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音，我从小于那里借了点儿凑2000块钱给田里，他说啥也不要，我深情地对他说:“大哥，我还是原来的爱民。这点儿钱先给嫂子治病，以后我再来看你，让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贺县长说给我安排好了晚饭和住宿。我想了想，说，“老贺，晚上我还有点事，明天我们再聚吧。”
　　
　　 三下访
　　 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可是，这时候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刁矿长侮辱女服务员、祝晓庆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田里女儿蒙受冤屈、老区人民的生活现状等等一系列画面，在我的脑子里驱不散赶不走。我不但觉察到了肩上的重量，而且需要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些情况光靠听汇报是听不到的。我没当过书记，但是，我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生活在现实中，也了解到有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欺上瞒下，谎报成绩贻误了我们的事业，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跟贺县长说有事，就是想晚上在县城转转。我不是不放心老贺，我不愿意固定在他的思维之内，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有发言权，才能获得工作的主动权。
　　 告别战友田里和乡亲们，走出石峪沟时，已经是红日西坠、晚霞似火。车到县城我们送走向导后，我对小于说：“今晚我们住旅馆，晚上我请客。”
　　 小于撅起嘴，不高兴地说：“堂堂的县委书记，不去住招待所，却去住旅馆，你该不是冒充的吧?”
　　 “小于，你怎么这样说话。过去的官吏都能做到微服私访，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深入群众，与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拿出更好的方案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呢？”
　　 “那……董书记，你到底叫啥名子。我总觉得你与过去的董书记有点不一样呢？”
　　 我觉得不能再瞒他，而且也瞒不住了，于是笑着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说：“这可是天下奇闻，千万不能露馅啊。”我知道他是值得信赖的人，于是说：“这似乎荒唐，但是只要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办了实事，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至于我个人的得失是无所谓的。不过，这事儿只有你知道，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董书记，我非常敬佩你的为人，也愿意像你那样去做，有事你尽管吩咐就是了。”小于诚恳地说，“今晚算我请客吧，因为你没钱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把钱都给了田里，于是不好意思地说：“先花你的，记上帐，发工资了一块算账啊。”我们在小吃店吃了水饺，喝了瓶啤酒，就到附近的旅馆住去了。登记的时候，我说：“我忘带身份证，我的司机带着呢，你看行不？”管登记的像是老板娘，40多岁的样子，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来牛县办事的。也许她看我真诚实在，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就同意了。因为旅客多，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服务室聊了起来。我问她：“旅馆生意怎样？”她说：“凑合着吧，反正下岗没事可干，好在房子是自己的，不用花钱房租，每天挣点生活费就知足了。”
　　 “群众反映情况找县领导好找吗，信访办在哪？”
　　 “你要上访啊，那比干啥都难。”提到上访，这位大姐的话便多起来，“信访办原来在临街的地方，不知为啥搬到旮旯去了；他们把上访看成毒蛇猛兽，你给评评理，没有冤屈，哪个吃饭了撑的去上访玩儿？可是有些领导认为人们都是无理取闹，重的让警察抓你关你，轻的推着拖着不办，直到拖累拖垮你。所以，有些人只好到省城到北京去申冤去告状。”
　　 我问：“大学生升学就业情况怎样？”
　　 “现在是大学好上，工作难找。有的人家借钱上大学，满指着毕业找个工作后挣钱还饥荒，可是往哪找工作，没人没钱没势的只好在家呆着。原来的县委书记为了收买人，照顾当官的老婆和子女，把他（她）都安排到了好单位，挣钱多福利好，也不管有没有文化，占着重要部门，而能耐人和大学生却没事可干。再就是要想找到事做就得送礼，原来的县委书记收了一百多万呢，被送进监牢了，活该！”这时，旅馆老板娘警觉地问，“你是记者吧？”
