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陵的文学在省里出了个方阵，是25位作者结集为一个栏目，这是南陵文学较高层次的一次集体亮相，值得庆贺。
　　 庆贺之余，有感激也有遗憾。感激的是，很多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支持。遗憾的是，因为组织得匆忙而不周全，很多作者的稿子没能上。上了，自然是好事；没上，不代表就不行。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刊物亦然。如周作人、张爱玲等，人家说好，我却不觉得好。不是因为我不觉得好，它们就不好了。再如曹禺的《雷雨》，也是好久没看好的，遭际曲折。好与不好，其实都还在那儿，见仁见智，各人取一瓢饮。这是我的态度，如此而已。
　　 当然也有遗憾，因为我觉得南陵文学还是能表现更好的，起码我以为可以比现在上的更好。而事实上没能，所以就感觉出缺憾来。因为有缺憾，所以还能进步。我对南陵文学是抱有希望的。只是暂时还在沉潜着。也不是仅仅南陵，大环境如此。
　　 南陵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可以一说的。首先是有个梅光迪。梅光迪原本属于宣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区划调整，改属南陵了。只是梅先生更是一个学者，而非创作家。在我以为如此，抑或他有创作业绩而我不知。陈友琴也是。陈先生是社科院的学者，研究古典诗歌很有成绩，也写了为数不少的短文，建国初期就加入了中国作协。但是，文章的盛名还是没有。比梅氏还稍早的徐氏，也是南陵的大户，文化积累深厚。徐乃昌先生藏书巨丰，也属当时名流。对文化的贡献是卓著的，但说到创作，亦勉强。
　　 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南陵文学开始发迹。因为程志生、姚远牧等先生的努力，也因为长时期的积淀，厚积而薄发，出了很多新人和作品。尤其是姚先生的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了以后，扩大了南陵文学的影响力。再后来，胡旭东先生的中篇在《芙蓉》上头条，并获得安徽文学奖，这是就我所知的芜湖市第一个获奖者。南陵文学因此有了自己新的高度。此后，董金义、刘永彪也相继获奖，进一步展示了南陵作家的创作实力。不知何时起，在芜湖有了“南陵文学现象”的说法。只是只在芜湖有，还没能跨过江。
　　 南陵曾经是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一个农业大县，其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历史悠久，人文炳蔚。这儿不仅盛产大米，也盛产文人。南陵如今属于芜湖，但不受商埠文化的渗透，而是坚持着农耕文化、宣城文化的传统。这种文化与土地渊源深厚，具有勤勉、诚信、自足、内敛、木讷、偏执、保守等特质，利弊相生。南陵因为皖南的区位优势，很多文人墨客过往甚密，这对南陵是个熏染和馈赠。南陵人因此得流风余韵，但因为本质上的敦厚、专注，是适宜于做学问，而不利于创作的。南陵人在灵气上普遍不足。而小有灵气的南陵人，基本上在青弋江畔，或者漳河边。但还是太小了，所以迄今为止，南陵没出来足以叫人仰视的超拔人物。水与灵气攸关，而山与人性攸关，不能出类拔萃，却又略有所成。如果南陵何时能够“聚”有人气，则会大成。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反之，很多出去的南陵人，文学成就斐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成就了若干南陵文化人。
　　
　　 2
　　 南陵人走出去一拨一拨的，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徐乃昌、梅光迪和陈友琴外，如今还有外交官（副部级离休）王嵎生、解艺文学系主任许福芦、社科院博导卜宪群、少将作家方大愚、南京诗人陆新民、南大学者汪正龙、《中文自修》编审李天靖等。加上芜湖的朱希和、孙凤山等，仅南陵一县，中国作协、省作协会员就有二十余人之多。这还不包括某些不愿意介入作协的学者和淡泊名利的本埠作家们。
　　 王大使的外交风云文字，笔锋犀利，纵横捭阖，极具信息量和思想的深广度。而许教授的教书育人生涯可谓桃李满园，有口皆碑。他的关于舒芜的文字，在学术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偶尔的，他想起家乡黄墓古渡口花花草草的风情，也情不自禁地写出若干短章，极具人文情怀和叫人遐想，而至夜不能寐。卜先生是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说吕后，不言自明，可想而知，其在学术界一定是个翘楚人物。诗人陆新民，我不曾谋面，但拜读过他的一些诗作，我们是新浪博客好友。以前，陆先生的诗作是很传统而青涩的，深具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而如今，他走远了，似乎越来越背离传统而见出思想了。很多的诗人都是在如此“变脸”的。还有几位，我未曾拜读过，不好说。当然，一定也还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可是，就这些，已足够南陵人自豪的了。因为这些，南陵号称文化大县是不为过。何况，在南陵的历史上还有更多了不得的风流人物呢。
