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放电影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村子，孩子们是永不知疲倦的义务宣传员，村里庙台前小广场上的动向，随时被他们关注，广场前方首先要挖两个坑，以深埋用于悬挂幕布的两根竹竿，大队保卫陈六子，正在骄傲地挥锹挖土，因为他的活动与电影有关，在他的周围站满了希望能出点力的孩子们。大队干部及其家属最先知道什么时候放电影，是武打片还是战争片或者戏剧片。这一天，她们是傲慢的，她们只愿把关于电影的消息，告诉给平时亲近的人，但孩子们还是知道了，我记得一次村里放的是戏曲电影《对花枪》，最后在他们兴奋的口口相传中，电影名字变成了“洋火枪”。大人们在孩子们面前，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模样，其实这天下午，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打发孩子到广场上去占位。
　　 天还没有黑，破庙台前的小广场上已摆满了座位，大板凳、太师椅、小马扎一齐上阵，参差地摆成一排一排，没上学的孩子和无所事事的老人，忠于职守地占座看座，不时有人为了座位的挤占争吵起来，甚至踢翻了已摆好的凳子。但广场中央一张三个抽屉的方桌，是没人敢动的，因为，这是安置放映机的地方，方桌顺着桌腿绑一根细竹杆，杆上挑一个有着栅栏式灯罩的灯泡。冬天的夜晚来得早，发电机早早启动，空气中便有了柴油的味道，灯泡逐渐亮起，前方镶着黑边的白色幕布也升起来，引起孩子们一阵阵的惊叫和欢呼。才五点多，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场子内外一片嘈杂，有人在外面大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孩子站在椅子上大声地回应，招呼大人过来，大人侧着身子挤过来，给孩子送来厚厚的棉大衣，这天晚上，小卖部里的生意格外地好，两毛钱一包的“泰山”牌瓜子一度脱销。在乱糟糟的人群里，突然有人喊道：“来了！”“来了！”于是，大家一起回头张望，放映员在大队书记家里酒足饭饱之后，由村干部陪同着来到小广场，叼着烟半迷着眼睛的放映员来到桌前，从铁箱子里搬出放映机架在桌上，调整胶片，刷地一声转一下镂空轮盘，他熟练的动作和满不在乎的表情，更加激起了我们的崇拜之情。那个时候，骑自行车驮着两个大铁箱子的放映员，是每个孩子心目中最理想最崇敬的职业，他出现在哪个村的村头，简直就是天使降临人间。每个孩子多么希望放映员和自己家是亲戚啊！
　　 通常电影放映前还有两个程序，大队书记要讲话，讲话后，还要播放一些玉米病防治或桑蚕养殖的宣传片，宣传片还好，仿佛是大餐前的点心，毕竟宣传片也是电影。而大队书记的讲话，是大家受不了的，喝得满脸发紫的书记话格外多，他对着一个裹着红绸子的话筒“喂喂”地喊上两声，一般的开场白，就是：“父老兄弟爷们们，借这个时间和大家说两个事……”可他的两个事，说着说着就成了三个事甚至六个事，一些小青年和邻村来的人就开始起哄，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老书记站起身来，用朦胧但凶狠的醉眼，扫向起哄的地方，用他强大的气场弹压住现场，以保证他的讲话顺利进行。好不容易这两个程序过完，电影开始播放，伴随着幕布上哧啦哧拉的声音，银幕上灯光亮起，中间有人在放映机的光柱里伸手，引来后面一片骂声，那爪子便迅速消失了。如果是战争片，银幕上一颗五角星出来，四周光芒万丈，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持续闪烁近两分钟，接着是毛主席语录或战争背景介绍，这时，场子里才彻底安静下来，不少人点上烟，广场上便有一股股的烟雾，在头顶上次第升腾起来，扩散在广场的上方，柴油、旱烟、烧酒、脚臭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牲口圈里的味道，形成乡村电影特有的复杂气息，这气息久久不散，留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播放的电影有时是新片子，有的是播了好几遍的老电影，老电影就是观众和角色的一次老友重逢，新片旧片丝毫不会影响大家的观看热情，而孩子们的问题永远都是：“这个人是好的还是坏的？”
