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1929年出生。那一年，毛主席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太姥姥家有七个闺女，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一家子赶上娘子军了，可想得多热闹。太姥姥的烧火棍都打坏好几根了，可是裹着小脚的娘怎么也比不过那几个一闪而过的红头绳伶俐，黑乌乌的辫子在炕上乱飞，喊娘声，哭嚎声，一眨眼都跑没了。太姥姥拄着烧火棍站在门口直喘粗气。
　　 那一年不太平，国民党、老毛子、土匪，你下台来我登场，每到这个时候太姥姥都把几个闺女赶到地窖里去。太姥爷的木工活也不干了，背个布搭子匆匆的赶回家，只是烟袋抽的更频了。
　　 有一天，老三急匆匆的跑进屋，手扶着门框弯下腰来喘粗气：“爹，外面又来了一伙当兵的！”太姥爷刚把烟沫子塞进烟斗里，听了这话，急忙下地趿拉着草鞋出门去了。临下黑的时候，一家子围着饭桌等着开饭，门吱啦一声响；几个脑袋趴着炕上的窗户看，发现爹带回来一个个头不高的半大小子，头上带个帽子，身上穿着灰色的军服，袖口那里都飞边子了。开口倒是东北的方言“大叔、大婶”，然后扫了一圈，腼腆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早上起来，太姥姥发现小战士不见了，昨晚上外屋他睡过的那堆柴火也被摆正了，仿佛没有人来过一样。太姥姥忙打开门，邻居的二娘也出来了，两人相视一眼，原来天没亮部队就走了，静悄悄的，只有通往村口的土路上还可以看得出他们走过的痕迹。太姥姥望着，用袖口擦了擦眼，叨咕着：“那个娃，连口水都没喝呀。”
　　 我太姥爷一家是个传奇。家里一共七个大姑娘，竟然都当过妇女主任，有六个是党员。老六做了大队书记，文革的时候带着大家闹革命，她偷偷让人把一个母亲跪的砖块拿走，这样就能悄悄溜回家奶孩子。当时台上的几个人挂着死沉的木板，她看见了顶着上头的压力把大家脖子上挂的细铁丝换成粗绳子。有人不服气她一个嗓子吼回去，梳着利落的短发丝在阳光下倔强的翘起来，换来了一片鸦雀无声。有了出去学习的机会，身边是同龄人开心的叽叽喳喳，手上带的刚买回的瑞士女手表；她摸摸兜里的80块钱，赶在走之前跑去粮店给家扛回了一袋白面。
　　 几个姨姥都是二十岁往上才出门子，那个年代哪家的姑娘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就嫁人了，更有很多女孩还被家里换了一年的口粮送去当童养媳，更别说念书了，可这就是太姥爷让人敬佩一生的地方。他楞是一个女儿都没送走，多困苦的日子也舍不得卖孩子。还把她们都送进了扫盲班。我不知道那个瘦瘦小小的老头身上有着多少能量，也永远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用正直、善良、勇敢的精神去教育着他的儿女。我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人不能忘本，无论走多远我都想把他们的故事带在身上；因为这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宝贝，这是我们家的家风。即使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辛酸愁苦给人品尝，但太姥爷一家却将生活熬成了最有味道的一瓶酒，淡淡的释放着清香，留给子孙后代慢慢品尝。
　　 说到我姥姥，她二十六岁那年才出门子。她是老大，干的活最多，哄孩子、缝被子、下地干活、割草拾柴火，太多了。别人给介绍，她不走，惹急了就拐走门后的土筐上山挖菜去了。家里张口的多，能挣工分的少，爹娘没儿子，就把自己当成儿子。出嫁前太姥姥和她的大女儿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的缝着出门子的嫁妆，天沉下来了渐渐看不清针线了，太姥姥的眼泪吧嗒落在了被面上。
　　 姥爷从小就是个放猪的猪倌，爹没得早，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可是娘却有些痴傻。不知怎的他和私塾的先生处的挺好，跟着学了几个月学问，刚开始给村里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水产公司继续当会计。他头脑灵活，加减乘除结果张口就来，算盘打的噼啪响。可在人情世故上确是死脑筋，干起活来不管不顾，每次到了吃饭点都要家里喊他，家里的活计根本指望不上。那时姥姥特别辛苦，春天起风了又下雨，外面刮的灰蒙蒙的混杂着黄泥点子落在她披着的塑料布上，她踩着梯子，把能找来的木头都压在屋顶的茅草上，个子小够不到，颤颤悠悠的把着房梁，害怕一个不小心大风把梯子吹下去。生老二的时候，隔壁邻居是个和善的老太太，帮着看孩子，每个月给人家一些报酬。谁想到姥爷的妹妹和娘过来，出去对外人说她偷懒不干活还雇佣老妈子。于是一顶封资修的帽子扣了下来，姥姥丢了工作，一股急火上来头发都急白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讨工作之路。她每次去县里都要去商店买些糖果，一进人家办公室就连忙送过去，这样哪怕为的是多等几个小时也至少不受白眼。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久。
