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逢佳节倍思亲。临近春节，过年的氛围愈来愈浓，我思念着故去已久的祖父亦愈浓。祖父去世快有三十年了，祖父是1988年12月上旬走的，走时非常从容、非常安祥。
　　 时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祖父走时的那一瞬间，头天后半夜起风了，阵阵西北风吹拂着老宅屋后五泄江堤上的香樟树，吹拂着屋后那片小竹园，发出哗哗的呼啸声，声声呼啸声，令人心揪。当天色微微泛白时，祖父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叫醒睡在脚后跟的我，告诉我觉得胸闷透不过气来，让我帮他穿戴起床，坐在床前的圈椅上。
　　 清晨起床后，我照例恭敬地站在祖父身旁轻轻地说：“我要去上班了，下班后马上回来陪你的。”祖父吃力地抬起头朝我盯着，就几秒钟，我发现祖父的眼神是那么的贪婪、那么的留恋，仿佛要将我的一切都纳入心底，然后慢慢地垂下眼帘，低下了头，未曾言语。
　　 这时祖母对我说：“建青，我看你爷爷恐怕熬不过今天，你不要去上班了。”说完，祖母哽咽着走向隔壁房间。
　　 我心头一颤，难道生离死别的时刻真的要到来了？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敢面对。
　　 我徘徊在祖父身边，凝望着喘息越来越急促的祖父，巨大的悲痛油然而生，我明白这一时刻终究要来了，终于来临了，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遗憾的是只有我和祖母俩人，其他亲人均不在身边。
　　 时针指向早晨七时正，祖父脸色突然发紫，喘了一口大气，头向后一仰，停止了呼吸。我绝望地大叫了一声“爷爷——”那喊声是从心底发出，有天崩地裂之势，但已经无法唤回祖父的生命。
　　 听到我的大叫声，正在隔壁间因伤悲而抽泣的祖母，颠着小脚快速奔赶过来，正端着碗在廊檐下吃早饭的祖父的亲侄子小璋叔叔扔掉饭碗跑来了，差不多天天早晨都要来探望一下祖父的堂侄璋信叔叔刚刚到达，大侄子伯璋叔叔、堂侄孝明叔叔等等亲邻房属闻讯也纷纷赶过来了。
　　 众本家亲邻们按照旧时风俗将祖父的遗体平放在门板上，为祖父更换早已准备好的寿衣寿帽，穿上长寿鞋，点上长明灯，开始行使法事。我立在祖父的遗体旁，望着祖父安祥似略带微笑的遗容，我陷入了巨大无比的悲痛之中……
　　
　　 二
　　 祖父是在1984年9月患重度中风，经抢救、治疗和康复训练，大有好转，一年后基本上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能柱着拐杖独自去屋后的五泄江堤埂上散步，这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而言，算是一个奇迹，可能也与祖父一生顽强不息的性格有关。最近半年多来身体日见衰弱，较少去室外散步了。进入冬季后，祖父再也没有离开过老宅卧室，但毎天还是按照往常晨起晩寝，作息如旧。
　　 自1988年入冬，我每天下班后离开刚满周岁的儿子和妻子，骑上二十分钟左右自行车到县城附近乡下的老宅陪伴祖父，每晚与祖父同寝一床。祖父去世的头天晚上，我依然与祖父同床共眠。
　　 祖父生育了二个儿子，一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二个儿子分别分配到西南重庆和西北青海工作，女儿在省城杭州工作。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诸暨乡间有一种说法“爹爹娘娘喜欢小儿子，爷爷奶奶喜欢大孙子。”我少年时与弟弟一起在诸暨乡村跟奶奶一起生活过多年。
　　 我自小最得祖父宠爱，也是与祖父一起生活最久的儿孙辈。那时祖父在诸暨县辖的牌头镇供销社系统工作，与老家相距有二、三十公里，每到周末或学校假期，我都会去祖父工作地与祖父团聚，小住几天。
　　 祖父每月四天的休息天都会回县城附近乡下的老家，每次回来休息，都会带上我们兄弟俩到县城，或在诸暨饭店或在东风饭店或在大桥饭店当时诸暨县城内最大的饭店美食一餐，“三鲜”这道诸暨传统地方特色菜是必点的。所谓"三鲜"是用猪肚、猪肝、鸡蛋皮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一道菜肴，传统上这道菜肴在重大红白宴席上或重要宾客家宴上是一道必备的菜肴。按当时的生活条件，去饭店能吃到“三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祖父尽管工资并不太高，每月大概六七十元人民币，他一辈子也是非常节俭的人，但为了父母不在身边的二个儿孙，毫不怜惜地让我们兄弟俩吃到令常人羡慕的“三鲜”。
　　 当初年幼，不谙世事，现在回想和品味，祖父可能别有深意。我们家庭出身是工商地主，在唯成份论年代，我与弟弟是属于“地主分子尾巴”，在生活的村子里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因出身不好，时常会受到欺凌岐视，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正常的。祖父早年就外出游历，经历过三次大的改朝换代、无数的战乱和动乱，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懂得自信心对一个人的成长重要性，他以这种方式来提升我们兄弟俩生活中的自信心。确实，每次随祖父从县城回村里后，儿时的同伴和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婶们都会用羡慕囗吻问长问短，我以羡煞旁人的口气回答。无形中我们兄弟俩在村子里与其他家庭出身好的儿伴们能够亲密相处，我在村里生活时最要好的儿伴少均，他父亲就是村里的支部书记。
