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老师似乎永远是一个上气不接下气而且兴致勃勃的人，我发现我认识他完全出于无奈。当然，我这么说并不带有任何贬意，而且我也无意于拒绝他那么热衷的向我推销积压了半个多世纪的处世哲学。他很孤独。那些绝对正确的理论，在上次见面时他已经很策略的向我灌输过一次，然而注定在下次见面时还将被他热忱的再灌输一次。他谈到“宗祧承继”和武夷山乡风，多少带点儿残次的通俗文学的噱头；但他立即又谈到严峻的人生课题，使我大吃一惊。
　　 岑老师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我初次见到他，从气色上判断，他目前的生活显然不像他的年龄那么憔悴。他喝过几杯酒之后，脸上的轮廓开始模糊起来，一种内在的红光像成熟的番茄，从他蜡质的皮肤上嘹亮地泻下来。他的话音含混有趣，像牙牙学语的婴儿不知疲倦地叫着他的妈妈。铅山人谑称酒醉之人说话叫“打婺源腔（因为婺源话铅山人听不大懂）”，所以一旦岑老师在谁家吃醉了酒，必定全村人都知道岑老师在“打婺源腔”了。岑老师25岁时是南昌《国民日报》的副主笔，一名引人入胜的翩翩才子；如今是上古埠小学首屈一指、年高德劭的“教育之父”。不过他至今仍算是“民办教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一直未能转正。当年他一个落魄书生，被打入另册，发配上古埠来监督劳动，其失意和消沉是可以想见的。幸而山里人厚道，待他亲热，也还敬重，似乎他的老家原本就在这山里，现在不过是游子还乡罢了。他们让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对联来报答这份恩情。他的对联遍及山山岭岭、村村寨寨，几乎无一处没有岑老师那只薰足了香烟与墨汁的右指的气息。他的这种联坛擂主的权威地位，是用他三十年的辛酸生活奠定下来的，现在，没有人忍心去夺取他这最后的享受了；大年节下写春联请他自不必说，但凡当地一应婚丧礼俗，红白对联，也一律备上纸墨，虚席以待。人们乐意成全他，以满足他那日渐衰萎的虚荣心；似乎这整个世界中，惟有他岑老师的毛笔字才是无比重要的——因为这对于他，首先是一种享受，其次也是一个安慰。
　　 岑老师在含混不清的“婺源腔”中，时而引用一些措句精美的唐诗宋词，诸如“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等等，使人不能不坚信，他的一肚子学问，可不是做投机生意赚来的。他显然并不想卖弄什么，这可能只是一个习惯，一个优雅的习惯；因为卖弄的激情，在人到了这大把年纪的时候，早已经在年深月久的新陈代谢中慢慢的消散了……但他有一种得遇知音的喜悦，那是一种卖货的凑巧碰上了识货的而无话不谈的痛快。当然，起先他是十分谨慎的；往年长期养成的缄默，似乎本能地提醒他当心在生人面前的言多有失。幸而这份谨慎没有坚持多久，相互敬酒的融洽恢复了他的爽朗——或者说，他性情中较为本色的一面。
　　 他的那些对联，后来我都看过。他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古往今来数以千计的对联原料，像中药铺似的；只要顾客上门，他可以随意的撮出几撮，便成一味偏方。
　　 他拿出他年轻时写的一些诗稿，与我一同欣赏。说句不犯忌的话，老年岑老师倒真的有点倾慕少年岑老师的才气呢。他那份积攒多年然而毫无用场的阅历，在他的诗中很少有露骨的表现，而大多都是风景诗和应酬诗。
