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城的记忆，原于一条街。这条古老苍凉而又十分魅惑的街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抺去。
　　 这就是梅城西街。
　　
　　 一
　　 很早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西街叫西门下。一说起西门下，那些老人，就会滔滔不绝地讲它的从前。说从前的西门下是多么多么的热闹，多么多么的繁华。
　　 还是三十年前，我第一次从乡村走进梅城，那时，心里特别高兴，以为进了城就了不得。后来才晓得，招工进厂也得分等级，全民的、集体的、镇办的、机关的、街道的、事业的，五花八门。
　　 我当时的那个厂坐落在梅城东街的转角处，左边上去是建设路，右边直走才是东街，人们习惯用语一般都叫东门。东门这条街不长，估算起来也只是三五百米左右，当初东门也有几家工厂，靠十字街附近有一家冷饮厂，一家光明照像馆，还有一家梅城饭店，再就是二轻局下属的木器厂、阀门厂、纸箱厂、还有不远的一家橡胶厂。纸箱厂是街办企业，橡胶厂是镇办企业。除了这几家厂子，在这条街的居民也少，如果最往东边走就是城关渔蔬场的鱼塘和菜园子。
　　 从东门往西走就是西街，以十字街为分界线，往南走过去就是南门街，南门靠近洣水河，有一个菜市场，而西街也就是沿着洣水河往西行的一条街。西门下在没有建洣水桥之前，洣水河两岸的的百姓都是靠摆渡来往。当时有两个渡口，一是西门下，还有一个是东门的铁路桥下，西门渡口是连接对岸的谭桥，而东门渡口是连接对岸的白茅洲。而西门下渡口作用更大，从广东岭南来的客商也是要经过此渡口而入梅城的。同时，梅城的来历也是与西门下渡口有关的。传说元明时期有一学子进京赶考，但此学子非常喜爱梅花，去京城赶考也瞩书童携一钵梅花，当他们来到洣水河摆渡过河时，由于书童不小心把花钵打碎了，无奈之下，书生就把梅花栽在洣水河岸边。几年过去了，书生考中并在京城做官，有一年冬他视察州县，又过洣水河，他看见了他亲手栽的梅花，正在凌寒绽放，他很是欣喜。此事传到县太爷耳中，甚为感动，并号召全城百姓栽种梅花，并把此城命名梅城。
　　 我当时一心想进城，觉得进城是件很自豪很荣光的事。虽然进的是集体企业，但想起招工那么难又觉得自己算是幸运，总比呆在乡下要强得多，起码一点，不要日晒雨淋。还可以看到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比如火车、轮船、还有汽车等等，对于一个山冲里来的青年，这些都是新鲜事儿。
　　 我进厂后，就与一些新工住在厂子的筒子楼里，筒子楼幽暗，光线不足，楼板是木板铺的，走起来除了响声，感觉在楼板上跳跃。但我们这群新工下了班是闲不住的，下了班，换了衣服就往西街跑。当时的西街在梅城的几条街道来说，是最热闹的—条街，集文化、经济、贸易、工厂、娱乐、饮食于一体的街道。有人大常委会、人武部、政府二招待所、商业局、供销总社、副食品公司、二轻局、医药公司、航运公司、搬运公司、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煤炭局、文化局、体育局、电影院、文化馆、花鼓剧团、印刷厂、彩印厂、鞋厂、棉织厂、电线厂、电机厂等等。在洣水河边还有座禹王宫，一年四季香火鼎盛。靠近街面是林立的商铺，人来人往穿流不息。感觉最诱人的是那几家做着各种小吃的店铺，我们每次经过那几家店铺时，那香气喷出来，直扑进我们的鼻孔里，诱得我们咽口水。当然，我们也有来吃的时候，就是发工资的那几天，大家凑在一起打“牙祭”，大块朵颐，海吃一顿。
　　 那时候我们去西街主要还是去电影院和体育场，我们只要听到有什么新片子，就要往电影院赶，而体育场是城内大型文娱体育活动场所，又是公审犯人的地方。对于梅城的土著来说，他们大多把体育场叫老衙坪。说从前这里是县衙，那个台子就是县衙集会和开公审大会用的，洣水河边那个沙滩就是枪杀犯人的刑场。待我进城的时候，就没见过在河边枪杀人了，只是每年要在老衙坪开一二次公审会。那些打了红叉的犯人，公审会一结束，警察就押着犯人上了一台解放牌货车上，再围着县城游一圈，然后送到离县城几公里远的地方执行枪决。我那时特别害怕，不敢正视那些犯人，怕他们的鬼魂勾人。小时候听老人说，一个人临死时的眼晴里，所储存的信息，就是他看到最后那个人的影像。所以我虽然去看公审大会，却从不敢近前去看那些犯人，更不敢去刑场看枪杀的场面。但同厂的有几个青工，胆子大得很，他们去过刑场。有一次他们从刑场回来说，有一个死刑犯临死时还喊口号。
　　
　　 二
　　 要说我真正融入西街和认识西街，应该是后来的那些年月。
