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中秋节过去二十来天。
　　 已是秋中。进入十月，天就一直晴着。
　　 下放以后我养成习惯，当夜降临时，坐在窗口，默默地望着星空，望着在夜色中若隐若现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山峦。而文革爆发之后，更是带着热血青年的诚挚，去夜空寻找那颗晶亮的北斗。
　　 然而，自从七八天前传来上边发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之后，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在看向星空时，阴霾总是遮住星河。时隐时现的山峦，也失去以前玄幻仙境般的妙曼，变得狰狞，宛若魔魇。
　　 真是好梦不灵厄运贼灵。前一天晚上，公社所有知青被召集到白水大队，聚集在早已搭好的木台下。7时许，喇叭响了：“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俞予立押上来！”
　　 台下顿时气氛凝重。我的第一反应是，妈的，不是又要开杀了吧。
　　 芋头（俞的外号）被五花大绑押上。立即有人发声：“俞予立，你这个反革命，你还反到底。你想翻天啊。”
　　 芋头回答：“《白水反到底》是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话没说完，几条彪形大汉冲出，好一顿拳脚。
　　 台下知青大哗，一个大嗓门更是吼出：“不准打人。”话音刚落，几个一早就埋伏在知青中的人出手将大嗓门擒拿，押将上台。灯光下，挨绑的居然是张根宝。一个时时与人为善的老实知青。
　　 当晚的斗争会半小时不到就散。会前安排的几个人，实在讲不出个一二三，根宝学长又不在计划内，便被当场释放；而芋头学长，则在黑暗里被押走，不知去向。
　　 怀着抑郁愤懑，我们离开白水，回到江河。大家都在沉默。
　　 天慢慢黑了。我正在想着芋头，不知他在哪里，他还好吗？匆匆的脚步声把我惊动，同队的青年农民德宅神色慌张地闯进房间：“细娃，快逃，他们要抓你。”
　　 德宅是基干民兵，他们一家上至父母，下至他两口子以及与我同年的妹妹，对知青都很关爱。如今见有为难，便偷偷前来报信。
　　 德宅匆匆走了，他不能久待。而我，静静地等待着，在身上加了件罩衣。几分钟后，两个莽汉气势汹汹冲入：“跟我们走。”
　　 到了。宗祠门楼也搭好木台，汽灯高悬，惨白惨白，那吱吱的响声格外嘈耳。台下已站满了人，眼角的余光看到大队知青匆忙赶来。
　　 未几，昨晚一幕重现：“把反革命分子**绑起来。”嘿嘿，我跟芋头待遇不同，他绑着上台，我上台被绑。
　　 “xx，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地主狗崽子！”咬牙切齿的声音充满仇恨。
　　 “我不是反革命，我爸妈不是地主。”我的反驳很坚定，也很苍白。
　　 “他妈的，还不老实，绑紧点！”三个孔武有力的汉子靠上，两人按肩，一人动绳，那个利索，那个快捷，真是老手。两个多个月前，同宗的族人就是被大队贫下中农法院定为死罪后，由这这几人开枪毙掉的。
　　 绳索在我的背上留了个圈圈，绳头从中穿过，能感觉到有人用膝盖顶着背脊，往下使劲。顿时我全身一紧，呼吸急促，而整个手臂胀痛得难以言表。噗，一声清响，我的手臂胀痛消失。
　　 只听得主持骂声娘：“怎么断了？接上，绑紧点！”捆我的绳索因用力过猛，居然断了。
　　 我能听到绑者用力甚猛地咬牙声。我能感到膝盖顶住脊背的大力，手臂剧烈胀痛，呼吸几乎停顿。此时，我应该是脸上煞白。而两只耳朵后面，好像有东西碰上。我硬挺一声不吭。
　　 知青是文化人，知青却不是胆小的人。类似昨夜的吼再次响起：“不能这样绑人！会死的。”
　　 王其亮，高中学长，平日里文质彬彬。自学医术有年。就因为这一吼，落了个昨夜根宝兄同样下场。