　　 我妈三岁那年发高烧不退，身上像蛇蜕皮一样掉的一层一层。姥爷背着她走了一晚上夜路去旧屯找熟识的大夫，天亮了把孩子放在炕上，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让老来得女的两个人喜极而泣。日子总是停不下来脚步，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儿子去部队当兵倔强的愣是四年没回家探亲，姥姥忍不住去探望才知道因为部队里护士误诊，大儿子黄曲霉素过敏从鬼门关逃过了一劫；找工作的事情有了眉目让这个家窘迫的生活看到了希望；姥爷依然早出晚归在算盘账本中忙碌着。这样文革到来了。
　　 那时候我妈上小学四年级，同学们开始跑着跳着围着她喊：“瓷盆瓷碗瓷尿罐、你爹是个贪污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外面的封门总是被泼上东西、贴上大字，夜晚女人搂着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坐在炕上，警惕的听外面的声音。一家之主被关进地下室，每天小女儿透过上面的窗户往下给爹递饭。审查一遍又一遍的过，诬陷姥爷贪污的人最后翻遍了几百本的厚账册，没发现一笔错账漏帐。放回家的第一顿饭，姥姥特意拿出了白酒，倒了满满一盅，杯子里倒映着姥爷毛躁躁的头发和胡子，一饮而尽中，姥姥悄悄用袖口擦了眼角。
　　 退休后的日子两个人依然忙碌着。他们太忙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熄灯，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几个孙子孙女全都在奶奶家养大，吃喝拉撒睡样样让两个老人既辛劳又心甘情愿。一次几个孩子逞强似的往奶奶身上压，你压肚子我压脖子，幸好被中午回来吃饭的姑姑看见连吼带打的赶了下来，老太太被压的脸色苍白话都说不上来了。当时小孩流行“鼓炸碎”，两个老人看着三个孩子躺在炕上，一遍遍地把混着黄药末和烈酒的药给他们涂在脸上。家里附近有个雪糕厂，姥爷六十多岁了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去批发一箱子雪糕，推着到各个屯子叫卖，晚上回来如果有剩下没卖完的，就分给孩子们，欢笑声中将最后一根坏了形状的留给姥姥。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姥姥做起了咸菜，什么辣白菜咸蒜桔梗，个顶个鲜美可口，我跟在她屁股后面看着她把一个个大碗往小车上的玻璃柜里装，学着她戴上白口罩莫名觉得挺美。他们两个人这辈子干过好多营生，卖过肉串、小菜、还批发过鲜花，随着季节应时应景的努力赚钱养活一家子。我的印象中，姥姥是先锋，是女将，指挥得力毫不松懈；姥爷是小兵，还是个忠诚不二的小兵，指哪打哪，上了年纪的他似乎要将上半辈子没给姥姥干的活都弥补回来，不管春夏秋冬，永远一个深蓝色的大围裙穿着，哪怕姥姥让他上树割树杈，也毫不犹豫地踩着凳子就上去，回头问姥姥：“你要哪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的心情之中，姥姥的家也一样，因为顶梁柱塌了。姥爷被刚参加完宴席喝的醉醺醺骑着摩托车的小青年撞倒了，跌倒进自家门口的桥下。平时坐在桥下乘凉唠嗑的乡邻记住了车牌号，慌忙中呼喊着把姥姥从屋里叫了出来。县里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情况仍然危险，又转到了省城医院CPU病房。三个儿女轮流照看，姥姥却一直坚守在家里，她说：“我要等你们的爸回家”。姥爷转醒的时候叫孩子们把姥姥叫来，姥姥还是那个装扮，穿着一个马甲，背个书包，里面装着他们俩全部的家当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来了。插着氧气管姥爷说不出一句话，姥姥握紧他的手，仍然说：“我等你回家”。
　　 今年是2017年了。姥爷仍然瘫卧在床，每天阳光上来的时候姥姥就递给他一把黑伞，姥爷转动着伞，用另外一只骨瘦嶙峋的手去拨弄伞的穗子。姥姥在炕的那一边摆扑克捡“别扭”，时不时地看着炕那边，有时候两个人也会聊起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似乎经久不厌，还是姥姥说的多姥爷听得多。可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多么来之不易，姥爷自从手术后脑神经伤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就抽搐一阵，按都按不住，姥姥把他的假牙拿下来了就怕被抽进食道里。去年秋天，我看着80多岁的姥姥冷静指挥这些儿孙们把灵棚搭好，从炕上蹦下来去柜子里找需要的东西。屋里没人的时候就坐在凳子上看着姥爷在炕上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嘴里还像往常那样把旧事一件件念叨给姥爷听，竟然奇迹般地将姥爷骂了回来。
　　 我知道家里被骂最多的这些孩子中永远是大姐，她是家里的大孙女，当教师。从来就是只要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一定买回来一份给爷爷奶奶尝；我知道家里最听话的永远是二舅，五十多岁的镇长在姥姥指挥下说一不二，拿起油来放下醋，要不是姥姥胳膊摔骨折还嫌弃他炒不好菜；我知道家里最倔的是大舅，今天送松子明天送水果，姥姥心疼他浪费钱，他就扔下一句：“你不吃我爸还吃呢”，转身关门就走，明明刚过完六十岁生日还像个和娘赌气的孩子；我知道家里最温暖的两个人就是现在，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东北冬日暖洋洋的火炕和阳光中相互依靠，我知道，这就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