　　 岑老师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火田畈”，邻近信江；但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使两岸的地势高出水面很多，自古以来，这里一直就是个靠在水边而年年苦旱的奇怪地方。当地民谣说：“火田畈的禾，一亩割一箩；喜欢担就担，喜欢驮就驮。”还有说得更损的：“有姩莫嫁火田畈，三把禾梗弄餐饭，半夜起来还叫晏，跌倒人不要紧，遮莫打掉半甑饭。”……这些都是老话了。现在的火田畈早已今非昔比，开了渠，修了闸，不敢说旱涝保收，确也温饱有余了。只是岑老师打定主意，这辈子是不回故园去了。在他落难之时，山里人收留了他，现在一切遂心如意，为什么又要折腾呢？
　　 要认识武夷山，你必须先认识岑老师。通过他，你可以窥视武夷山的腹部，甚至腹部以下；那里才是问题的核心；似乎整个生命的焦点，都聚集在那里了。
　　 岑老师谈起对联，有着一种轰轰烈烈的自得。他说，“对联”乃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质，外国字没有哪一种是可以工整对仗的，独汉字可以；中国人五千年来的那一团和气，都可以从方方的汉字中嗅出来。他使你领悟到，在中国，尤其在山里，哪怕微末到一草一叶、一木一石，也仍可以吮吸到饱含其中的桃蜜似的诗情画意；而生活此中，人又怎么不显得滋润呢？
　　 他又借题发挥，谈到一些趣联。据说某地，从前有一不得意的秀才，50多岁了还没有功名，为人又迂阔，因而家徒四壁，光棍一条。偏是本邑有一首富，十分仰慕秀才的学问，愿以小女配嫁先生。这新妇二八娇娥，何尝不望自己也能有个郎才女貌，举案齐眉呢；无奈父命难违，怀着一肚子怨气，与老秀才拜堂成亲。新婚之夜，新妇独坐红罗帐中口吟一联，有意刁难秀才。她算计着，自己的这副绝对，一旦老家伙对不出来，也算丢了脸面；往后自己再寻隙闹事，也有足够的理由。她的上联是：
　　 “檀香床前站一白头老翁，老笃笃，笃笃老，呸，滚出去，今生休想！”
　　 谁料秀才的功课不中用，歪才倒有几分，张口接出下联：
　　 “绫罗帐里坐一红花少女，娇滴滴，滴滴娇，呀，抱过来，前世姻缘。”
　　 可怜这新妇木匠带枷，自作自受，一头钻进自己的圈套里，再也挣不出来了。——你想啊，前世的姻缘，呵呵，前世姻缘哉，你怎么能挣掉呢？于是听的人一齐嗬嗬大笑起来。
　　 岑老师每年为写对联至少要花去一百二十天的时间。而他的这种“不务正业”，不但得到小学校长的谅解，并且也得到所有乡、村百姓和干部们的认同。仿佛岑老师一旦不写对联，就不成其为岑老师了。岑老师在小学里教两个年级的课，但常常是别人代替他去上班；有时他酒喝多了，一路摇摇晃晃的回小学去，干部或老师遇见，总要问：“吃饭哉？”或是：“今朝在哪一家？”山里人的厚道，体现在一种浓郁的人情味中；仿佛大家都是一家子人，天天在一起操持着柴米油盐，乐乐呵呵的居家过日子。
　　 离开武夷山前两天，我去向岑老师告别。我们在一起喝了一餐酒。因为时间仓促，菜肴显得简单而爽口。他弄来几只冬笋，割了一团肉，烧成笋菇肉片；临时又剥了几只柚子和桔，凑合着算菜。他显得有些伤感，为着这短暂的友谊和不可避免的离别而预支离愁别恨了。
　　 而他一向是，就这么说吧，活得比较洒脱的。世俗中的纠纷已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打动他了……也许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一晚，他向我说起了他早年改嫁的妻子，失散多年的儿女，以及自己的一颗孤独而伤感的心。他在言语中不可救药的流露出大量悲天悯人之情，酒也喝得较往常为多。他握住我的手说：“到家后多来信……”接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困惑的“婺源腔”。而我在离开武夷山之后，便与他断了音讯；几年来，我的生活相当动荡，我一直在为衣食奔波，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兴致再去和一位遗世独立的隐士讨论“中国对联”呢？但我想，将来若有机会，我必会去山中看他的,只不知那时候他还健在否？