　　 所有的电影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聊斋电影《画皮》，大概是八十年代香港拍的片子，印象深是因为它给了我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穿越近三十年的时光，仍心有余悸。那年因为庙台前积水，放映改在了村子最南头的打麦场，整个影片从画面到音乐，始终笼罩在一片模糊但恐怖的氛围之中，当青面獠牙、披头散发的厉鬼出现的时候，画面却异常清晰起来，它狞笑着掏出王生的心脏，在银幕上飘忽而过，虽然鬼脸只出现了二三秒，我却清晰地记住了，而且一记就是近三十年。当时便有几个小孩被吓哭了，电影散场后，我夹杂在从村南到村北的人流里，起初人多还未感到害怕，随着人流逐渐分散在各个胡同和就近的家中，人越来越少，一路上我充满担心，因为，我不得不要独自穿过一条黑又长的胡同，胡同里久已无人居住，破墙残垣，荒草丛生，像极了厉鬼出没的乱坟堆。而且，胡同头的深井里，刚刚淹死了一个卖豆芽的老太太，老太太被人从井里捞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跑去看，她牙关紧咬，脸色发青，嘴唇全紫，湿漉漉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赤着一只脚，四个人抓住手脚抬着她，水淋淋的一缕头发在地上拖着，老太太的家，就在这条令人恐惧的胡同里。我从胡同这边望过去，漆黑一片，是那种稠稠的黑，后来我学了物理，我把它叫做“高密度的黑”。我一头扎进这黑暗之中，尽管暗示自己坚决不要想电影上的镜头，可厉鬼和老太太的画面，在我面前交替出现，厉鬼发出阴冷的狞笑，我后背冰凉，感觉有人就在后边跟着我，在我的后脖根处吹凉风，我急急地加快脚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缩着脖子一个劲地往前扎，我感觉心脏就在嗓子眼里晃荡，当时，倘若有只猫或者什么东西从我面前跑过，我想我一定会当场被吓死。
　　 那场电影之后，至少半年我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就是晚上到大门外抱把柴火，我都害怕那披头散发的厉鬼，从麦秸垛后面飘出来。而且时隔近三十年，每次在餐桌上看见豆腐乳，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部电影，豆腐乳像极了厉鬼手里血淋淋的心脏。
　　 其实，当年的乡村电影，大部分都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回忆，这愉快的回忆里，还包括电影播放后集体地回味，热烈地讨论，争相地模仿。《少林寺》放映后，不少男同学都剃了光头，有的在家里架起沙袋，希望有朝一日能练成少林神功。男生都偷偷地喜欢电影里扎着两条小辫的白无瑕，天长日久地怀念她，一想到电影放完后就再也见不着她，内心就隐隐的疼痛，而且，我们一致坚信天籁之音般的《牧羊曲》，一定是她亲口唱的。
　　 后来，村里的电影，因为好几次和邻村青年的打架事件，而不得不中止了，我们只好随时关注着别村的放映消息，而有时，这些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我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一大帮人在夜色中匆匆上路，夜奔十几里，最后失望而归的时候是常有的。再到后来，村里出现了第一台电视机，十四英村熊猫牌的黑白电视，主人是在煤矿上班的一户姓马的人家，都叫他马老三。那天星期六，马老三把电视机搬到了村里的破庙台上，庙台前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那天放的是连续剧《霍元甲》，电视信号很不好，屏幕上雪花闪闪，而且因为电瓶电力不足，画面越来越小，只缩到了屏幕中间巴掌大的一块。就是这样，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沉浸在对《霍元甲》的期待之中。当天晚上，马老三并没有把电视搬到庙台前，而是在自己家里播放，而且一人要收五分钱的门票，或者一个酒瓶子，既没钱也从家里要不来酒瓶子的我们几个，听着院内电视上的打斗声，火急火燎地在姓马的大门外转圈，还把他院墙上的瓦扒掉了好几块，引来马老三老婆地一阵叫骂，看不到电视和挨骂的双重愤怒，驱使我们把马老三家的锁眼用树棍堵了个结结实实。
　　 以后电视不再是农村的稀罕物，乡村电影也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时在现代化的消夏广场上，我还会看到那熟悉的镶着黑边的白色幕布，入夜时分，幕布上也会播放当年的一些老电影，幕前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老者，周围霓虹闪烁，各种广场舞和小贩的叫卖声，盖过了电影的声音，周围有踩着滑轮或做游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没有谁会停下来看一眼那些老电影。我有时会坐到幕布前，很矫情地想找一下当年的感觉，可不到几分钟我便坐不住了，电影里的人物永远年轻，感觉早已不是当年了，我刻舟求剑般的怀旧只是徒劳。我知道，乡村电影只属于乡村，而且，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盛大如节日一般的乡村电影，而那个年代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