　　 南陵文化人最密集的还是聚集在芜湖。如前面说的朱希和，是原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会员。我曾经以“老气横秋”四字来说他的文风。可他在《南陵文化丛书》里面的关于漳河风、市桥河的文字又极为华美。朱先生作为评论家是很到位的，他对本埠作家及其作品的定位是极为准确而精当的。孙凤山是诗人，也为中国作协会员。他的作品在中国满天飞，有人说他登陆过绝大部分的纸媒，也不知属实否。市政协副主席、原芜湖日报报业集团老总、作家司旌霞，作为领导，她很有成就，她的那些同事下属们一直对她评价不低。而她对文字，也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孜孜不倦，越见成熟。原市政协文教科卫主任、作家沈为建，这几年出版了两本个人专著，文字日趋圆融，渐入佳境。报社的谈正衡先生今年出来两本关于故里美食和人物的集子，写出了很有特点的地域文化，无论是题材，还是文字，都是有杀伤力的，据说网上很热卖。我以为在芜湖，在谈先生而言，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董金义先生曾经以散文获奖，可是长篇小说《一路走来》也很了得。如今他在沉潜着，人们记忆里还是忘不了他那很经典的系列散文《中年的天空》。教育局的孔立新、安师大管敬绪教授等，在芜湖是没的说的，只是我读的甚少，不说也罢。在芜湖文化、文学界，南陵人是有自己位置的，这一点，似乎早已形成共识了。
　　
　　 3
　　 文学方阵的提法，有些意思，也有的一说。是方阵，就一定整饬，中规中矩，不能逾越，内里有纪律约束，四平八稳的。能够看到一个整体的风貌。
　　 然而，文学艺术是最不能均衡的，也不能论资排辈。就像麻袋里面装菱角，总得有人不甘心，要想办法出头来。
　　 而其实对南陵文学而言，有两波很值得关注。
　　 我说的是波，波浪的波，后浪催前浪，并且浪里面也有高下之分，谁在潮头呢？
　　 刘晓航先生是芜湖市人，现任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的旅游系主任，省作协会员，《读者》签约作家，他对中国知青文学有很深的研究、贡献和感情。若干年前，他下放在我们的弋江镇沿河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算是半个南陵人。他屡次在说到南陵文学时，都把自己以及他们那一拨人，说成南陵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充满感激之情。他在《江城文坛的南陵现象》一文中说：
　　 去年六月我返芜探亲，特意回了我的第二故乡南陵。文革期间，我在南陵青弋江畔插队7年之久，我怀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和当年的插兄插妹们。我们辉煌的青春梦都陨落在那快土地上，当年喝过青弋江水的老知青们忘不了那河滩、柳林、落日、晓月、归帆……近几年我写的小说与散文不少是以南陵青弋江为背景的。这次回南陵主要是看望县文化馆的姚远牧老师，他是我文学创作上第一个引路人。
　　 在我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最难忘的除了乡村雪夜读禁书外，就是从1972年开始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化阵地”，全国各地开始抓工农兵业余创作活动，南陵县当时是全省坚持工农兵业余创作最出色的一个县。姚老师因酷爱写作，是文革初期县文教局第一个被揪出的“黑秀才”，被送到丫山林场劳动，几年后才恢复工作，安排在县文化馆任创作组长。在他和于再熙馆长的领导下，在全县培养了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这个作者群体基本上是以知青为骨干的。此外象张东辉是东河公社排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还有驻军127医院两个漂亮的北京女兵石红和周海风。
　　 我们被抽到县文化馆写小说，住在条件优裕的南陵旅社，一日三餐免费，吃得好睡得好，每天还有6角钱的误工补贴，我们何乐而不为。在第一期创作学习班上，“三张”（张昌华、张文慧、张先珍）就表现了在小说上的实力。我抓住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一时代背景，虚构了一个乡邮员帮助侨居在美国西海岸华侨寻找在大陆散失30多年来亲骨肉的小说——《信》，我们的小说送到省出版局审查，很快被定稿，其实都是我们稚嫩之作，有明显的当时要求的“三突出”僵化的写作模式，今天读起来索然无味，但它毕竟是我们创作的起点。南陵县14位业余作者的小说结集为《青弋江畔》，197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画家赵鸿恩还为这本书创作了几副精美的白描插图，该书的出版，轰动一时。