　　 1976年7月，我与弟弟到大西北的青海与父母一起生活，上学后就离开了诸暨，离开了祖父母，我对家乡最为思念的就是祖父了，记得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如数全额汇给了祖父。
　　 我参加工作后，因祖父对我的思念心切，经父亲的努力，1982年底我由青海调回江南的老家诸暨农业银行工作，从此我这个长子长孙就一直陪伴着祖父。
　　
　　 三
　　 祖父出生于1906年，生肖属马。据说祖父的上上几代曾是大户人家，家境富裕，出过高官。查阅唯一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暨阳陶山金氏宗谱»（光绪甲午重修版，16卷），在清中晚期，祖父的上几代家人中，有任职江南两淮盐运使司运判六年，受过皇恩，被诰封儒林郎，有以学者身份奉中宪大夫和恩授修职郎。祖父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几乎到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祖上传下来的房产、田地被祖父的父亲逐步典当出去，据说曾一度依靠租借邻居生良大伯家废弃的房屋居住。201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已被拆迁的祖宅，有后代七户人家共同居住，是老家村里唯一一幢保存完整的浙中农村典型风格四合院，正房六间二弄加堂中大间，侧厢两侧各三间二弄，前厅房三间，宅内有天井，天井面积应不少于一百平米，围绕天井四周为廊檐通道，上下二层，东西南北四扇大门。祖宅是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之前建造，到被拆除时至少已达一百八十年以上存在历史。那个时候能够建筑这么一幢楼房，可见也算是一个富裕家庭，但与清中期有出任过江南两淮盐运使司运判六年肥缺高官的家庭来说，这点家产实在算不得什么，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清中晚期社会全面腐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基本特征，侧面也说明祖先为官十分清廉，恪守着家训“克孝克友，以仁以礼，轸恤饥荒，鸠形並起，家声丕著，前人佑啓，天道无私，必昌后裔。”
　　 到了祖父的父亲时，原本有兄弟四人，家境还好。有一年祖父的祖母去世了，下葬后不久，家道发生变故，祖父父亲四兄弟中三位兄长得了同一种病，在短时间内先后去世，没有留下传宗接代的后代（据说三人中留有二个女儿，一个嫁萧山义桥一大户人家，解放后失去联系;一个嫁本县三都外新屋贫穷人家，因家境贫寒，解放前由祖父将其一家接来生活，二个儿子在我家作工，土改时被认定为长工，因而也是我家地主成份重要条件），只剩下体弱多病，无法从事劳作的祖父的父亲。迫于生计，祖父的父亲渐渐将家产、田地一一出典出去。家道发生突变，有风水先生说是祖父的祖母墓地风水有问题，这一说法至今还在村子里老人们口不时传说着，我们作为后代人并没有当回事。
　　
　　 四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祖父高小毕业于本村的咸德小学。咸德小学是一所创办于清晚期的乙酉年。即1909年的私立小学。学校就位于我家老宅旁边的祠堂。
　　 这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所学校成为诸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主要活动地，校长、教师都是共产党员，毕业的学生中有多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着诸暨的农民运动，其中金成、金树望、金丙禄、金仁钦等解放后成为省部级领导，金鼎永、金鼎荃因党的地下机关被国民党破坏而被捕入狱，壮烈牺牲在南京国民党陆军监狱。
　　 咸德小学被誉为诸暨“孕育革命的摇篮”，中共党内著名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乡，由浙江省委通知参加金村的党支部活动，活动地就是金村的咸德小学，宣侠父为咸德小学题写了校歌，“长山蜿蜒泄溪清，绿杨荫里一阵读书声和歌声。趁少年，学习参加大革命，这中间，翻天覆地自有人。”1930年中共中央特派员卓兰芳来诸暨领导农民暴动，首先来金村，活动地就是咸德小学。祖父与上面所列参加共产党的几位同族同龄同村人，用诸暨土话形容是“赤卵队伙”，即幼时一起长大一起读书。
　　 我已无法知晓祖父在这所小学是否接受过大革命思想熏陶和共产主义教育，从时间上推算，祖父高小毕业离校时，共产党人尚未进驻咸德小学，但从祖父一生的经历看有许多无法解开的迷。
　　 在我与祖父生活的岁月里，祖父除了偶尔提及金仁钦外，对其他参加共产党的儿时伙伴从来没有提起过。金仁钦文革中曾一度定居在杭州官巷口一幢临街三层楼房，文革后回广东省重新出来工作，我在十岁左右后随杭州的姑妈多次见到过。
