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苏轼有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我的父亲却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酒。”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可能像苏轼那样高雅脱俗。父亲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应该不知道苏轼，更不可能套用苏轼的诗。但是，父亲真真切切说过那样的话。那样的话，我的爷爷在世时跟我提起过，村子里的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学会喝酒的，爷爷没有跟我讲。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在家一天三顿，顿顿离不了酒。每顿三杯，近二两，不多喝，也不少喝。
　　 父亲是个兽医，村里村外常有人家请父亲去给牲口瞧病。有一次，邻村一户人家的猪病了，男主人把父亲请去医治。去时恰好是晌午，炊烟正袅袅娜娜地悬在屋顶，自然得留下来吃午饭。午饭的菜是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素萝卜丝、一盘泡咸菜，饭是红苕加了几颗米的稀饭。那家人一上桌就稀里哗啦的扒拉饭菜，可父亲却迟迟不肯动筷子。女主人红着脸问：“饭菜不合口味吗？”父亲说：“这么好的饭菜，可惜没有酒！”男主人面带愧色说：“实在对不起，家里没有酒。上街打酒又太远，况且还没钱打酒。向邻居借吧，恐怕也没有。”从那以后，父亲就在药箱里放上一瓶酒，以防出诊吃饭时主人家缺酒。
　　 空气里满是饥荒气息的集体生产岁月，以及田地分到户的头两年，酒非常稀缺，有酒的人家并不多见。酒是粮食产的，人们吃了上顿愁下顿，肚子都难填饱，自然就没有多余的粮食生产酒。即使生产酒，用的原料也是人和牲口都不能吃的烂红苕。据说生产烂红苕酒，要添加一种叫乐果的农药，大概是以毒攻毒吧。现在看来，那种酒也能喝？可那时喝那种酒，要靠酒票，要靠关系。我的二爷爷曾专门负责生产烂红苕酒，父亲稍一有空就到处捡烂红苕给二爷爷，还常帮二爷爷做事，自然就不缺酒。
　　 父亲不缺酒，就有人来我家蹭酒喝。只要有人来我家向父亲提出想喝点酒，父亲就一声不吭地进里屋，端出一小杯酒给来人。如果来人一仰脖子咕嘟一声把酒吞了，父亲会说：“你这样喝酒，连酒的滋味都没有尝到，简直是浪费酒！”如果来人因为手抖把酒撒了一滴出来，父亲会睁圆双眼，破口大骂，骂一连串粗话。来人无论是挨了斥责还是臭骂，都不会生气，喝上一小杯酒后乐颠颠地走了。当然，一般人来我家蹭酒，每次只能蹭到一小杯。并且，不是天天来都能蹭得到酒的。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父亲的兽医师父。那年，村里来了一个老头儿，说是“牛鬼蛇神”来村里改造。所谓改造，就是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劳动时，老头儿和父亲一个组。老头儿头发蓬松，胡子拉碴，脸色苍白，眼睛凹陷，目光呆滞，鼻子却灵敏。父亲呼出的酒气让老头儿不住地扇动鼻翼，老头儿偷偷问父亲：“你家有酒喝？”父亲愣了一下，没有回答。老头儿轻轻叹口气又说：“我要是能喝上一口酒，死也瞑目了。”这句话像一道并不起眼的洪水，瞬间冲毁了父亲心里似乎用泥沙构筑的防线。眼前的老头儿哪是什么“牛鬼蛇神”？分明就是一个爱喝酒的老头儿而已。父亲看了看四周，低声跟老头儿说：“想喝酒，晚上到我家来嘛，只要不被人发现就行。”
　　 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头儿果然来了。其他人来蹭酒，只能喝酒。老头儿来，父亲先给老头儿倒上一杯，再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捧出一捧生花生。一张小桌，两人对坐，先抿一小口酒，再嚼一颗花生，不约而同。抿酒时，两人都眯缝着眼睛，仿佛是在防止酒的香味从眼睛里飘出来，或者是在防止酒带给心的极乐从眼睛里逃逸。抿了酒，就嚼花生。嚼了花生，就开始说话。说了几句话，又慢慢抿酒。想不到，老头儿白天像哑巴一样，晚上抿进肚子里的酒像无形的手把话从喉咙里给提了出来，一串一串的。从老头儿的一串串话里，父亲知道了老头儿的许多事，其中包括老头儿曾经是一个兽医师。老头儿说着说着，就开始给父亲传授兽医知识。从那以后，白天收了工，老头儿就手把手地教父亲摸猪摸牛摸羊，瞧鸡瞧鸭瞧鹅，也教父亲辨识山里的草药，以及那些草药的药性和用途；晚上，老头儿就潜入我家，一边喝酒，一边给父亲上兽医课。
　　 父亲天天和老头儿走得很近，村里人很快便明白了父亲在给“牛鬼蛇神”当徒弟。好在那时爷爷还当着农业主任，像树荫一样能为父亲遮风挡雨，其他干部也认为村里缺兽医，父亲学兽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谁知后来父亲还是为老头儿受了牵连。邻村粮食产量不增反降，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把问题归结为没有批斗“牛鬼蛇神”。于是，老头儿被邻村借去批斗。批斗会上，老头儿被一顿暴打下来，水米难进，气若游丝，断断续续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父亲知道了，赶忙去邻村。刚走几步，又折身回屋，揣了一小瓶酒。父亲赶到时，躺在稻草堆上的老头儿眼睛亮了一下，说了一个字：“酒......”父亲就掏出酒瓶，打开瓶盖，给老头儿喂了一口酒。老头儿喉咙动了一下，一口酒下去了，笑容瞬间溢满皱纹，一口气却再也没有上来。邻村把老头儿草草安葬后，向公社打了报告，检举了父亲给“牛鬼神蛇”喂酒这一严重问题。因此，父亲被摘去了生产队伙食团会计这一顶“乌纱帽”。