　　 在南陵，我与姚远牧老师，还有原县委宣传部副部（红笔为柳拂桥注，下略）长陈（程）志生、于再熙馆长、解卫（渭）生老师相聚一日，畅谈往事，无不感慨。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南陵现象”上，我知道这也是在芜湖文坛经常被提及到的一个话题。姚老师道出它的来历：在文革期间，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文化成了一片荒漠，因文字祸及自身，株连他人的残酷现实，谁还敢动笔造次？所以七十年代全省文坛仍是一片寂寥，但只有24万人口的南陵却异军突起，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的文学基础，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们的小说有浓郁的泥土气息，流露出新鲜得象奶汁的审美情趣。1973年刚被解放的我省老作家鲁彦周、江流、严阵闻讯后与省出版局老编辑胡士谔（后任黄山书社社长）议论，称道这是难能可贵的“南陵现象”。当年《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还赴南陵采访作了详实的报道。从那以后，南陵县文学创作一代代人才辈出，这种风气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活跃在芜湖市文坛的作者，许多是南陵籍的，或有在南陵生活过的经历。
　　 我们特别感激姚远牧老师在文学创作上对我们的悉心指导，因他的人格魅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那个特殊年代一批身陷逆境的有为的青年，我们这个群体人才济济，有一大半是知青，有思想，有激情，文学功底较好，他为我们展露才华构筑了一个小小的平台，使我们的平淡生活有了一座暂栖身的精神家园。他很爱护我们这些青年，他几乎跑遍了我们每个知青作者插队的村庄，特别是对那些第一次拿起笔写作的人，更是悉心指导，无私地把他自己构思的情节，甚至大段精辟的语言贡献出来，帮助他们修改稿子。继我们这一批以后，1974年姚老师又开始辅导第二批业余作者，象司旌霞、王苏陵、王丽景、陈跃、高岳仑等，他们比我们年轻，大多是女知青，一个个才华横溢。1975年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一本儿童文学集《竹林哨》，仍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岁月似风一般逝去，文革后，我们这个创作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1977年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许多人成了社会精英，活跃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如现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主任肖琛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顾问）、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宇航学院院长昂海松（我国著名的微型飞行机器专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鲁品越（科技哲学专家）。他们三位都是博导，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已不从事文学创作，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南陵县文化馆，那静谧，挂着淡蓝色窗帘的会议室。忘不了1972年全县文艺会（汇）演欢乐的锣鼓声（今天随着农村文化资源的弱化，可能再也组织不起这样群众文艺会演了），忘不了姚老师等园丁的辛勤培育，因为那是我们苦难的青春岁月中一段充实快乐的时光，犹如晨曦中青弋江的涛声，晚霞中漳河上拖着黑烟犁开浪尖的小轮，生活在前进！时代在前进！
　　 这是我说的应该值得关注的第一波。也就是这时开始，有了“南陵文学现象”的提法。对于这一波，姚远牧等先生做了大贡献。文学在他们那会寄托了多少青春的梦幻和理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是，他们很少有坚守文学的，就如同不能回来的青春一样，随风而逝去了。留下的是记忆。
　　 而我所说的第二波，则与此不同。他们没怎么走远，也一直与文学同行。单就文学本身而言，他们的成就也或许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