　　 我在东门的那个厂工作了几年后，又去了另一个厂。在那个厂我做过很多工种，从车工到钳工到车间管理员再到分厂供销员，再到总厂计划科，还兼做总厂内刊的编辑。那时候我除了做工，还没日没夜地学写作，拜在文学女神的脚下，不能自拔。再说那时爱文学的人不多。后来，我的文章也上了县报市报，在总厂也有点小名气，厂领导也惜才，那年市党报办一个新闻写作培训班，总厂领导就派我去学习。学习回来没多久，我又被当时西街的一家印刷厂把我挖去搞办公室。反正都是一个系统，只要是局里打了招呼，人就可以走了。
　　 到了印刷厂，厂长任命我为厂办主任还兼人事劳资工作。当时厂里只有一百多号工人，但有一部分是在西街土生土长的，这部分工人都住在自己家里，只有一小部分住在厂里。我当时也成家了，妻子的娘家也住在西街，在老衙坪的对面，叫品墙背，从品墙背过去一点是县棉织厂，而与棉织厂挨着的叫“合门前”。这些地名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它们的来历。当年我与妻子儿子住在北街一个叫天府庙的居民楼里，从天府庙到单位，也有二里路远，而妻子还在原单位，离家里更远，我们俩每天都骑单车上下班。我那个单位，厂长要求严，不准迟到早退。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更是要以身作责，每天都要提前到厂，最后一个离厂。
　　 在梅城，还是西街最热闹，电影天天有看，剧团也时有新戏上演。我每次路过剧团，就能听见那些演员“啊啊依依”地吊嗓子，或传来一阵阵锁呐声、笛子声、鼓点声。有时候还能看见那些年轻的男女演员们穿一身飘逸的绸缎练功服在街上行走，或红色的或白色的，行走的时候，还一边哼着曲调一边走着猫步。那时我就想，原来我也是乡剧团的小演员呢，可叹的是，那年考县剧团时，政审未通过。
　　 我进城后，很少看戏，但有次去看了一场《千古一丐》的新戏，这出戏看得我很感动，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
　　 西街因为是旧城区，又加上街面有部分是国有的，大部分是私人的房子，所以一直以来，没有进行什么改造，都是老样子，房子非常陈旧，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老城老街的样子。真要改造就难，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一直在维持原貌，甚至一些文革时期的一些标语，还留存至今。
　　 我刚进城那十多年，还有航运公司和搬运公司，那时大多还靠水上运输，每日还能在洣水河上看见来往的船只，在西门下的码头上装货卸货。记得当时有一个吴姓青年，因一次从船上卸货，不幸被货物砸了腰，成了终身残疾，后来听说这个吴姓青年就是下放在我们邻队的那个青年。我对他的印象有些模糊，记得我高中毕业那年，他就招工回城了，单位是县搬运公司。他受伤后，我邻队上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多俊的一个青年呢。后来一次，我遇上了一个下放在我们队的知青，小名叫毛毛，他家兄弟多，除了长兄在长沙工作，其余五兄弟和父母全都下放在我们队上。那时说他家是工商业资本家。我在老家的时候，不知道工商业资本家是什么意思，但晓得他家成份不好，下来肯定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他们家除了母亲，全都是男丁，下放劳动也挺艰难，好再我们队对他们也好，一视同仁。他们全家在我们队也呆了好几年，后来全家回城，与我同庚的毛毛招工到了离县城有六十多里远的氮肥厂工作。几年后我进城了，他还在那个氮肥厂。可能由于没进城，找对象也成问题，后来他找了跛子女孩做妻子。有一次在街上遇见毛毛，他叫我到他家坐了一会儿，后来他结婚时，还要我帮他新房布线安装电灯。
　　 他家的房子就在电影院的对面，有一空门面，房子很破旧，父母住一楼，兼做酒生意，专门做县酒厂的散装酒。人在街上经过，没进门就一眼看见了他家那几个大酒缸子，闻到淳香的酒味。有次我开玩笑地问他，从前说你家是工商业资本家，但我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呢。他听后有点苦笑着道，什么工商业资本家，你看我家这样子，哪点像呢。我又笑着说，可能是个没落的工商业资本家吧。
　　
　　 三
　　 西街的主街道从十字街一直通到洣水河大桥脚下，主街两边还有很多小巷小路，像珍珠巷、金名园巷、董家巷、品墙背巷、推轮巷、合门前巷、翻身巷、育英巷、杨家巷、青石路，各条小巷小路四通八达，连接梅城的许多主干道。