　　 汗出如浆，胸口堵得慌，有要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我已听不清那些人在喊什么，只觉得远处的山影在慢慢压过来，很沉，很重。眼前闪烁着红红的眼，像星星，但不是北斗。
　　 看到我摇摇欲坠，德宅冲上来，一边撑住我，一边破口大骂：“真啊亮拉趴（操你娘的x），你们想搞死人吗？”
　　 批斗终止。主持吩咐：“押去大队部，到那里再松绳子。今晚你们队派人看守。”其亮学长不是要犯，给放了。
　　 德宅，太林（也是我队上的青年农民，基干民兵）扶着我，尽量加快脚步，赶往大队部。
　　 终于到了。松绑前，德宅轻轻说道：“他妈的，手指都挨着耳朵了。忍住，很痛的。”
　　 此刻我才知晓，在台上感觉碰到耳背的东东，是自己的手指，反着从后面攀上去的。
　　 如果可能，我宁可绑着不松。绳索一解，立马如万刃加身，从挨捆就一直强撑忍住的我，也爆出一声闷哼，眼前金星四窜，别说北斗，南斗都有了。
　　 夜渐渐深了，勒开肉渗出血的手臂，敷上德宅拿来的草药，也渐渐麻木。我无法入睡，脑子空空的，思维似乎停顿。大约凌晨四点，德宅进来，神色很是难看：“xx，你跑吧，明天他们要把你送公社。”
　　 “我跑？我跑了你们怎么办？”
　　 “我们怕个卵，老子是贫农。他们不敢。你跑！不然会被整死的。”
　　 太林在一旁补充：“听说公社点了你的名，一定要抓，说你反了血统。”
　　 拒绝了德宅和太林的好意。心里像翻滚的江潮。知道了自己的罪名，也想起我写的一张大字报。大约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季，北京出了一幅轰动世界的对联，上联曰：“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曰：“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曰：“理应如此”。十七岁，正血气方刚，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张大字报，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论据，痛骂了谭立夫，想不到这也就成了反革命，一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德宅和一个不知名的他队社员，将我押往公社。一路上，德宅始终阴沉着脸。我明白，他在怪我。
　　 公社，芋头已呆了一天一夜。见到我，他有点吃惊。
　　 德宅走了，临别时，他说：“小心点。”我看到他眼中的泪光和担忧。
　　 芋头的手臂还在淌血，我问道：“没给你上药？”
　　 芋头笑笑，说实话，笑得真的难看。他稍稍摇头。芋头是高中学长，文革之前，在修潇江河坝时，凿岩打炮眼，被碎石迸入右眼，手术后变成独眼。按理他可以病退回城，他没走，说是要坚守。
　　 见我又要说话，芋头立即用眼神制止。相对无语，但我清楚，我们都不害怕。
　　 很快，来人将我们押出，大概是看到我们伤口，绑得较松。胸前挂上一块两尺多长，一尺多宽的木牌，上书五个大字：“现行反革命”，字上有把叉叉。
　　 我们连续赶了三场。每到一处加一两个人。第三场，押上一个农民，瘦瘦的，样子很老实，上台后也给他挂了牌牌，牌子上有五字：反革命分子。他很认真，仔细盯着那几个字，嘴里数了数，突然，他抬起头：“报告，搞错了。”
　　 正准备宣布开斗的人大怒：“妈的，哪里错了？”
　　 老实人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嘛。我叫xxx，我的名字只有三个字。这里是五个字。”全场顿时轰然。
　　 因为笑场，几乎斗不下去，喊了十几句“打倒xxx”后，一行八人，押回公社已是下午四时过，终于肯给饭吃了，一人一碗，叫唤也不多给。饭后，我和芋头关在一间房。斗了一天，看守也不见了。