　　 “乌纱帽”可以摘，兽医却摘不掉。父亲先前医集体的牲口，后来医各家各户的牲口。医集体的牲口，可以挣工分。医各家各户的牲口，却挣不了多少钱。田地刚分到户，人们的肚子大多能撑圆，钱袋子却还是瘪瘪的。谁家的牲口患了病，能用草药治疗的，父亲绝不用西药。山里到处是草药，父亲把药方一开，主人家可以自找，父亲也可以帮着找，自然不用花钱。非用西药不可的，要是主人家没有钱，父亲也不计较，药照样给，报个价，说啥时有钱啥时给。如果主人家留父亲吃顿饭，给父亲满上两杯酒，再叫上一通苦，父亲定会把药钱也给免了。
　　 其实，因为母亲体弱多病，中西药味儿在家里一直绵绵不绝，我家那时是一个贫穷的泥潭。父亲喝了酒走路的姿势一晃一晃的，仿佛就是在泥潭里挣扎。只是，酒对于父亲来说似乎是一种健忘汤，父亲喝了之后似乎忘了自己的家是一个贫穷的泥潭。
　　 要说酒是父亲的健忘汤，也不确切。
　　 父亲当生产队伙食团会计那阵子，负责管理账务和食材。有人请父亲喝酒，要父亲在账务上做点手脚，好中饱私囊，或者要从父亲手里拿点食材回家。父亲无论是一两杯下肚，还是三五杯下肚，都会喷着酒气说：“其它事儿好说，这事儿没商量。”如果对方仍缠着不放，父亲就放下酒杯，一晃一晃地走出门去。爷爷曾给父亲说过，喝酒不能误事，不要忘了职责。爷爷的话，父亲没有忘。
　　 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跟我们说，他最害怕他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喜欢喝酒，一喝酒就满脸酡红，眼里布满血丝，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他说他父亲酒后的目光像带血的刀子，恐怖得很，碰都不敢碰一下。他的话不假，我们隔三差五就会看见他的身上被他父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而我的父亲，我却不怕。父亲没有喝酒时，我在父亲那里淘气，父亲会逮住我，挠我的胳肢窝，挠得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如果父亲喝了酒，我不仅不怕，而且还能给父亲来点恶作剧。一天中午，我见父亲酒后躺在床上睡觉，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于是，我找来毛笔，蘸上墨汁，轻脚妙手地来到父亲的床前，给父亲画了一个大花脸，然后屁颠屁颠地上学去了。晚上回家，父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眯眯地把我叫到跟前，一把逮住我，挠我的胳肢窝，边挠边说：“你个龟儿子，还记得中午干的好事吗？”我就笑，笑得直求饶，父亲才放了我。爷爷曾给父亲说过，喝了酒就发酒疯，跟喝尿没有啥区别。爷爷的话，父亲没有忘，生怕酒后发疯玷污了酒。
　　 父亲先前喝烂红苕酒，后来喝农村小作坊酿的老白干，一生没有喝过好酒。那年，我帮朋友写应景文章，朋友赠了我一瓶名酒。一个周末，我喜滋滋地带名酒回家。父亲接过名酒，手有些抖，小心翼翼地把名酒翻过来覆过去。目光亲吻着瓶盖，瓶身，瓶身上的商标和图案。然后眼睛眯缝着，鼻翼扇动着，嘴唇轻抿着。瓶内的酒似乎已经穿过瓶盖，经过嘴巴，顺着喉咙，到达胃里，香满五脏六腑，最后变成惬意的微醺浮上瘦削的脸庞。
　　 然而，晚饭时，父亲却再三不准我开名酒，说名酒应该请领导喝，请同事喝。自己喝惯了老白干，喝名酒是一种糟蹋，糟蹋了名酒可惜。并且，父亲那晚破天荒连老白干也没有喝，说好长一段时间，喉咙好像有什么东西，吃饭老是噎着，说不定是食道癌呢。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可嘴上还是打着哈哈安慰父亲：“别多想，到医院查查就明白了，一定是咽炎而已。咽炎没有痊愈前，可要戒酒哟。”父亲爽快地答应：“戒就戒嘛，不喝酒也没啥大不了的。”
　　 到医院一查，父亲真的患上了食道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我和母亲本打算瞒着父亲，岂料母亲悲戚的眼神走漏了消息，父亲坚决不同意手术，说手术糟蹋钱，倔着要回家。
　　 回到家里，父亲又偷偷喝上了酒。腊月十六这天，父亲竟然喝了叫保棉丰的剧毒农药，使生命的时钟在四十八岁停了摆。是恍惚中误喝了，还是怕拖累妻子和儿子？我始终想不明白。
　　 父亲在天堂里有酒喝吗？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父亲所喝过的酒里一定有天堂。并且，爷爷和村里人所描绘的父亲酒里的天堂，一定会在我记忆的深处窖藏。我相信，日子愈久，父亲酒里的天堂醇香愈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