　　 “我想当记者，人家不要咱们。”
　　 “我说也不能呢，记者都住宾馆，哪能住我们小旅馆。”
　　 我对老板娘说：“大姐你忙着，我们俩到外边看看牛县的夜景。”
　　 “早点回来，别到有小姐的地方去，让警察抓住可了不得。”
　　 走出旅馆，我和小于沿着大街往西转。因为刚过中秋，天气不热也不冷，大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街两边的小商店、饭店生意兴隆。往南拐是个小露天市场，卖冷饮卖烤羊肉串的应有尽有。我们正转着，忽然从不远处传过来哭声和喝斥声。我们还没走到跟前，就见两名工商人员从一个小姑娘手中夺过口袋，扔到旁边的车上，然后开车走了。我记住了车号，走过去问正在哭泣的小姑娘：“刚才是怎么回事？”
　　 “工商管理人员说我没执照，把我的半口袋花生给没收了。”小姑娘停止哭泣，把手放下来。
　　 这时候，我借着路灯的光亮看到小姑娘的嘴角有一颗黑痔，便问道：“哎，你不是城南饭店的服务员吗？今天中午咱们还见过面呢。”小姑娘也认出了我，说：“叔叔，我已经不在那儿干了，妈妈煮了点花生，叫我晚上出来卖，还没卖出一斤，就让人给没收了，我回去准得挨打。呜——”小姑娘又哭了起来。这时围来好多人看热闹，我问他们：“晚上在城里卖点花生还要营业执照吗？”有人说：“纯粹是卡油，说不定留他们几个人值班的时候吃。”还有人说：“他们光会欺负老百姓。”我安慰小姑娘说：“明天上班以后，你到县委办公室找我去拿，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董为民。”我回头叫小于记上了她的地址和姓名。
　　 听说县委书记来为百姓说话，围的人更多了，他们纷纷向我反映工商部门吃拿卡要的恶劣行为。我认真地听着，不时的在小本子上记着。我问:“刚才拿东西的是哪个所的？”人们告诉我是城关所的，我又问了城关所的地址。我跟小于说：“走，咱们到城关所跟踪调查，反正他们也没手铐。”提到手铐，小于笑了，说：“董书记，我不怕，我一定保护好你。”
　　 我们到了城关所门口，门卫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刚才进来的面包车司机。”
　　 “你是他啥人？”
　　 “我是县委的董为民。”
　　 “哦，你是来吃花生的吧，他们刚弄来半口袋花生，还给我留下两捧呢。去吧去吧，去晚了可没份了，今晚狼多肉少。”
　　 我气不打一处来，没等门卫说完，便气冲冲地朝里面走去。一楼的值班室亮着灯，我敲开了门，只见屋内满地的花生皮，五名着装人员和一名便衣边吃边谈。我问：“你们哪位是所长？”其中之一抬了抬头说：“你说你有啥事吧？”
　　 “这袋花生有多少斤？每斤多少钱？”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们知道那个小姑娘有多难吗？中午有人侮辱她警察不管，她在饭店干不下去了，晚上才出来卖点东西维持生计，可你们又没收了她的东西，跑到这里白吃，一分钱没付，你们的行为跟抢劫有啥区别？只不过你们这是披着合法的外衣，用行动败坏着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
　　 那个人站起来说：“你是她的啥人？她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我是她的啥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执法部门知法执法。我们是人民公务员，要为人民，不要害人民。”我缓和了一下口气，“希望你们认识到问题的危害性，明天让工商局的领导领你们给小姑娘道歉、赔偿损失。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叫董为民。”我招呼小于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一片惊诧和悔恨。
　　 出工商所我的胃有点难受，就来到了隔壁的城关派出所。我领着小于向里走去。我看到厦门没有门卫把守，里边有几个屋子亮着灯。我推开第一个屋门，见一年轻人在办公室看书。我说：“打扰一下，我胃病犯了，借水吃两片药。”我经常犯胃病，口袋里总是装着药，不过今天有点见机行事罢了。
　　 年轻人礼貌地站起来说：“你好，我是民警徐杰，我给你倒水。”说着，拿起一次性纸杯，给我倒了水，对我说：“坐下歇一会儿吧。”
　　 我问：“门口没有值班？”
　　 “有，在隔壁打扑克呢。”
　　 “那你怎么不去打？”
　　 “我正在学习法律，准备考研究生呢。”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参加工作几年了？”
　　 “我是人民警察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在城关所当了五年警察。”
　　 “你对警察和警察工作怎么理解？”我觉得有点像考核别人，于是，笑着说，“哦，我该吃药了，咱们瞎扯。”便把药放进嘴里，用水服下。