　　 五点左右，屋外有些骚动。随即我们房间涌入十数人。白水的，江河的，还有几个不认识，但都是知青。几包烟，几个苹果。他们说，钱不够只能买这些，明天再想办法，你们受苦了。刚说了几句，看守赶来，他们被驱走，送的东西留下。
　　 芋头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进，徐徐喷出，再吸，再喷。目光有些呆滞。而我拿起一只苹果，没咬。我能感觉到，苹果是甜的，会很甜。
　　 是夜，芋头不停地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这是北斗吗？我有些恍惚。
　　 看守曾交待：“夜间不准说话，否则……”
　　 我们俩都静默，都没睡。屋外几个看守在交谈：“那个写《江永告急》的知青怎么没抓到？县上是点名要抓的哦。”
　　 我有些紧张，芋头也是，因为他的烟头突然不闪了。我心里默念：钟圻，你千万躲在队上，千万躲好。
　　 手臂的痛，刺激神经，人也变得有些亢奋。插队一年多，我们在追求什么？人们在追求什么？思绪飘飞，好像回到文革初期。首都，那个大人物的儿子，趾高气扬地宣布“理应如此”时，我们不接受这狗逼逻辑。我们也是长在红旗下，也一直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且，我们响应号召，虽然委屈，也还是下放当知青，凭什么我们必然混蛋。我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串联，辩论，撒转单，贴大字报。天安门下，我们忘情地喊着万岁，鞋子被踩掉，帽子被抛飞也全然不顾。时时刻刻，手中红书都在挥动，我们狂热地向“走资派”开火，我们虔诚地将像章挂在胸前。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毫无改变？走资派不提了，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斗我们的人，捆我们的人，有些是一个月前杀人的刽子手，那些跟着斗的人，为什么不恨他们？为什么如此仇视我们？
　　 小学一年级，父亲被冤枉，定性为“阶级敌对分子”，我遭到学校大队辅导员的鄙夷，是班主任给了我温暖。半年后父亲平反，随着心里的阴影渐渐消除，我兴奋地和小同学一样，无比崇敬地系好红领巾，自豪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初中，我当上班级的学习委员，在红领巾合唱队，受到老师的器重。我们班是年级八个班的尖子班，我是尖子班的尖子。每次考试后，我都会受到班主任的奖励，在米粉店享受一份香喷喷的米粉。那时的我，专心学习，为自己设定二十五岁当副教授的目标。
　　 然而，高中我考不上，不是成绩，而是政治。于是下农村，于是成为“政府的人”被农民羡慕，直到社教运动后期把我们的烂底子公之于众，从此尽遭白眼。
　　 我从迷惑中逐渐清醒：再大的努力，我们还是被歧视，再多的虔诚，我们还是那被剥夺学籍，驱赶流放的弃子。非我罪，是家庭出身的原罪。
　　 屋内烟头的红光与窗外夜空的星星一起闪烁，北斗晶亮，它的光一丝一毫也不肯撒给我们。我们是一些可怜的炮灰，是一群幼稚的傻冒。
　　 天亮了。公社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头，声嘶力竭地吼了几十分钟，最后一挥手：“押出去！”
　　 绑着绳子，挂着牌子，看着天空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自嘲地笑了：我们好像也曾被比喻是它。
　　 游街。又过一天，还是游街，押解我们的人，一副不把我们斗倒斗臭决不罢休的模样。两三天下来，我们将江永县城关巡视了个遍。中午，站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路中，接受路人的观礼。初始，我还为自己如同动物般被人指指点点，被人鄙视而有些不自在。慢慢的，那一片“打倒”声开始适应，我已经麻木，站在阳光下，任凭他人鄙视。
