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由于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做买卖就成了他们的专门职业。因为他们是商朝的遗民，所以被称为“商人”，而买卖的职业也就被称为“商业”，市场上用来交换的物品就叫做“商品”；在以经商为主业的商贾前面冠以地名，也就有了晋商、徽商、浙商、闽商、苏商、川商等称谓。
　　 随着民族大融合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到了春秋时期，郑恒公对周人很友好，并带一部分周民迁到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如富商弦高用十二头牛犒劳偷袭郑国的秦军，使其不敢攻郑，上演了历史上富商救国的一幕。另外，郑国地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但郑人反而借战争转运各国商品，在经济上从中大获其利，使其国富民强，显示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成为后来封建社会“仕、农、工、商”中的四民之一。
　　 战国末年，濮阳商人吕不韦以重金贿赂华阳夫人，使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后为秦庄襄王。据说，秦始皇就是他与赵姬的亲生子。吕不韦因而官至宰相，获利无数。
　　 然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商人始终处于卑贱的地位，历朝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在中央集权专制的高压下，中国的商业从来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市场，商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在官民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人出在秦国，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也出自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赋税加倍；粟帛收获多的，免除徭役；因经商和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道没入官府为奴。因此，商人始终是“财富的宠儿，地位的弃儿”，而且还常常成为统治阶层打压、盘剥、抄没的对象。就连著名徽商、晚清首富、正二品“红顶子商人”胡雪岩和有名的山西票号也不能避免倒台倒闭的厄运。
　　 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商业活动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线上，根本无法产生出商业的诚信制度来，于是，才有毒大米、下脚油等等横行市场。因此人们不断地咒骂商人不讲诚信，无商不奸，鄙视唯利是图的商人。即使清朝中期进步的大思想家龚自珍，也还偏执于“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使得至今社会上仍有轻视商人的思想意识存在。
　　 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搞土改斗地主，把土地收归国有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主流社会极力宣扬大公无私的，反对自私自利，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得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商人销声匿迹了。
　　 直到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商业才在神州大地开始复苏。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一定程度上私有，在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后剩多剩少都归农民自己所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成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1980年在广东、福建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吸取国外先进经验的窗口。
　　 由于政府鼓励经商办实业，大力支持民营工商业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三十多年来，我国商人不仅在大陆复活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庞大，并且走出国门，遍布世界五大洲各个国家。
　　 过去的无产者如今早已腰缠万贯，成了普通百姓眼里的大款、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国商人终于扬眉吐气，社会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摆脱了两千多年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