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小年，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
　　 你看，那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挤满了匆匆往家赶的人群；那大街小港，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成群结队；那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堆得小山似的各种年货琳琅满目；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家家户户，开始张贴大红的春联、福字；各个单位、商家也开始张灯结彩、张贴大幅各式各样贺新春的年画……
　　 走在街上，到处是欢声笑语、互相问候之声，甚至有的还互相拜起了早年。欢乐的气氛，洋溢在各个角落，喜悦的笑容，荡漾在每个人的脸上……
　　 一年一度的过年，轰轰烈烈地要来到了！
　　 有句俗话说得好：“年年过年年年过。”然而，这年年过的年，对于不同的人，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理解。大人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感受到了一年辛劳的成功和收获的喜悦，同时还憧憬着来年的更好前景；小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温暖和爱抚，感受到过年给他们带来的欢喜，穿新衣裳，吃好吃的东西，玩好玩的玩具，希望快快长大，能像大人们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老人们，在这个时候，一家团圆，儿孙绕膝，享受到了无穷乐趣的天伦之乐，盼望一家永远健康、和睦。一年一度，365天一个轮回，就是年年过得有些相同，人们也乐此不疲。然而，这“年年过年年年过”，还有埋在心底的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期盼人人都健康、家家都兴旺，年年过，年年都能顺利地过、更好地过！多么吉祥的寓意啊，人们就是在这种年年都能健康、快乐地度过的氛围中，庆贺成功与丰收，希冀着更美好的未来！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忘不了小时候在老家乡下过年的景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花样年华进入了悬车之年，但是，那份感觉仍然是那么强烈，那场那景仍然是历历在目——
　　 离过年还有两个来月，我就开始盼望过年了。由于那时是处于物资比较匮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就是小孩子们天天盼望的天堂，不但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还有那浓浓的喜庆气氛。更开心的是，过年了，乡下人做什么事都讲究个吉利，小孩子就是顽皮一些，放肆一些，大人都表现得很宽容，不轻易责骂。
　　 过年最让我高兴的事是有炮放。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父亲就把炮买了回来，放在火炕上炕着，为的是去掉湿气，保持干燥，到时放得更响一些。父亲买的炮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一扎二十多个的大炮，一种是鞭炮。大炮很响，爆炸时火花也较大，晚上放大炮，其火光可以把周围照得很亮。由于其威力猛，声音大，我不敢放，怕炸着自己，只是远远地看着父亲放。父亲预先将引线剪成两寸左右长，再装入炮的引芯里。放时用香点燃引线，再将冒着火花的炮丢到安全的地方，有的掉到地上打几个滚才爆炸，有的在空中就爆炸了，炸碎的纸屑到处飘散。放鞭炮要安全得多，我总是争着放。我把鞭炮挂在竹杆上，父亲帮我点燃，我将竹杆伸得远远的。放着，放着，胆子大了点，就举着放炮的竹杆，在院子里边走边放，好玩极了。
　　 哥哥比我大三岁，已经是县中学的初中生了，写春联就是他的事。哥哥照着农家历后面附的春联写了好多幅，将两栋房子的柱子、门、窗都贴得满满的，房子顿时红光闪耀，喜气洋洋。父亲看着哥哥写的春联，笑眯眯地说：“写得好，写得好！”
　　 妈妈喂完猪，提着潲桶刚好路过，接过父亲的话说：“送他们两个读书，潲桶我都提坏了几个，写得好也是当然的嘛。”那得意之情写满脸上。
　　 父亲只是嘿嘿地笑着。
　　 听了父亲和妈妈的对话，我心里暗下决心：“再过两年，我进了中学，也会写得和哥哥一样好！”
　　 在我心目中，哥哥就是个大学问家，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是我的偶像。凡是哥哥能做到的，我也决心要做到。
　　 过了小年，家家就开始杀年猪，而且要请亲友来吃疱汤。所谓疱汤，就是杀猪的第一餐肉，因肉质新鲜，煮时伴有猪的内杂、猪血，味道鲜美。同时，也有让亲友们共同分享丰收成果的意味，这也反映出一种和睦、相亲的风俗习惯。
　　 在我们乡下过年，规矩可多了。年二十八，也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就开始正式过年，晚饭前要在神龛前摆粉粑，上酒、上香，烧纸钱，祭祀祖宗神灵。粉粑就是把米浸泡后再磨成粉，或参入粑菜，或纯米粉做成的肉馅包子。父亲摆放祭品，我和哥哥装香、烧纸钱。然后，父亲、哥哥和我就在神龛跟前恭恭敬敬向祖宗下跪作揖，心里不能有一丝杂念，然后放炮庆贺新年。第二天年二十九摆糍粑，也是一样的摆放祭品、上酒、上香、烧纸钱，在神龛跟前下跪作揖，放炮庆贺。第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是正式过年，最隆重，摆猪头。整个囫囵猪头煮熟后，再用大盘子盛着，以同样的程序，在神龛跟前下跪作揖，上酒、上香、烧纸钱，放炮庆贺。这时，父亲还要念念有词，迎接祖宗神灵们回家过年，乞求保佑来年丰登，子孙昌顺。完成这些程序，一家人才围坐在火炉上，开开心心地吃年夜饭。