　　 我刚进印刷厂的时候，记得当时的街道不如现在的平坦，到处坑凹不平，下雨天到处是积水，晴天灰尘四起。那时城市绿化也没现在好，街两边都是泡桐树，到了夏秋，花絮和叶子飘得满街都是。当年我岳母是个环卫工人，她们两人一组，每天起早贪黑，围着西街一直扫个不停。和我岳母一组是一个女孩，个子高，且身体结实，每天天不亮，她就来到了岳母家敲门，然后一同推着那辆板车，叽哩咕噜朝着西街走去。当时我想，一个环卫工人真是辛苦，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得要出去扫大街。有几次，岳母感冒发烧，都没有休息。说句实话，我真想为她们写一篇文章，宣传宣传。后来我小舅子顶了岳母的班也成了一名环卫工人，有次我对岳母开玩笑说，你的工作后继有人呢。
　　 印刷厂里有一名女工，讲起来很不简单，她家住在西门下，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在家里是个孝顺的媳妇。她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作兢兢业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然而，她作为好媳妇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后来被居委会报上去，外界的人至今也不会知道。听说她嫁过来后，没两年婆婆就去世了，接着公公又因病全身瘫痪，面对一个这样的家庭，她没有退却，而是勇敢地挑起了这负重担。她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最难的就是要照顾公公，每天的大小便，还要为他洗澡，作为一个媳妇，做起来真是不容易，而且她这一做就是十多年，从没有放弃过。
　　 厂里还有几个老印刷工，都住在西门下谭家老屋，他们在一起聊天，最爱讲谭家老屋出了些什么人物，比如谭震林同志就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他们还说他们的父辈曾经和谭震林在印刷厂一起做过工，闹过红。这还真是一点不假，谭震林同志出生在攸县梅城西街谭家老屋，他是从谭家老屋走出去上井冈山跟随毛主席闹革命。攸县人民为了永远铭记谭震林同志，先后在珍珠巷建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谭震林生平事绩陈列室”，在攸州公园建了一座谭震林烈士陵园，让后辈们去缅怀。在珍珠巷与大巷路的结合部，曾经是攸县师范学校，校名还是毛主席题写的，现在这里早已不是师范学校了，而是成了一所私立学校，但毛主席当年题写的校名至今留存在校门的右上方。
　　 还有闻名于世的佛道大师陈健民先生，也出生于西街谭家老屋。其父陈震南乐善好施，常念佛放生。其家与谭震林家是邻居。大革命失败后，谭震林父亲被国民党杀害，其父不怕受牵连，慨然出钱安葬。1930年，他拜诺那活佛为师，灌顶修行，步入佛门，从此，精求西藏密宗深义，广涉显、净、禅诸宗理论。50多年的佛门生活，先后拜师37位，灌顶500多次，闭关近40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其中：两年生活在攸县鸾山献花岩洞穴中，一年生活在坟场里，6年在西康高原苦修,25年在印度噶伦堡山城度过。无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他修行的意志始终坚定不移，终成一代佛道大师。
　　 我还听他们说西门下还出了个抗战老兵，去缅甸当过远征军，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健在，只是他现在不住西门下，也不知儿孙接他住哪里了。还有一些曾经在西街发生也轰动过梅城的不堪往事，这些虽是过眼烟云，偶尔也被那些记忆深刻的人提起。
　　 我在印刷厂工作不到三年，后来又调走了，西街也就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加上后来改制，许多企业单位都改掉消失了，剩下的仅有几家机关事业单位，西街的昔日热闹景象已不见了。航运公司、搬运公司、鞋厂、棉织厂、电机厂、印刷厂等等不见踪影。从前的轻工局变成后来的行办，商业局、供销社也早就分崩离析，剧团、电影院成了摆式，再没人光顾了。
　　 现在的西街还不如其他街道发展快，我每次经过西街，就想着，西街的鼎盛何日将再来？但看到近几年的变化，比如沿江风光带的建成和房地产商在此开发以及桐坝电站建成蓄水后，这些都是为西街的复苏和振兴，起着关健性的作用。如果我们假以时日再看西街，定是一个生机盎然又繁荣发展的西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