　　 徐杰也笑着说：“没什么，我很愿意跟别人谈谈对自身和工作的认识。警察是人民警察，肩负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要对党对人民负责，人民警察要把老百姓当成父母，他们的安危冷暖要系在我们身上，打击一切侵犯老百姓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在祥和幸福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否则，就有负于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就不配做警察工作。”
　　 我不住地点头，暗想：徐杰真是好样的，公安部门这样的人越多越好。我又说：“你对公安干警中一些存在问题咋看？”
　　 “公安队伍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也写过如何治理这类论文，可惜没能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我只是一名警察，况且有的领导等级观念强。说实话，我人微言轻，难以扭转局面啊。”我理解他的牢骚或是不满，现行的人才管理办法埋没了多少人才啊……
　　 出了派出所，我和小于走在回旅馆的路上。
　　 习习的夜风吹来，我感到有了些许凉意，大街上行人渐少。忽然，前边传过来嘈杂声，我问从身边经过的人：“前边发生了什么事？”
　　 “城管人员把一辆三轮车掀翻了，还扣着了一个坐车的。”
　　 “为啥？”我问。
　　 “为啥？”这人反问道，“还讲为啥，有了点儿权力，瞎整呗。这帮败家玩意儿。”
　　 “可是，总得有个说辞吧？”
　　 “没有原因，就是这条街不让走，王八屁股生疮……烂规（龟）定（腚）。”
　　 “白天不让走倒有情可原，晚上走有啥关系，方便群众嘛。”我心里话。
　　 “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就知道了。”那人不知有啥急事，还是嫌我这人太啰嗦，急着赶路去了。
　　 我带着小于快步来到三轮车前，只见车子刚被人们掀过来，城管人员早已经走远了。蹬三轮的正在骂骂咧咧；我看到被扣压在车里的人胳膊划伤，正揉着头部，看她转过脸来，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啊，是她!
　　
　　 四雨夜
　　 原来是卖花生的小姑娘。
　　 小于说：“艾香玲，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这才知道在城南饭店被侮辱、卖花生又让人给没收、现在又被扣到车里的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叫艾香玲。我说：“你看，都快十点了，咋还在县城？”
　　 艾香玲说：“我刚才看了一个有病的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姐姐，因为晚了，想住在我老姑家，我坐三轮往回走的时候，就让人把车给掀翻了，今天真是倒霉透了。”
　　 我问：“伤得不要紧吧？”
　　 “还好，胳膊擦破了点皮，头被撞了一下，一直在疼。”
　　 “怎能如此野蛮执法。一定要严肃处理。”我对艾香玲说，“快去你姑家吧，路上注意安全。”
　　 星期一早晨，我和小于早早来到县委上班。因为与所有的人都不熟悉，我只是在县委大院转着，想着今天常委扩大会上的见面讲话。我想，头一次见面，只能礼节性的说几句，对于昨天的所见所闻要闭口不谈，以免引起参加者的反感；如果你将问题谈多了，他们就会认为对他们工作的否定。谈一下牛县给我的印象，谈一下与大家一块共事的缘分，再说一说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就够了。我正琢磨着，贺县长急忙地走过来，口气中心疼带着埋怨：“董书记，你可让我好找，手机打不通，把县城转了个遍，就是不见你的身影。你要有个闪失，让我怎么向组织交代？”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这不是很好吗。”贺县长告诉我，“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一到，咱们的见面会就开始。你的办公室早已收拾好了，走，咱们看看去。”按照规定，领导到一个新地方上任，都要上级组织部门领导带着赴任，因为哥哥星期六回家，已与市委组织部的刘副部长约好，星期一在牛县见面，哥哥让我看了刘副部长的照片，并介绍了他的具体情况。哥哥叮嘱我，遇有意想不到的情况要随机应变。我想，依我的聪明才智，会做到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的。说实话，我没参加过县一级的领导会议，心里有点紧张。但又想，我在电视剧、电影上看到过大领导开会的架式和场面，再加上我丰富的想象力，心里便有了底。
　　 八点半刚过，刘副部长在县委的主要领导陪同下，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和贺县长立刻站起来迎接他的到来。我说：“刘部长，路上还顺利吧，你辛苦了。”刘副部长上下打量着我，好象不认识我似的，我的心里一紧，心想，该不是啥地方露馅儿了吧。他说：“老兄，当书记了，怎么还换了行头。瞧这身打扮，简直是从庄稼地里走出的农民嘛。”
　　 我松了一口气，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嘛。”
　　 “这样更好，贴近百姓容易开展工作，也是我们农村干部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