　　 去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姑妈，姑妈对我回忆道：“1950年的一天，在金成大儿子红书陪同下，接受过宣侠父的妻子金玲的接见，金玲说，你是文华（祖父之名）的囡，我知道你。金玲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努力建设新中国。”金玲时任刚刚解放不久的浙江省总工会主席，是高级干部，不久调北京工作。
　　 祖父时常却会提起宣侠父和卓兰芳，特别是对宣侠父似乎怀有很深的感情，一种无法释然的感情，每每说到宣侠父后，都会若有所思沉默良久，都会对我重复一句：“我与宣侠父很熟，很要好！”
　　 祖父为什么时常提及宣侠父，为什么对宣侠父怀有如此深厚感情，我不得而知，但总觉得这中间似乎有什么不能言说的秘密，这是迷之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姑妈有幸得到宣侠父夫人金玲的接见，尽管没有言明什么，作为高级干部的金玲日理万机，金玲在村里的辈份高于祖父，出嫁时姑妈尚未出世，为什么知道姑妈，又为什么单独接见姑妈，接见本身又是一个迷。
　　
　　 五
　　 祖父告诉我，因家境实在困难，为了生计，无法继续在求学这条道路上走下去，高小毕业就不得不外出学艺做学徒，先后展转宁波、象山、诸暨县城，最后落脚定居在牌头镇。
　　 不能在求学路上进一步走下去是祖父终身憾事，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自学，取得了一定成就，对中医学和中医药学有较深刻的理解，由一名药店学徒成为一名工商业者，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打一手漂亮的算盘。得中风后，康复期间的调理和治疗，采用的是中药，自已开药方，因偏瘫在右侧，书写不方便，由祖父口述药方我记录，然后去中药店撮药回来。
　　 祖父把求学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孙们身上，子孙们也不辜负祖父的希望。父亲虽非名校毕业，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分配至青海省，终身参加大西北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父亲去世后，青海地方党委、政府发来唁电，称父亲“为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青海人民将永远怀念金老。”叔父五十年代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是教授级高工，曾是兵器工业领域著名机械工程师，八十年代中期作为高级人材由省委组织部和科技干部局共同引进，出任杭州机床厂总工程师，当时的杭州机床厂在全国机械工业领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是平面磨床的龙头企业，叔父为平面磨床数控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弟弟八十年代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不到五十岁时就获取了除院士以外国内全部最高技术职级，多次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目前是国内石化行业设备技术权威和特大型央企负责人。子孙们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多少弥补了祖父因家境困难不得不中断学业的遗憾，延伸了祖父无形的生命，或可称之为精神生命，九泉之下的祖父应该感到欣慰了。
　　 祖父是16岁那年外出去中药店做学徒的，我不清楚祖父在外出学艺创业的艰辛经历，祖父也从来没有透露过具体细节，我始终对祖父学艺创业过程似迷雾重重一般笼罩在心头。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家的景况，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相一致，处于最为困苦之际。曾祖父在三位兄长因病去世后，艰难支撑着家庭，自己体弱多病，无法劳作，靠出典祖传家产维持日常生计。祖父唯一的弟弟尚年幼，也是体弱多病。刚刚即将成年的祖父，在农村已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为家庭挑起大梁，家庭实际现状也需要祖父挑起重担时，却外出学艺。旧时学艺学徒期是没有收入报酬的，学艺的东家只负担吃住，一般的学艺出师要二到三年。
　　 家庭最需要祖父这个劳动力时，祖父却外出学艺，没有报酬支持家庭。是谁提议祖父外出学艺，是谁决定祖父外出学艺，为何选择到中药店去学艺，今天我已经无从知晓和考证。从已知的同村同族同龄人中，除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外，另有一位祖父儿时伙伴金福明，参加了国民革命队伍，官至国民党将军，其他的都无外出，安守家乡一亩三分地，背负青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儿育女。为祖父作出去中药店学艺是一个大胆而又有远见，且无视家庭生活重大压力的决定，这个决定又是祖父身上的一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