　　 一个知青躲躲闪闪靠近了我。他是允山区的，有点面熟。他悄悄地对我说：“钟圻来了，在江永饭店。他来县城看形势。”
　　 我和芋头都急了眼：“快叫他跑，县里正要抓他。”
　　 允山知青二话没说，扭头直奔饭店。十几分钟后，他又回来，沮丧地告诉我们：“我看到几个人把他押走了。”
　　 蠢货！我狠狠地骂了一句，芋头也是又急又气。以当时的气氛，假如钟圻当时在我们身边，我俩一定会把他揍得连他妈妈和外婆都不认识他。
　　 钟圻被关进县看守所，级别比我们高。而我和芋头，回公社（潇江公社社部离城关不远）被赏了午饭后，竟然被放了。捆斗没有理由，放人也不要理由。我们讶然，也没犹豫，赶紧回去，安排人去县城，刺探军情。
　　 当天晚上，凑了几元钱，安排了两个不常在县城露面的大队知青去看钟圻。他能吃易饿。一定要买些熟肉，再加一斤蛋糕。
　　 下午，去县城的人回来：“钟圻还好，没挨打。当着我们的面，把肉和蛋糕吃了个干净。”
　　 妈的，要死也当个饱死鬼。
　　 又过了几天，我们正在自留地栽种萝卜苗，远远有一个人的身影落入眼帘，钟圻居然安然返回。在县看守所坐了七天，钟圻显得很邋遢。他告诉我们，县军管会开恩：知青在江永，没开一枪，没伤一人，没搞打砸抢，贴贴大字报，撒撒传单，红卫兵嘛，很正常……放人。
　　 轻描淡写，我们这捆算是白挨。一段时间，全县几乎所有的公社，都在斗知识青年，那种骨子里原始的暴力因子，几个月前导致无端端杀人--因为被杀者是黑五类及狗崽子。几个月后，又无端端捆斗知识青年，因为知青是不安分的残渣余孽。大家都在恐惧，早几个月因为道县的杀戮而惶恐逃命，在中央下文制止屠杀后不得不离开城市返乡的知青，又遇上“清理阶级队伍”的好日子，再一次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
　　 江永红旗公社的一位知青，年长我们许多，文革从不参加，平日里靠着一门会油漆的手艺，在老乡中混得风生水起，这次大范围的捆斗知青，他怕了，因为父亲是右派，也因为自己长期“不务正业”。那些天，他时常午夜惊魂，瑟瑟发抖坐到天明。他年长，面子观念也有，担心自己万一挨捆会叫嚷出来，于是决定预习，以身试捆，让同队的知青捆他。不料小青年没有方寸，差一点捆掉性命。
　　 我的伤口慢慢愈合。但右肩韧带断了。至今右手反过去只能搁到半腰。好几年后，下河游泳，清风拂过，手臂绳索捆过的地方，还会重现当年的痕印，一条条，活像蜈蚣。
　　 两个月后，我们离开了江永。当年，我们带着理想来到这里，咬紧牙关，与命运争斗，与饥饿争斗，羸弱的身板，在艰苦的劳作中逐渐强壮。歧视的白眼，忍，思乡的愁绪，压。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我们渐渐有了感情，虽然时不时会有对不可知的前路感到茫然困惑，偶尔也会对一辈子也许要在这里沉沦而不甘心，但是理想信念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能堕落。心里的苦，用歌唱去宽解，肉体的累用彼此的玩笑去放松。然而，当理想和现实猛烈冲撞，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弱者，弱到毫无抵抗之力。
　　 在去县城半途的牛头坳，我转身看了看差不多隐在水雾中的村庄。别了，历经四个年头，呆足三个寒暑的村庄。别了，那些爱护我保护我的乡亲，我永远记住你们的恩德。但是我一定要走，因为我不敢判断还会不会再有一次，尤其，我们都是上了贫下中农法院杀榜的人。
　　 别了，那些仇恨我伤害我的人，就算我再宽容，你们也该自省自悟，在灵魂深处进行深刻的忏悔，同样一个运动，别人可以护人救人，你们却为何疯狂到失去理智，失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