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持久和严酷的，对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历朝都有，只是程度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统治者对文化学术领域的控制都是很严密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时期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它达到了封建文化专制的颠峰阶段。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于“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活埋。历史上称这两起事件为“焚书坑儒”。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的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明太祖朱元璋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又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他对“光、秃、僧”这些字眼都非常反感，列为禁忌，凡犯忌者就会被杀头。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些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所谓的“破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亮出屠刀。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残酷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经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兴文字狱七次，康熙帝兴文字狱十二次，雍正帝兴文字狱十七次，乾隆帝兴文字狱一百三十多次。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犯了“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硬件”，也有“软件”。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动辄就会人头落地，是“硬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软硬兼施。后来的八股取仕，则是使用“软”办法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尤其是大兴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慌，人人自危，摧残了大量的人才。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不敢过问政治，隐居求生，避离政治、社会中心，从而禁锢了思想，阻塞了言论，造成了政治僵化、思想僵化、文化僵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化专制的根源是君主专制，政治专制，其目的是实行思想专制，以维护君主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持久永恒。以种种方式，包括惯用的貌似一劳永逸的消灭肉体的极端方式，排除与君主专制和政治专制不同轨甚至相悖的一切思想，是其终极目的。物极必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正是这些反人类、反文明、反潮流、反进步的极端做法，最终必然导致君主专制和政治专制的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