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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3日，也就是很多人在预谋第二天晒花、晒巧克力、晒红包的时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一个胖子被害死了，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在怀疑另一个胖子。
　　 看到这个新闻，我不禁想到一句话：每一个故事里，都会有一个胖子。他们或憨态可掬，笨拙迟钝，或满脸横肉，面目狰狞。总之，他们的加入，会让整个故事更加圆润。可是，同时扯上两个胖子，并且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胖子，而并且，他们还是兄弟——这样的剧情足够狗血。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有关童年和青春的记忆里，也大都会有那么一个胖子，多年以后，你依然会冷不丁地想起他，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还会思忖......
　　 他现在活得可好？是否会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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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庆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兼死党之一。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儿，是因为出生在10月1日。由此可见，在我们那个年代，给孩子起个名字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
　　 他天生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皮肤特别黑，当时我们这个小圈子有五六个小孩儿，他是其最黑的一个，属于半夜出门只见眼睛和牙齿那一类。
　　 我们这帮人能玩到一块儿，主要是因家离得都很近，我家跟阿庆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算是最近的。
　　 在没有楼房的80年代，家家住的都是平房，虽然没有电话和手机，但是相互联系却比现在更加便捷，基本吼两声就能集合齐。
　　 在那座长江边的氤氲小城里，在那些如今早已拆除的蜿蜒窄巷中，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童年时光。我们一起捉蛐蛐、打弹弓、夏天还偷偷地结伴去长江里游泳（因为家长从来都不让），而阿庆的强项在于，在作死这件事情上，经常会有奇思妙想。
　　 就拿放鞭炮这件事来说，我们玩得最出格的无非是去垃圾桶里捡一些破搪瓷杯，搪瓷盆什么的，然后把二踢脚的引线点着，趁着爆炸前的几秒钟，迅速地把搪瓷杯扣在上面，砰地一声，搪瓷杯能升到几层楼那么高。现在想起来，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万一蹦出的金属碎片扎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阿庆却有办法让我们远离这种危险，他建议我们把点着的鞭炮扔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人家房顶上，鸡窝和狗舍里。我发誓，80年代中后期，城市里的确是有人养鸡的。而且那时候，公厕还全都是旱厕。
　　 阿庆曾经豪迈地说：咱们比一比，谁能把鞭炮扔到粪坑里还能炸的响！
　　 说实话，这可是个技术活；需综合考虑引线的长度、燃烧的速度以及飞行的线路。因为扔晚了，没到目的地就炸了；扔早了，掉粪坑里时间一长，引线就灭了。于是，我们这些二逼小孩，在一次次尝试后，终于听到了低沉的炸裂声，伴着屎尿四溅的场面，由此而哈哈大笑。如果，扔下去的是二踢脚和开门炮，场面就会更加壮观一些；除了我们必须迅速逃离现场之外，厕所里的人也会发出十分刺耳地尖叫。
　　 阿庆并非是个不爱学习的同学，记得当时我们语文有一篇课文叫《翠鸟》，他就建议我们应该一道去公园的后山上找翠鸟，这样会对课文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有了这个目标，原本单纯的玩耍，就有了一层探索的意味，每个人都打起了精神。
　　 那个下午，我们在山上一直呆到太阳落山。翠鸟是没找着，但是采到了很多桑葚、无花果之类的野果。事实上到了后来，我们都已忘记当初的目标，争先恐后地爬树去摘果子。为此，包括阿庆和我在内的好几个同学，裤腿全都磨破啦。
　　 没错，阿庆曾经是可以爬树的。当时他只能算是个结实的小胖墩，四肢还算敏捷，发展成为一个标准的死胖子，那是小学毕业之后的事儿。
　　 然而就在他的身躯日渐臃肿的过程中，那些无忧无虑的嬉闹时光，也就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小学毕业，我因为搬家，念了和他们不同的初中，一帮小伙伴就此离散。再后来，我去读了重点高中，然后念大学，阿庆读了技校，然后进社会工作。
