔坏产品，以达到破坏生产之目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应该好好批斗批斗！”我知道这是小题大做，或曰借题发挥，是为政治运动找说辞，找典型，所以我没有表态。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像这位指导员说的那样。我到车间常去转转，也常到钳工班去看看，由于作业的地方小，加工好的阀门都要摞起来，否则就放不下。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找了在钳工班做钳工的一个小老乡了解摞阀门事件。小老乡说的情况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一样，并没有“右派分子”有意破坏生产之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如果我点了头，他就会成为坏典型，遭到不应有地批判。
　　 于是我说：“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没有什么值得好谢的！”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为人正直，从不徇私情，就没再说什么。
　　 爷爷、父亲和我做的这些不取不义之财的好事，只有当事人知道，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我儿子就不同了，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他捡到五十块钱交给了老师，这个拥有五千学生的学校硬是利用天天早晨和中午的广播时间表扬了一个月，还上了学校和市上的小报。因为五十块钱就是一个三级工的一个月的工资，一些人知道了拾金不昧的这个小学生就是我儿子，都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很骄傲。
　　 我的孙子捡到包如果不去直接交到失主手里，也像我儿子一样交到学校去，孙子也一定会受到学校大张旗鼓地表扬。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看到了丢包的人就在自己前面飞跑，本能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包还给丢包的那个人。如果交到学校去，既省了打的钱，还省了麻烦，还能受到表扬，获得荣誉。但他没有这样做。但我儿子在捡到那五十元钱时，想到的也不是受表扬，而是要送还给失主，只是失主不在现场，他不知道是谁，只好交给老师，让学校帮助去找失主。至于后来的大张旗鼓地表扬和所获得荣誉，那只能说明是社会上提倡拾金不昧的风格，并不是拾金不昧人的目的。不是自己的，就不要装进自己的腰包。
　　 我正这样的想着，孙子突然回来了，我说：“高考正处在白热化状态，你还有时间去给人家送包，正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带回学校交给老师还不是一样？”
　　 孙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说：“多亏及时把包交给了那个人，那是他母亲病危要到北京动手术的三万元钱，下午就要走，交到学校去，啥时候能找到他这个失主啊？我再分秒必争，也没有人家那个分秒必争重要。”
　　 我高兴地说：“孙子又做了一件大好事，心底无私天地宽，你一定能够考个好大学！”
　　 孙子说：“只要我拾金不昧，不取不义之财，咱林家的这个家风就没有在我这里失传，我对得起祖宗！至于大学嘛，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考！”
　　 我激动地说：“说得真好，有你这句话，我们的这个家风就一定会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孙子吃完饭，看看墙上的挂钟，骑上自行车就上学去了。我心里既高兴又心疼，高兴的是他又做了一件好事，而且能牢记家风在胸。心疼的是，吃过饭本来是要午睡半个小时的，但他今天没能睡成，从早晨五点起床，学习这么紧张，到晚上十点放学，一天十七个小时咋受得了啊！反过来想想，在这种非常时期的情况下，孙子都能牢记家风，坚持拾金不昧，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想到这里，我又不由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