　　 中国人过年有守岁的习俗，不过，在我们老家把守岁称为守夜或坐夜。为这个守夜，家家户户老早就准备了一根又干又大的好柴火，吃完年夜饭，就将大柴放入火塘，伴些小柴一直烧到半夜两、三点以后。说是这样可以保证来年炉火兴旺，家兴业旺。每年三、四个月以前，父亲就要到山上找一个比较规整的硬木树兜，扛回家让它干燥透，守夜时，烧起来火来又旺又耐烧。我们家，总是父亲守夜到最后，他什么时候睡觉，我们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天还没大亮，父亲就最先起床，祭祀祖宗神灵，之后放炮迎接新年。听到炮声，我飞快钻出被窝，边扣衣服边洗脸，跟在父亲后面帮着做这做那。等大家都起来以后，就挨个儿给自家和邻居的长辈们拜年。拜年时，向长辈说些拜年的吉利话，还要恭恭敬敬弯腰作揖。这时，自家的长辈们都要给拜年的小孩子一点利市。所谓利市，就是现在的红包，不过，数额不大，少则几毛，多则一块，是真正的“意思、意思”，主要是图个吉利。而邻居的长辈，给拜年的小孩除了利市以外，还要给几个糍粑，这就是“拜年、拜年，糍粑向前”的习俗，让小孩们图个高兴。小孩们拿到这些利市，总是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回家马上向妈妈报喜，把钱交给妈妈积攒起来，好在以后派上用场。
　　 大年初一，人们一般很少串门，都是呆在自己家里。从初二开始，串门的热潮便开始汹涌起来，走亲戚的，访朋友的，赶热闹的，络绎不绝。村村敲锣打鼓，吹号，人们聚到一起互相道贺新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寂静的山村，充满了喜庆和活力，到处都在沸腾。到了夜晚，各村的锣鼓队、号手，还会汇聚在一个公众之地，烧起篝火，进行敲锣、吹号比赛，看谁会的套路多，敲打得好。有时，多队锣鼓踩着同一节拍同时敲打，声响震天，五、六里以外都听得见，那声势也是很令人震撼的。在这种场合，小孩子们是最活跃的，放炮，追逐，打闹，直到深夜不回家，大人也不追究。
　　 号手们吹号的调门变化多端，有的一口气差不多能吹一分来钟。比赛时，谁吹的调门多、好听，持续时间长，谁就是赢家。我非常羡慕他们，也很想成为一个能干的号手。但是，他们吹的号，都是铜管的，还可以伸缩，携带非常方便，制作也很精巧，铮亮铮亮的，拥有那样的号，对我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奢侈。好在我们当地有一种一年生的草科植物，叫号筒杆，叶子像荷叶，有一人多高，秋天长熟后，杆呈绛红色，光滑漂亮，中空而且轻巧。砍下来去掉头和尾，用竹子削个哨子装在尾部，在头部再装一个半截葫芦瓜瓢，吹起来与铜号差不多。我就用号筒杆自己做了一杆号，样子是土了点，不太拿得出手。我用这杆号经常与别人比赛，好多人都夸我的号吹得好，我为此还常常暗自得意呢。
　　 喧嚣的锣鼓，悠扬的号声，给单调的偏僻乡村，带来了难得的热闹和快乐，把年味渲染得隆重而浓烈，这种景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到过年，那锣鼓声和号声，仍不时在我的内心深处响起。
　　 我们乡下过年，进入小年后，要一直过到到元宵节这年才算过完，总共二十二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了。中国大多数地方过年大抵也是如此，只不过各地风俗有所差异而已。按照我们当地习俗，过了元宵节，这年还是没有真正过完，只有过了七月半即中元节，年才算过完。我曾经听老辈人说，回家来过年的祖宗神灵们，要过了七月半之后，才离家返回他们驾鹤西去的虚幻住处。因而，七月半，我们老家又称送鬼节，或简称鬼节，把祖宗神灵送出了家门，年才算是最后过完。所以，七月半，是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也要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但不如过年那样隆重、繁琐。在中国其它少数地方，也有称七月半为鬼节的，只是赋予的含义各有差异而已。
　　 过年，还有最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一家团圆。小时候，我对团圆没什么理解，以为只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餐年夜饭这么简单。长大以后，离开家到了外地工作，这才体会到想家、思乡的苦与乐，而且越来越深刻。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就开始盘算着回家的事，要给父母带些什么，要给小孩子们带些什么。打电话回家，父母也总是不忘问我过年是否回家。那个年代，交通不太方便，三、四百公里的路程，要走两、三天，而且还要步行八、九公里的山路。可是，只要是回家，心里总是甜蜜蜜的，什么苦啊、累啊，统统不值一提。为了工作，平时儿女们不在身边，过年了，做父母的，就是想看看儿女们过得如何。就是知道儿女们过得很好，也要当面看一眼，那心才放得下来。这就是中国式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团圆，不只一家团聚，而且要一家圆满，这就是人们对家最直观、也是最具体的期盼了，特别是自己也成了父母，这种感受更加刻骨铭心。
　　 几年前，父母相继离我而去，那个梦魂牵挂的家，自然也随父母的离去而不复存在。每到过年，对父母、对那个曾经的家的思念，不但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大概，这就是年的魅力吧？正是这个年，把我们中华民族最温暖、最神圣、最美好、最真诚、因而也是最感人的真情，诠释得最准确、最动人；也正是这个真情，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紧紧地、亲密地联系、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不可战胜的最强大力量。
　　 年味是越来越浓了，在我的内心里，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那个曾经的家的眷恋之情，也在不断地翻腾着、奔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