　　 我们就此渐行渐远，人生的交集越来越少。
　　
　　 3
　　 再次相聚，已是多年以后一次过年的同学会上。
　　 继续读书的小部分同学，刚刚熬过了梦魇般的高中三年，初尝大学的自由和轻松，而大多数没继续读书的基本都已经在社会上打拼数年，有的人挣了一些钱，言语间变得有些自大和轻狂——那份涉世未深时的年少轻狂。阿庆独自坐在角落，用粗壮的短手托着他的双下巴，微笑笑地看着一些人装逼。
　　 由于疏于来往，我对很多人的近况已经不甚了解，当酒局进入游击战阶段后，我向挪到身边的阿庆打听了一番。他平静地说，那些吹牛逼的基本都是子承父业，家里或大或小，都有现成的生意，跟着老爸做就可以啦。谁叫人家命好呢？
　　 还是那么一语中的，坦诚直率，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儿时在一起的感觉仿佛又回来了！
　　 阿庆还告诉说，他工作的单位效益不好，就快要改制啦，下岗虽然轮不着他，但是他也不想干啦，拿点补偿金，自己找出路算啦。
　　 我说，你想干点什么呢？
　　 他说，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后来，我们两家的祖屋都拆迁了，回迁房在一个小区，我母亲经常会遇见他的母亲。彼时，我早已离家在外工作，他也很少回他父母那边。我只知道，他家境不太好，母亲有病，未来的一切只能靠自己。
　　 接下来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没再见过面，只是零星地听说他的一些动向；起起落落，飘忽不定：90年代做过安利的传销，算是家乡那个城市最早做安利的那一批人，挣了不少钱，又赔了很多钱。最落魄时，帮人开过替班出租，后来不知为何又咸鱼翻身，跟人合伙开起了公司，作化妆品的区域代理。据传中间有一段儿，他还承揽过为东莞深圳的娱乐场所介绍输送小姐的业务，而且业务区域覆盖了周边好几个市县。
　　 大家都公认一点，在我们那一班同学中，经历过最多大起大落的应该就是他啦。可是你看他，发达时，永远锦衣玉食、夜夜笙歌，身边从不缺少女人；落魄时，同样可以没日没夜，起早贪黑，做着低三下四的工作，毫无怨言。
　　 各自的经历，造就了各自的人生，以及各自的人生态度。很难说孰对孰错。
　　 他曾亲口告诉我：老同学，跟你不一样，你寒窗苦读，委屈巴命那么多年，就是为了一个未来。而我没有，我只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儿，我从来不用去想。
　　
　　 4
　　 在最近的这十年里，我们差不多有过两次联络。
　　 一次是他结婚，正值我研究生毕业去机关正式报到之前，赋闲在家的那几个月，于是我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老婆温和贤惠，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站在他臃肿庞大的身躯旁边，更显得娇小可怜。
　　 那个夜晚，在一个算不上豪华的饭馆里，宾客散尽，最后只剩下三五个儿时玩伴。我们喝了很多，也聊了很久，我们祝福阿庆终于迷途知返，修成正果。他泛着红晕的脸顿时变得严肃，他说：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攒下什么钱，现在娶了老婆，很快孩子又要出生，真感觉压力好大啊。
　　 那个晚上，伴着满地的狼藉，在空荡的大厅里，我们一起回忆儿时的祖屋，那些蜿蜒的小巷，以及每到夏天江边随风飘散的芦花……所有这些场景，连同那段傻逼的岁月，都早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剩记忆。
　　 第二次，是父亲去世，我扔下工作回家奔丧，在悲痛和忙碌间，阿庆约了几个儿时的同学一起过来吊唁。我当时甚是感动，因为我没想过也没时间通知任何人。当时灵堂内外，往来穿梭的都是人，我没时间好好招呼他们。他们看我在忙，也就匆匆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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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过年回老家，母亲告诉我，阿庆前段时间离婚啦，是净身出户，把房子、车子、孩子全都给了老婆。据他母亲说，他即将搬去外地，因为他在那里有了另一个女人，他要过去和她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的我怔了一会，但很快就释然了。对于阿庆这样的人，我早该有思想准备，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应奇怪。
　　 活在当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面对诱惑和纷扰时的自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无非是生活的自然选择而已。
　　 可我多少还是有些伤感，因为这个人渣死胖子，终于也像我一样，离开了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故乡于我而言，能辨认的人和事也将更加寥寥。
　　 不知今后，每到桂花飘香的季节，他是否也会如我一般，想念起家乡的那一碗赤豆酒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